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路同行——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30周年文集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上海翻译家协会（以下简称“译协”）于1986年应运而生。2016年我们喜迎上海翻译家协会30周年华诞。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联的正确领导下，译协经历了从创建、成长直至今日的而立之年的发展历程，在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力作问世、翻译理论研究和对外交流等方面成绩傲人，造就了一大批翻译家和精英。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译协领导决定为庆祝协会成立30周年，以“译路同行”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为协会30年的风雨兼程留下历史的佐证。征稿启事一经刊登就获得广大会员的热烈响应，稿件纷至沓来。应征稿件对译协30年的发展历程作了深情回顾，内容精彩纷呈，涵盖了协会的历史事件、重大活动的难忘经历、对老一辈翻译家的专访和珍贵回忆、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的感悟和对协会未来的憧憬等。每篇征文的字字句句、点点滴滴都是广大会员对上海翻译家协会、对德高望重的前辈翻译大家真挚感情的流露，读后令我倍感亲切。
译路同行，前程似锦。许多撰稿的会员深情回顾译协初创时的筚路蓝缕和译协30年的发展历程，他们把个人的翻译生涯和译协的发展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们把译协比作为自己的文学翻译之家，在那里能经常和译界前辈及同仁们切磋和交流，聆听前辈翻译大家的感悟和心得，受益匪浅。他们写道：“加入了协会我感到如鱼得水”、“进入译协，我的翻译爱好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感谢译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翻译的温馨家园”。稿件还展望译协发展的美好未来，祝愿协会这个大家庭“与时俱进”，越来越兴旺发达。
饮水思源，感恩图报。在译协30年华诞之际，广大会员在征文中不忘感谢译界前辈对协会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上海历来是我国文化重地，是文学翻译的聚居地，翻译人才辈出，曾经占据全国文学翻译的半壁江山。1986年3月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草婴先生向上海市领导进言成立上海翻译家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协会成立之初举步维艰。草婴先生、另一位会长夏仲翼先生和驻会干部带领全体会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为译协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德高望重的译界前辈为协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提升了上海翻译家协会的学术声誉和社会知名度，如中国负盛名的外国诗歌翻译家薛范先生，另一位从俄文原版直接翻译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翻译家，重度残疾人——被誉为“中国保尔”的王志冲先生，他虽已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的任溶溶先生，著名的德语诗歌翻译家、为德国文学译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钱春绮先生等。他们都是我国翻译界的楷模。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些译界前辈为译协的发展、为中国文学翻译的繁荣和兴旺所付出的一切。
殷切期望，后继有人。瞬息间，30年过去了。译协的一些资深翻译家已过耄耋之年。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依然精神矍铄，利用自己多年翻译生涯所积累的学识趁精力尚可之时，尽可能做点工作是他们的心愿，但文学翻译后继乏人的局面令人担忧。他们在征文中寄语中青年译者“我们这一代翻译工作者年事已高了，寄希望于后人”，他们还谆谆嘱咐中青年译者“我们翻译工作者的任务非常艰巨。世界上有许多经典作品，还有许多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它们都需要翻译过来，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任务。”寥寥数语表达了德高望重的翻译前辈对中青年译者的殷切期望，读后催人奋进。
专访回忆、学术研讨。“译路同行”——译协30周年征文的另一个亮点是对老一辈中外翻译家专访的珍贵回忆。草婴、方平、娄自良、薛范、黄志冲、钱春绮等著名翻译家在接受专访时畅谈了对翻译理念的真知灼见和在各自领域内的翻译体会。它们提出“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要有益于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明天”并结合实例阐述如何使翻译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这对广大翻译工作者有很大的启迪。访谈中这些将文学翻译视作为生命的翻译大家都希望新一代的文学翻译成就和翻译水准都能有实质性的超越。多年过去了，前辈翻译家的这些言谈仍言犹在耳，并将永远激励广大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奋发前进，攀登新的翻译高峰。
30年过去了，上海翻译家协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居功自傲。祝贺“译路同行”为主题的征文将陪伴译协进入第二个30年。祝愿上海翻译家协会在第二个30年中承古开新，薪火相传，立足上海，服务全国，为繁荣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为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30周年征文集，由60余位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工作者共同执笔。他们的深情回忆，将个人的翻译生涯与译协30年的发展历程相结合，记录了译协发展各阶段的重大事件与活动，对老一辈翻译家的专访与追忆，更有对翻译实践的感悟及对协会未来的憧憬，称得上是对海上译坛成果与译家风貌的一次巡礼。

