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

中译本旧序
万俊人
桑德尔教授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较为熟悉的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之一。近年来，他在哈佛开设的面向全球网络开放的“公正”课程已使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从大学校园到知识社会迅速扩大。2010 年春，他应邀来复旦演讲，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邓院长正来兄让我为之点评。我清晰地记得，几百个座位的学术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报告厅外面的人甚至两倍于里面的人，桑德尔和我差点儿挤不上讲台。2011 年初夏，桑德尔因其新著《公正》的出版再次来北京演讲。他在清华的首次演讲非常轰动，在我们没有做任何校外广告的情况下，800 座的大报告厅挤了1 000 多人，外面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强行关门而不得入内——我至今仍为当时不得不采取的下策而深感愧疚，那些被挡在报告厅外面的绝大多数是清华的学生！随行而来的桑德尔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目睹此情此景，惊讶不已。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形只有在2000 年我主持哈贝马斯先生在清华的演讲时曾经有过，足见桑德尔教授如今在中国大学中的学术魅力。据说，两天后在复旦的演讲同样如斯，以至于桑德尔离开上海返回波士顿前情不自禁地给我发来邮件称：“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全世界需要谈论正义和道德的国家了！”
是的，尊敬的桑德尔先生的直觉判断是完全准确的！无论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表象，还是眼下中国人的精神心理，吁求社会正义和道德伦理的强烈程度确乎前所少见。我这样说，并非为了反证什么，而只是想强调社会正义和道德伦理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我在一些演讲中将这种紧迫性称为“道德紧急状况”（the moral emergency），而且我认为，导致这种“道德紧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当下的中国仍处于加速转型的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有时候，我也把这种社会加速转型比喻为“火车加速拐弯”。
显然，常识告诉我们的真理是，火车拐弯因离心力突增而必须减速慢行，否则就会增加不安全的风险。可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来说，历史的经验和各种社会条件似乎都在促使我们不断冒犯这一真理。鸦片战争以来，更远一些说，晚清以降，中国这个自汉唐直至明清绵延近2 000 年的古老东方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以一种罕见的逆向加速度迅速地衰败了。这种特别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郁积的历史情结，使得从近代文化革命的先驱到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急赶直追、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社会重建意识和理想信念。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理想终于可以付诸社会的集中行动，也的确创造过连续高速发展的社会奇迹。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更是创造了30 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社会加速转型或者火车加速拐弯成为神奇的、成功的社会发展现实。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课题是：如何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社会加速转型之中和之后的社会发展问题？由此引申的问题有很多，诸如，如何在降低社会风险代价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或者，社会为谁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社会的公共问题，正如我们的社会加速转型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不断趋于公共化的结构性转型一样。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是哈贝马斯先生早提出并给予公共哲学分析的，这一理论范式及其分析也构成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哈贝马斯的社会结构之公共化转型理论没有充分关注类似当代中国社会这样的加速转型问题。社会的加速转型如同火车的加速拐弯一样，所带来的高度的社会发展风险构成了社会公共话题中为凸显而急迫的话语领域，甚至构成了公共话语的主要焦点，其核心内涵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秩序稳定和团结和谐等全局性的政治伦理问题。加速转型的社会常常是以效率优先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因而常常不得不付出超额的发展代价，例如，“GDP 主义”盛行，“基尼系数”快速增大，社会公平正义状况下滑，社会秩序稳定难度增加，生态环境成本急剧加大，社会心理或集体无意识陷入急躁冒进期而难以自拔，社会道德文化成本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往往是一般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的。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表明，社会公共领域正在急剧扩张，社会的公共话题及其争议正在急剧加大，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问题研究或回应的社会理论负担自然也在急剧加重。基于这一判断，我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便不断呼吁政治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伦理和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近20 年过去了，这一呼吁已然产生了较强的呼应，政治哲学、社会公共管理、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已蔚然成势，方兴未艾。据此，我们可以说，此时翻译出版桑德尔教授的《公共哲学》一书可谓恰逢其时。
公共哲学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优势传统，从“古希腊三大哲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近代启蒙思想家，一直到当代欧美哲学界的诸多名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诺齐克、桑德尔，都是这一传统的缔造者、传承者和弘扬者。当然，直接以“公共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西方学者并不多，一般还是将之置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学”或“社会（批判）理论”的范畴。就我有限的阅读所知，20 世纪前期有过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当代则是迈克尔·桑德尔的这本《公共哲学》。至于桑德尔为何启用不太常用的“公共哲学”而非他惯用的“政治哲学”来命名这部新著，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本人，答复是：这部新著主要是他近年来有关社会公共问题或议题的讨论，侧重点不在理论，而在这些被讨论的公共问题或议题本身，所以用“公共哲学”可能比诸如“政治哲学”之类的书名更为贴切。
哈贝马斯说得对，现代社会的公共问题或议题适合以公共论坛的方式，开放地面向公共社会，俾使其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公共讨论，达成尽可能多的公共认同，从而获得尽可能充分的社会公共实践。我想，桑德尔也会大体同意这一主张的。但他的公共哲学显然与哈贝马斯的公共论坛主张没有直接的关联，相反，即便是本书所讨论的诸种公共问题或议题，仍然是从他一贯主张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立场出发来讨论的。全书总体上属于专题文集的性质，除了少数篇章是讨论一些热门的政治哲学议题之外，多数是从现实的社会热点问题出发，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讨论策略，却又将这些实际话题的讨论始终置于其已然确立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之内，反复分析，反复掂量，反复诊断。读者可以看到，有关同性恋、干细胞移植、辅助自杀、自然灾害、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等当代社会热点问题，这部篇幅并不宏大的专题论集都娓娓道来，且多有做独到的见解。因此可以说，该书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关注当代现实问题是非常及时、极其有助益的。虽然一般译著的序总要或多或少地担负起“导语”或内容简介的责任，但本序不想这样做，的原因也正在于：面对是书所讨论的社会公共问题，乃至面对一切现代公共社会的议题，我们好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答权利留给读者自己，以尽可能避免因序者或作者的既定见解而影响读者自己的独立分析和判断。
匆忙之中，急述如上。
辛卯年（2011 年）仲夏夜急就于京郊悠斋

