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青少版。被收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称“从中获得很多鼓励”）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初，她只是为自己而写。后来在1944年的一天，荷兰流亡政府的一名成员——戈利特·博克斯坦，在从伦敦发出的广播中宣布，战争结束后，他希望能收集见证德国占领下荷兰人民苦难的材料，使这些材料可以被大众所看到，还特别提到信件和日记作为例子。

受这次讲话的启发，安妮·弗兰克决定战争结束后，她将出版一本以自己日记为基础的书。她开始改写并校对她的日记，对文章进行了改进，删去那些她认为不够精彩的段落，并根据回忆加入其他人的一些故事。与此同时，她继续写初始日记。学术著作《安妮·弗兰克日记：评述版》（1989），把安妮初未经修改的日记称为A版，以区别于她修改过的第二本日记，即我们所知的B版。

安妮后一次日记写于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八名藏匿中的犹太人被逮捕。米普·吉斯和贝普·沃斯库吉尔这两名大楼工作人员发现安妮的日记散落在地上，为安全起见，米普·吉斯将这些日记塞进一个桌子的抽屉里。战争结束后，她确证了安妮已经去世，便把这些无人读过的日记交给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

经再三考虑，奥托·弗兰克决定圆女儿出版日记的愿望。他从A版和B版中挑选出一些材料，编成一个较短的版本，后来被称为C版，即全世界读者所知道的《一位少女的日记》。

在挑选的过程中，奥托·弗兰克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力求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书的篇幅要短，这样才适合在荷兰出版社的系列丛书中出版。其次，安妮有关性的一些段落被删节了，在1947年日记初版时，大胆地描写性并不常见，在写给年轻人的书中更不可能出现。另外，出于对死者的敬意，奥托·弗兰克也删节了一些对他妻子和后屋其他成员的冷语。安妮·弗兰克从十三岁开始写日记起，到十五岁不得不搁笔为止，毫无保留地记录下她的喜好和嫌恶。

1980年奥托·弗兰克去世时，留下遗言将女儿的手稿赠予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由于从日记出版之日起，它的真实性就遭到质疑，所以战争文献资料馆进行了彻底调查。终，日记确证无疑纯属真实的时候，连同一份详尽调查结果即被整本出版。《评述版》不仅包含有A、B、C三个版本，还附有弗兰克家的背景资料、有关被捕和发配的情况、安妮笔记的检验、所用得到的文献资料等。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奥托·弗兰克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了他女儿的著作权，后来决定为广大读者出版一个新的扩展版本。新版本绝不可能影响到由奥托·弗兰克所编辑的旧版本的真实性，因为旧版本已经把日记及它所涵盖的信息传播给了上百万人。编撰扩展版的任务交给了同是作家和翻译家的米莉亚姆·普雷斯勒（Mirjam Pressler）。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资助的米莉亚姆·普雷斯勒终版，包含近百分之三十的新内容，将会让读者更敏锐地洞见安妮的内心世界。

1998年出现了过去不为人知的日记原稿。现在，经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允许，一篇署期为1944年2月8日的长段文章将添加到已出版的日记中。1942年6月20日记录的简短日记这里未作改动，因为日记已包含一个更加详细的文本。此外，依照发现，1942年11月7日的日记被改到1943年10月30日中。更多信息请读者参阅修订版《评述版》。

在写B版本的时候，安妮为她书中出现的人物起了假名。初她想称自己为安妮·奥利斯，后来又想改为安妮·罗宾。奥托·弗兰克选择用真实的名字称自己的家人，其他人则遵从安妮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帮助后屋成员的人现在已众所周知。在本版本中，帮助者将采用真名，因为他们理应如此。其他人的名字均采用《评述版》中的假名。对于那些希望保密身份的人，战争文献资料馆随意选用了字头缩写。

后屋其他藏匿者的真实姓名如下：

范·佩尔斯家（来自德国奥斯纳布吕克）

奥古斯特·范·佩尔斯（生于1900年9月9日）

赫尔曼·范·佩尔斯（生于1898年3月31日）

彼得·范·佩尔斯（生于1926年11月8日）

安妮在她的手稿中称之为：佩特罗内拉、汉斯和阿尔弗雷德·范·丹；而在书中称之为：佩特罗内拉、赫尔曼和彼得·范·丹。

弗里兹·普费弗尔（生于1889年4月30日，德国基森）

安妮在手稿及书中都称为：阿尔贝特·杜赛尔。

读者应该清楚，此版本大多依据安妮将近十五岁时所作的B版日记。安妮偶尔会回顾评注她早期完成的一些段落。这些评注在此版本中被一一抄录。当然，我们对安妮的拼写和语法错误都做了改正。另外，文章基本保持原样，因为在一份历史材料上试图做出任何编辑和阐述都是欠妥的。