本书由上海翻译家协会编。作者包括任溶溶、冯春、潘庆舲、周克希、王志冲、袁筱一、戴从容、朱振武、云也退、黄昱宁等。

本书为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30周年征文集，由60余位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工作者共同执笔。他们的深情回忆，将个人的翻译生涯与译协30年的发展历程相结合，记录了译协发展各阶段的重大事件与活动，对老一辈翻译家的专访与追忆，更有对翻译实践的感悟及对协会未来的憧憬，称得上是对海上译坛成果与译家风貌的一次巡礼。

本书由上海翻译家协会编。作者包括任溶溶、冯春、潘庆舲、周克希、王志冲、袁筱一、戴从容、朱振武、云也退、黄昱宁等。

舍命陪君子

云也退

《圣经•旧约》里，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亚伯拉罕站在他的面前，问：“如果城里有五十个无辜的人，你也会毁灭城市吗？”
上帝说，如果有五十个无辜者，他就放过城市。亚伯拉罕又问：“如果无辜者的人数不巧少了五人呢？”上帝答应如果有四十五人，他也不毁城。亚伯拉罕继续替人们求告，后这个数字减少到了十人：“为了那十人，我就不毁城”，上帝许诺完这句，赶紧走了。
这个故事后来衍伸成著名的“好人论”：一个社会还有一个好人，它就不该被毁掉。在翻译家协会待了这几年，我觉得协会肯定要万古长青，因为这里，举目皆君子。
我个认识的君子是法语翻译家唐老师，唐祖论，我是拿着一本旧书《藐视道德的人：纪德作品选》去找他的，唐老译的纪德曾引我登入法国文学之门。那段时间，唐老还刚刚出版了和钱春绮老合作翻译的《瓦雷里散文选》。就在他家简单的客厅里，我蹲在他的沙发扶手边，听他说他为什么要翻译瓦雷里。时值炎夏，我流的汗都洇了地砖。
蹲着是必需的礼仪。一本书，一般而言，再怎么厚也是小小的，低调的，而译界的老前辈们又个个谦抑到了尘埃里，半点恭维话都能让他们摇头叹息。蹲着看他们翻开自己翻译的书，是我特别享受的一种仪式；你若见过蜂鸟怎样采蜜，怎样极速振翅，怎样稍稍仰头，怎样用吸喙汲取花的精华而不触动花的其余部分，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每种受益于人，都有相应的受益之礼。
唐老是君子，很厚道，很本分，他说过翻译《巴黎圣母院》译本时的艰辛：五百格一页的稿纸，又是写又是改，完了是誊抄。老辈做翻译做得久的人，往往得有贤内助，所以夫妇感情也十分深厚。文学润人的心性，翻译文学，似乎尤其如此，因为做翻译的人是在读别人的故事，听别人的情怀，拉上配偶一道，累归累，是美事一桩。唐老有贤内助，在吴钧陶吴老家，在徐和瑾徐老家，在马振骋马老家，我都见到了这种默契的组合。去访问钱老时，钱老说：“我老伴去世了，我很难过”，又真诚又淡然。
君子们或会无趣，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比较单一，若到了老境，说的话也会翻来覆去。然而，我的体会是，跟老前辈或不那么老的前辈们交往，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在于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的是舒服，是一种心灵的按摩服务，来自一些勤奋地做了很多事，却一直没多少需求的人——他们数量很少，而我遇上很多。
世人崇拜的楷模，大抵这么几类：天资很高而后天有成的；天资较高，经过努力而后天有成的；天资不高，经过百般努力而终于有成的；或者，明明很有成，对外却很低调的。一句话，必须“有成”。但是，翻译家算什么呢？你出一本译作，能称“有成”吗？世人不会去把翻译家视为楷模的，因为没有励志效应，就算如吴钧陶吴老这样的，肢体不济，全靠后天发愤学习英文来译书的，一般人恐也会摇头：花那么大精力学了外语，又何必还枯守书斋爬格子。
所以世人不识君子，不知君子的智慧：不期待，就不会有失落；坦然地不求闻达，是需要修来的福分，也许，得修不止一代人。
与君子一席谈后，我不会激动得想去创业，不是当场递名片拜师，甚至也不是约了下次再叙——与君子一席谈的结果，是我记住了他，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我离开，但不必“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一想到可能是永诀而伤心不已——我可以永远不再见他，见了面也不过是点头示好。然而我知道，我和他同时生活在一片天之下，我和一位君子比邻。
仅此可矣。愿舍命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