《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集结了桑德尔早年有关“公共哲学”的珍贵论述，主要探讨了政治生活、哲学思潮、共同体、道德等公共哲学的核心问题。全书分三部分，回顾了美国从托马斯·杰斐逊以来的政治传统和争论，论述了自由主义是怎样丧失其道德与公民言论的，探讨了州营彩票、名人隐私、平权行动、辅助自杀、堕胎、干细胞研究、排污权、总统撒谎等时事热点的道德与政治问题，评论了哈特曼、杜威、罗尔斯等思想家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乔治城大学教授迪欧尼（E.J.Dionee Jr）曾说：“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只要你读过迈克尔·桑德尔这本《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都会认它令人振奋、富有洞见且鼓舞人心。保守主义者会在这本书中发现一种他们从来不知晓的自由主义，它高度关注责任、共同体以及个体德性的重要性。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来说，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阵营需要一种参与性的公共哲学，那么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他们正好需要的骨架、轮廓与基本原则。面对多半令人丧气、内容匮乏的政治辩论，桑德尔的作品无疑开了一帖众人亟需且高明的解药。”
桑德尔的这些文章既面向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有助于大众读者在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中理解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基本概念，认识到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获取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和论证这些知识的同时，这本书展现了哲学理论在公共生活中的应用，也一定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当代的公共生活。