朱碧恒

《安妮日记》是德国籍犹太少女安妮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本日记。赫本，肯尼迪，曼德拉等人都曾被它感动和震撼，人们谈到犹太人的历史，就会谈到大屠杀，就会谈到安妮。战争下的人民是苦难的，战争下的少女又是如何应对苦难的？和平年代需要这种烽火后的追忆。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德国犹太少女。13岁时为躲避纳粹迫害，随家人藏匿于密室之中长达25个月，1944年8月因人告密而被抓捕关进集中营，在次年爆发的伤寒疫情中年轻的生命就此凋零。当历史的硝烟退散，密室成员中的生还者安妮的爸爸，按照安妮生前的愿望将日记整理出版，发出犹太人的呼声。安妮于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影响力的100个人”。

【译者简介】

朱碧恒，194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副教授，翻译家郑克鲁之妻。曾翻译过诸多有关青少年成长的外国名著，译文风格深受读者好评，语言亲切自然，文字心态更加贴近读者。

译著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秘密花园》《气球上的五星期》等，主编《欧·亨利短篇小说欣赏》，参加编写《外国文学史》。

《安妮日记》是德国籍犹太少女安妮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本日记。赫本，肯尼迪，曼德拉等人都曾被它感动和震撼，人们谈到犹太人的历史，就会谈到大屠杀，就会谈到安妮。战争下的人民是苦难的，战争下的少女又是如何应对苦难的？和平年代需要这种烽火后的追忆。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德国犹太少女。13岁时为躲避纳粹迫害，随家人藏匿于密室之中长达25个月，1944年8月因人告密而被抓捕关进集中营，在次年爆发的伤寒疫情中年轻的生命就此凋零。当历史的硝烟退散，密室成员中的生还者安妮的爸爸，按照安妮生前的愿望将日记整理出版，发出犹太人的呼声。安妮于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影响力的100个人”。

【译者简介】

朱碧恒，194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副教授，翻译家郑克鲁之妻。曾翻译过诸多有关青少年成长的外国名著，译文风格深受读者好评，语言亲切自然，文字心态更加贴近读者。

译著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秘密花园》《气球上的五星期》等，主编《欧·亨利短篇小说欣赏》，参加编写《外国文学史》。

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希望我可以完全信赖你，以前我从没有信赖过谁。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巨大支柱和安慰。

1942年9月28日（评注）

迄今你确是我的慰藉之源，所以吉蒂，我现在经常动笔。用这种写日记的方式会更好些。如今我迫不及待地在你这儿涂写东西。

啊，把你带来我真高兴！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我将从得到你的那一刻开始记起，那时我看到你和我的其他生日礼物一起摆在桌上。（买你的时候我也在场，但那不算。）

6月12日，星期五，我六点钟就醒了，不足为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不过我当然不能马上起床，所以我必须抑制我的好奇心直到差一刻七点。那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便跑到餐厅，在那儿我的猫咪莫奇蹭着我的腿表示热烈欢迎。

一过七点我就跑去看爸爸妈妈，然后到客厅打开我的礼物。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你，大概是我好的礼物了。然后桌上还有一束玫瑰，几朵芍药和一盆植物，更多礼物将会在白天送到。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件蓝色衬衫、一盘棋、一瓶在我看来尝着像葡萄酒的葡萄汁（葡萄酒说到底也是用葡萄做成的）、一副拼图游戏、一瓶润肤霜、二点五荷兰盾和两本书的礼券。我还得到了一本《暗箱》（但是玛戈特已经有这本书了，于是我用它换了别的），一盘自制曲奇（当然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已经成为烤曲奇的能手了），很多糖果和妈妈做的草莓馅饼。还有来自奶奶的一封信，来得正是时候，不过肯定仅仅是一种巧合。

后来汉尼莉来找我，我们去了学校。在休息时间，我请老师和同学们吃曲奇饼干，之后我们不得不继续学习。我到五点钟才回家，因为我和其他同学去了体育馆。（我不能参加体育运动，因为我的肩膀和髋骨容易脱臼。）由于我过生日，就由我来选择同学们玩哪项运动，我选了排球。之后，他们把我围成一圈唱生日歌。我回到家的时候，桑妮·雷德曼已经到了。伊尔丝·瓦格纳、汉尼莉·哥斯拉和雅克琳娜·范·马森在体育课后同我一道回来，因为我们在一个班。汉尼莉和桑妮曾是我好的朋友。人们见了我们三个总是说：“安妮、汉妮、桑妮来了。”我上犹太中学的时候才认识了雅克琳娜·范·马森，现在，她是我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尼莉好的朋友，桑妮去了另一所学校，在那里有她自己的朋友。

