夜书房 初集

胡洪侠，生于1963年，长于河北衡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迄今工作于深圳报业集团，现任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著有《书情书色》《非日记》《书中日月长》《对照记@1963》系列（与台湾杨照、香港马家辉合著）等，编有《旧时月色》《董桥七十》等。

本书是作者在报纸专栏及网络博客的连载文章，内容多为作者的读书偶记以及交友趣事，作者说自己的书房属于黑夜，故名夜书房。通过这些随笔文章，作者向读者展示了古今中外的书中趣事，也写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为什么是“夜书房”

谢谢你的电话。你问我的专栏名字为什么叫“夜书房”，是否有什么含义？实话说，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临时乱取的一个名字而已。当然，“书房”前偏偏加一个“夜”字，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正好有一篇原来写好但未及见报的文字，引一段在这里，聊作答复：

我的书房是属于黑夜的。它像一处只在黑夜里开放的禁地，里面正连载一篇随笔体的今天和明天情节互不连贯的故事。它还像一个舞台，很多时候都是上演夜场戏，戏中的角色和传奇五花八门，古今中外，无奇不有，而我就是这场戏的导演。有趣的是，书房里的戏不是起始于幕布拉开，而是开场于窗帘拉上。

叶灵凤就曾这样写过。他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这一刻，我坐在我的书房里，禁不住抬头看了看我书房的窗户。我当然看不见窗户，因为窗帘早已拉上了。我于是想到对于读书人而言，书房的窗帘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道闸门。拉开窗帘，你就必须往前走，走向别人，走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规范，出门前弯腰系鞋带，正仿佛安顿好脚上的镣铐。回到书房，窗帘一拉上，你就自由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自由，不过是随心所欲想些事情。这自由有点儿像许愿已久而总是无法读完的名著，到了晚上，才有心情掀开封面，翻到自己喜欢的章节，读上几页。当然也读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朦朦胧胧的断章，飘飘忽忽的碎片。

在书房里想过去是容易的，也是充满趣味的。你的眼睛只需像探照灯一样在一个个书架一排排书籍上扫过，说不清在哪一格的哪一本书的书脊上，你过去的一段时光就被照亮了。

我得理直气壮地承认，很多书我没好好读过。一定要读吗？你曾在某个时间喜欢它们，你把它们带回家，也就把你的一件旧情、一桩往事、一缕心绪夹在书页里带了回来。看它们一眼，你不就想起小城的春秋、校园的徘徊和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的炎热吗？流失的岁月正是你藏书的书签，找到书签，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曾在什么地方停靠过。这就够了。

萧伯纳的“恶毒”

我有点羡慕香港诗人兼翻译家黄灿然了，因为他在《信报》写文章说，有几天他吃早餐和夜宵时，饭桌上摆着一本好玩的书People on People: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iographical Quotations，他翻译成《臧否人物：牛津引语实录词典》。书中所收，都是名人评论另外名人的话。说评论有点太客气了，该是讥讽、嘲笑、调侃，只是话都说得漂亮，连尖酸刻薄都充满智慧，远不是街头泼妇骂街式的胡闹。

黄灿然先引了施瓦辛格与批评家克利夫·詹姆斯的一个回合。施瓦辛格说自己：“谁也无法描述我。所以别白费心机。有人想解释我，但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自己呢。”詹姆斯却知难而上：“他（施瓦辛格）看上去就像一个塞满胡桃的褐色避孕套。”呵呵，就这么好玩。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写评论、写小册子、写剧本，惯用尖刻、锐利的路子，不惜走，有“语不伤人死不休”的风格。《臧否人物》中引了他一句话，黄灿然评价为“一语伤三人，够恶毒”。萧伯纳说：“当我拿自己的思想来度量莎士比亚的思想，我发现除了荷马之外，没有一个著名作家像他那样令我如此彻底鄙视，哪怕是我所鄙视的司格特爵士也比不上。”

这反而激起我对萧伯纳的兴趣，之前我是不怎么读他的书的。在书房里找出一本《萧伯纳与爱伦·泰瑞情书》，翻了翻，发现他不管写什么文字，笔下总不留情，一味图自己痛快。他喜欢用对比的句式，说一些读起来过瘾却无法证明准确与否的话。他一度欣赏英国著名演员亨利·欧文，希望他砸烂传统戏剧，走易卜生倡导的新戏剧道路。可是他认为欧文竟然回到了老路上，于是评价说：“在公众眼中，他从未向后看。但在我的眼中，他从未向前看。”欧文聘请了萧伯纳一度深爱却没怎么见过面的女演员爱伦·泰瑞出任女主角，萧伯纳说了句好话，却怎么听怎么别扭。他说：“这是他（欧文）次，同时也是后一次明智的举措。”泰瑞在萧伯纳的鼓动下离开了欧文的兰心剧院，他高兴了：“她的离去与其说是后一次为他效劳，不如说是次为自己负责。”

骂人者亦被骂。萧伯纳口无遮拦，“一语伤三人”，惹恼了别人，热闹了众口。一干名人又怎么回击萧伯纳？多亏黄灿然将收入《臧否人物》中的这些妙语译了出来，我们可以体会洋名人之间是如何“相轻”的。（黄灿然文章见2005 年8 月27 日《信报》文化版）

奥威尔说：“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所有攻击的基础，实际是这样一个指控（当然，这指控属实），即莎士比亚不是一位开明的费边社成员。”这是拐着弯讥讽萧伯纳的费边社成员身份了。费边社是英国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创立于1883 年。这个组织提倡温和的社会主义，要求社员逐渐渗入保守党和自由党，避免采取激进措施。萧伯纳1884 年加入，迅速成为中坚分子。他很看重自己这一身份。他和女演员爱伦·泰瑞有过一场持续几年的纸上恋爱：经常通信，不常见面。他们的住所相隔不过20 分钟路程。可是萧伯纳认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她身处落后一个世纪的剧院里，而我则身处先进一百年的政治团体（费边社）中。”难怪奥威尔要郑重其事地拿费边社说事。

奥威尔的话还算温和。另一位作家维维安·莱赫就开始出花样了：“萧伯纳像一列火车，你读他的作品只是坐在原位上讲话。但读莎士比亚就像在海里洗澡——你想游到哪里都行。”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就说得俏皮多了：“萧伯纳让我高兴，他真是令人敬畏。他能打击我的敌人，还有我所爱戴的人的敌人，而我永远做不到。”

同样以尖酸刻薄著称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对萧伯纳有一句极挖苦的话，是“以毒攻毒”的范例。他说：“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而他的朋友没有一个喜欢他。”

另有一位戏剧评论家也加入了讥讽萧伯纳的阵营：“看罢萧伯纳的戏，我们才知道，为了他的序言，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文人学人相轻互骂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几乎是不用苦学即能熟练掌握的本领，可是，辩论也罢，讥讽也罢，话要说得漂亮，说得有趣，说得有智慧，就不太容易了。我们也经常见周围的文人们争论问题，他们争着争着就开始人身攻击了。人身攻击多容易啊，可见越是容易做到的事越不好玩儿。

胡洪侠爱书成痴，而且痴之有道。他的“道”是随时念念不忘与书相关的大大小小故事，随时萃取其中*有趣或*有意义的，以口、以笔抒发流传。说“随时”，确有其证，那就是这本《夜书房》初集中所收文章，具备了高度机动的即兴风格，像是信手拈来，虽短小却必定精道，不是日日深浸书中之人，孰能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