《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集结了桑德尔早年有关“公共哲学”的珍贵论述，主要探讨了政治生活、哲学思潮、共同体、道德等公共哲学的核心问题。全书分三部分，回顾了美国从托马斯·杰斐逊以来的政治传统和争论，论述了自由主义是怎样丧失其道德与公民言论的，探讨了州营彩票、名人隐私、平权行动、辅助自杀、堕胎、干细胞研究、排污权、总统撒谎等时事热点的道德与政治问题，评论了哈特曼、杜威、罗尔斯等思想家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乔治城大学教授迪欧尼（E.J.Dionee Jr）曾说：“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只要你读过迈克尔·桑德尔这本《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都会认它令人振奋、富有洞见且鼓舞人心。保守主义者会在这本书中发现一种他们从来不知晓的自由主义，它高度关注责任、共同体以及个体德性的重要性。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来说，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阵营需要一种参与性的公共哲学，那么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他们正好需要的骨架、轮廓与基本原则。面对多半令人丧气、内容匮乏的政治辩论，桑德尔的作品无疑开了一帖众人亟需且高明的解药。”
桑德尔的这些文章既面向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有助于大众读者在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中理解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基本概念，认识到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获取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和论证这些知识的同时，这本书展现了哲学理论在公共生活中的应用，也一定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当代的公共生活。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公开课《公正》是一哈佛大学的热门课程，并风靡全球。他曾多次来中国讲学，他独特的互动风格深受学生欢迎，推动了国内的公共哲学讨论，并在学术界、教育界等多领域掀起了“桑德尔热”。他的著作涉及正义、德性、民主和市场等主题，代表作品有《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精英的傲慢》《遇见中国》等，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并引起热议。
 

引言 Ⅰ
编 美国的公民生活/001
第1章 美国在探求一种公共哲学/005
第2章 超越个人主义：民主党人与共同体 033
第3章 讨巧美德的政治/045
第4章 大观念/050
第5章 礼貌问题/054
第6章 弹劾今昔谈/059
第7章 罗伯特·肯尼迪的承诺/064

第二编 道德和政治主张 069
第8章 反对州营彩票/074
第9章 教室里的商业广告/078
第10章 公共空间的品牌营销化/082
第11章 体育与公民认同/086
第12章 出售历史/091
第13章 追求优绩的市场/095
第14章 我们应该购买排污权吗？/099
第15章 荣誉和怨恨/103
第16章 平权法案的争论/107
第17章 审判时受害者应该有发言权吗？/111
第18章 克林顿和康德论撒谎/115
第19章 有没有辅助自杀的权利？/119
第20章 胚胎伦理：干细胞研究的道德逻辑/124
第21章 道德论证与自由主义的宽容：堕胎与同性恋/129

第三编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及共同体 153
第22章 道德与自由主义的理想/158
第23章 程序共和国与无约束的自我/168
第24章 作为成员身份的正义/188
第25章 灭绝的危险/194
第26章 杜威的自由主义与我们的自由主义/198
第27章 犹太教如何看待宰制与傲慢：以神自居错在哪里？/212
第28章 政治自由主义/228
第29章 纪念罗尔斯/268
第30章 共同体主义的局限/272

注释/ 282
索引/ 299

《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集结了桑德尔早年有关“公共哲学”的珍贵论述，主要探讨了政治生活、哲学思潮、共同体、道德等公共哲学的核心问题。全书分三部分，回顾了美国从托马斯·杰斐逊以来的政治传统和争论，论述了自由主义是怎样丧失其道德与公民言论的，探讨了州营彩票、名人隐私、平权行动、辅助自杀、堕胎、干细胞研究、排污权、总统撒谎等时事热点的道德与政治问题，评论了哈特曼、杜威、罗尔斯等思想家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乔治城大学教授迪欧尼（E.J.Dionee Jr）曾说：“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只要你读过迈克尔·桑德尔这本《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都会认它令人振奋、富有洞见且鼓舞人心。保守主义者会在这本书中发现一种他们从来不知晓的自由主义，它高度关注责任、共同体以及个体德性的重要性。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来说，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阵营需要一种参与性的公共哲学，那么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他们正好需要的骨架、轮廓与基本原则。面对多半令人丧气、内容匮乏的政治辩论，桑德尔的作品无疑开了一帖众人亟需且高明的解药。”
桑德尔的这些文章既面向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有助于大众读者在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中理解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基本概念，认识到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获取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和论证这些知识的同时，这本书展现了哲学理论在公共生活中的应用，也一定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当代的公共生活。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公开课《公正》是一哈佛大学的热门课程，并风靡全球。他曾多次来中国讲学，他独特的互动风格深受学生欢迎，推动了国内的公共哲学讨论，并在学术界、教育界等多领域掀起了“桑德尔热”。他的著作涉及正义、德性、民主和市场等主题，代表作品有《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精英的傲慢》《遇见中国》等，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并引起热议。
 