他们送给我一本很美的书，约瑟夫·科恩的《荷兰故事与传奇》，但是错给了我第二册，于是我用其他两册换了册。爱莲娜姨妈给我买了一副拼图游戏，斯蒂芬妮姨妈送给我一枚漂亮的胸针，蕾妮姨妈送了我一本恐怖小说：《黛西的山间度假》。

今天早上躺在浴池中，我想如果有一条像任丁丁一样的狗该有多好啊。我也会叫它任丁丁，把它带到学校，让它待在门房，或天气好的时候放在自行车架边上。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像我这样的人写日记真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不仅因为我未曾这样做过，还因为在我看来，以后，无论我或别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真心告白感兴趣。然而，那有什么关系？我想写，而且更甚于此，我想说出深埋在心里的各种事情。

“纸比人有耐心”。在某个有些伤感的日子，我手托下巴坐着，感到超级无聊又无精打采，以至不能决定是外出还是待在家里，后还是待在原地沉思。此时我想到这句话。不错，纸确实更有耐心。我不打算把这个被尊封为“日记”的硬皮笔记本给任何人看，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不然可能没有人会在乎。

现在又回到了促使我写日记的首要问题上：我没有朋友。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感到她在这世界上非常孤独。当然事实却也并非如此。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约三十个我会称之为朋友的人。我有成串的爱慕者，他们爱慕的眼光不能离开我的面容，有时甚至借助一面破镜子努力在班上偷窥我。我有一个家族，有亲切的阿姨们、姑姑们，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是啊，表面看来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和朋友在一起时所想的就是怎样玩得开心。除了一些日常话题之外就别无其他可谈。我们似乎不能更亲近一点儿，这就是问题所在。也许是我的原因使我们不能彼此信任。但不管怎样，这就是事实，不幸的是，这不大可能改变。这就是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

为了增强这位我期待已久的朋友的形象魅力，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中记下一些枯燥的事件，而是想让日记本身成为我的朋友，我将称她为吉蒂。

如果我突然开始，没有人会理解我给吉蒂讲的故事，所以，尽管不情愿，我还是会简单描述一下我的生活。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可亲的父亲，他在娶我母亲时三十六岁，母亲当时二十五岁。姐姐玛戈特于1926年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随后我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一直待到四岁。由于我们是犹太人，爸爸于1933年移居荷兰。他成为当时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总经理。我的母亲，伊迪丝·荷兰德·弗兰克，9月份随父亲去了荷兰，我和玛戈特被送到亚琛与外婆同住。玛戈特11月到了荷兰，我次年2月抵达。当时我作为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突然被摆在了桌子上。

不久我进了蒙台梭利幼儿园。我在那儿一直待到六岁，然后上了一年级。六年级时候的老师是校长库佩鲁太太。在学年结束时，我们都泪流满面，真是一场心碎的离别。因为我要上玛戈特所在的那所犹太中学了。

我们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因为留在德国的亲戚在希特勒的反犹法律下受苦受难。1938年大屠杀过后，我的两个舅舅逃离德国，在北美找到了安身之处。年迈的外婆与我们相聚，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之后，好日子寥寥无几。先是战争，随后是荷兰投降，德国人接踵而至，此时正是我们这些犹太人麻烦的开始。我们的自由受到一系列反犹法令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枚黄星；犹太人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犹太人不能开车，即使是自己的也不行；犹太人只允许在下午三到五点购物；犹太人只能光顾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之后到早上六点之前不能在大街上行走；犹太人不能逛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能进入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和其他运动场地；犹太人不能划船；犹太人不能参加任何一项公共体育运动；晚上八点之后犹太人不能坐在自家或朋友家的花园里；犹太人不准拜访基督教徒；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但生活依旧。雅克琳娜常常对我说：“我不敢做任何事了，因为我怕那些可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夏天，外婆生病要做手术，我的生日没有庆祝。1940年夏天，我的生日也没怎么过，因为荷兰的战争刚结束。外婆于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频繁地想她，我也依然很爱她。1942年的这个生日是为了弥补其他的生日，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了。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这样就到了如今的这一天——1942年6月20日，我的日记正式贡献价值之日。

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

                                   ——美国前总统 约翰•肯尼迪

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苏联作家 伊利亚•爱伦堡

日记内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呈现出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美国诗人 约翰•贝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