第21章 道德论证与自由主义的宽容：堕胎与同性恋
人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替反对堕胎和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辩护：一些人认为，堕胎和同性恋应受到道德谴责，因此应该被禁止；另一些人试图避免对这些行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主张，在一个民主社会，政治上的多数派有权在法律中体现他们的道德信念。
与此相似，对反堕胎和反同性恋的法律表示反对的论证也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些人主张，这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所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人们所欲求的；另一些人也反对这样的法律，但他们避开这些行为的道德特征不谈，而是论证个体有权自行选择是否进行这些行为。
这两种类型的论证可以被分别称为“天真”和“世故”。天真的观点坚持，法律的正义取决于其禁止或保护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世故的观点坚持，这些法律的正义并不依赖于对这些行为做出实质性道德评判，而是取决于关于多数裁定规则和个体权利的普遍理论，一方强调民主，另一方则强调自由。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揭示前述天真观点中的道理，我认为这一派的道理在于，反对堕胎和同性恋行为的法律的正义（或不正义），至少部分取决于这些行为的道德（或不道德）。1 这一主张是世故的观点所反对的。无论是世故观点的多数主义版本，还是其自由主义版本，世故的观点都试图为了正义之故，把有争议的道德和宗教观搁置或“悬置”起来。它坚持认为，在善生活的不同愿景之间，法律辩护应该中立。
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论证方式很难区分。在对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2 和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Bowers v. Hardwick）3 类似的案子的辩论中，两大阵营都试图在世故观点掩护之下推进天真观点。（可见世故的论证方式的声望。）例如，那些出于憎恶而主张禁止堕胎和同性恋的人，常常会以尊重民主和司法约束的名义来陈述观点。同样，那些赞同堕胎和同性恋并想得到法律允许的人，论述时常常以自由主义宽容为名义。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世故的论证例子都不诚实，它们实际上是为了提倡某种实质性道德信念。那些主张法律在关于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观点中应该中立的人，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各种理由，其中突出的是以下两点：一、唯意志论者的观点是，在各种善生活的观念面前，为了尊重作为自由公民和自治主体的人为他们自身选择生活观的能力，政府应该保持中立；二、限度论者或实用主义论者的观点是，在道德和宗教上，人们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因此，为了政治共识和社会合作，政府应该把这些争论悬置起来。
为了揭示天真的论证方式中的道理，我打算回顾一下法官和评论家近年来在处理堕胎和同性恋的案例中所做的实际论证。他们的论证忠实于世故观点，体现了因法律之故而悬置道德判断的困难。尽管我的很多论证都批评自由主义宽容的主导理论，但我并不认为多数主义原则就是令人满意的。自由主义的解药不是多数主义原则，而是更真诚地欣赏实质性道德话语在政治和宪政论证中的地位。
隐私权：私密和自主
就宪法的隐私权而言，政府中立和个人意志自由的观念经常结合在一起。例如，在堕胎案中，任何州都不得“通过采用一种生命理论”，4 来无视一个女人决定“是否终止妊娠”5 的权利。政府不能强迫人们接受特定的道德观，不管持这种观念的人有多少，因为“任何人都不应仅仅因为多数人不认同她的‘价值偏好’而被迫放弃为自己做出决定的自由”。6
正如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一样，对于隐私，中立的理念反映了人类主体的唯意志论概念。政府必须在各种善生活观中保持中立，以尊重个体为其自身选择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能力。隐私权和唯意志论的自我观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评论者经常把隐私和自主的价值同化。隐私权被说成是“基于个体自主的观念”，因为“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和采取一种表达他们独特性和个体性的生活方式，那么宪法所保护的人的尊严将遭到严重削弱”。7 在“承认宪法保护隐私权”方面，法院已经落实这种观点，即“人们有能力自主地生活，并有权利实施这种能力”。8 法院废除反对避孕品的法律决定，“不仅保护了选择不生育的个体，也保护了夫妻结合的自主性”。9 这些决定保护了这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必对不想要的孩子“承担非自己选择的义务”， 也不必再接受“父母这一强加的社会角色”。10
在法院的裁决和异议中，大法官们经常把隐私权和唯意志论的假设联系在一起。因此，法院把禁止使用避孕药具的法律定性为违反“在生育问题上对个人自主权的宪法保护”。11 它捍卫了堕胎权，理由是“对个体的尊严和自主而言”，没有什么决定“比一个女人………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更私人或更基本”。12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对一宗堕胎案表示赞同，强调隐私权保护诸如此类的自由，如“自主地掌握个人的智力、兴趣、趣味、个性的发展和自我表现”，以及“自由选择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结婚、离婚、生育、避孕、子女教育和成长的基本决定”。13 四名大法官试图将隐私保护扩展到双方同意的同性恋行为，理由是“丰富的人际关系大多来自个体不得不选择这些亲密的个人联系的形式和性质的自由”。14
尽管隐私和自主权之间的联系现在看起来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像是自然而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隐私权并不需要预设一种唯意志论的个人观。事实上，在美国法律的大部分历史中，隐私权既不隐含中立政府的理念，也不包含个体自由选择其目标和钟情对象的自我理念。
当代的隐私权是指不受政府限制地从事某一行为的权利，而传统的隐私权是指使某些个人事务免受公众评议的权利。新的隐私保护个体“在做出某种重要决定时的独立性”，而旧的隐私保护个体的利益，“避免曝光个人事务”。15
把隐私等同于自主的趋势，不仅模糊了对隐私的理解的不断变化，而且限制了保护隐私的原因的范围。尽管这种新出现的隐私观念惯常依赖唯意志论的证明，但是它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证明。例如，在婚姻问题上免受政府干预的权利，不仅可以在个体选择之名下得到捍卫，而且可以在被保护实践的内在价值和社会重要性之名下得到捍卫。
从旧的隐私到新的隐私
……
结语
本文发表后，在2003 年的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v. Texas）中，87 美国法院推翻了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的判决，废除了把同性之间所谓的“变态的性交往”视为犯罪的法律。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撰写的法庭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我所批判的基于自主的、不按个人道德标准进行评定的推理路线：“自由假定自我的自主性，包括思想、信仰、表达和某种性行为的自由。”88 并且，他用赞同的口吻引用了在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中唯意志论的个人观的夸张论断：“自由的核心是，一个人有权利界定自己关于存在、意义、宇宙和人类生活奥秘的观念。在这些问题上的信念如果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形成的，就不能用来界定一个人的人格特征。”89
尽管使用了自治和选择的修辞，但大法官肯尼迪的观点也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更具有实质论的理由来推翻得克萨斯州法律——它错误地贬低了道德上合法的生活模式。首先，该观点指出，格里斯沃尔德案中没有异性交往的权利，同样，鲍尔斯案中也没有同性恋鸡奸的权利。“说在鲍尔斯案中，问题仅仅在于从事某种性行为的权利，贬低了个体提出的主张，这就像是说婚姻仅仅是与拥有性交往的权利有关，将贬低已婚夫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