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文丛 清史三百年

阶段：一支处于偏僻地方的
弱小力量是怎么崛起的？
——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

这是从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一直到清兵入关，一共六十年时间。努尔哈赤起兵打败了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各部，接着又平定了海西女真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四部，共花了将近三十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新兴的民族在东北崛起，直到萨尔浒战役和明朝对抗，明朝号称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又经过多次战争，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又进入锦州地区，逼近山海关。满族仅几十万人，人口很少，从统一内部开始，花了六十年时间发展成这么大的势力，跟明朝对抗，并且曾经围攻北京，势如破竹，百战百胜。
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满族几十万人口怎么把汉族一亿人口都征服了？那时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枪炮啊？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是由于满族处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关头，这个民族容易产生一种蓬勃的朝气。社会发展处于上升的阶段，农业也发达，经济也发达。第二，是由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代领袖的英明善战，他们想了许多削弱明朝的办法，而且创造了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是非常坚强善战的组织，把整个满族的人组织在八旗制度之下，整个满族子弟剽悍勇敢，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第三，是满族内部民族凝聚力强大，它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民族，一个在胜利中前进的民族，它不仅凝聚力强大，而且能够比较果断地解决满族内部矛盾。当时的内部矛盾很多，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的矛盾、跟褚英的矛盾，以及皇太极与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后多尔衮跟豪格的矛盾，但他们善于处理这些矛盾，不至于像太平天国闹到一塌糊涂。第四，是它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从李永芳、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一直到吴三桂。跟它对立的明朝则内外交困，腐败不堪，在当时朝廷外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闹得全国各地烽火连年；朝廷上又有党争，东林党、非东林党、阉党激烈地斗争；外边还有满族，三面夹攻，这样的政权是胜不了的。一看史料就知道这两个政权的不同：一个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一个是欣欣向荣。所以人口少的满族政权，将对于它来说是庞然大物的明朝打败了。满族政权也不是一下就把明朝打下来了，对峙了很长时间，削弱明朝的枝叶。

第二阶段：清朝为什么能够
很快打下南中国？
——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

李自成进京后，崇祯皇帝上吊身亡，明朝灭亡，清朝入关。清朝入关伊始，势力限于华北北部，然后扩展到整个华北，后到长江流域以南，跟南明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南明失败后，又跟三藩长期进行战争，一共花了近四十年才把南中国统一下来。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闯王进京，明朝灭亡，对清朝来讲这是问鼎中原的好时机，如果不利用这个时机，就要失去历史机会了。这个时候，皇太极偏偏刚死掉，内部乱得一塌糊涂，多尔衮和豪格两个人争当皇帝，黄旗和白旗争起来，差一点火并。但是，清朝的高明就在这里，它内部协调，两个人都不做皇帝，捧一个小孩——顺治做皇帝，两个人辅助顺治。豪格本来是皇太极的长子，应名正言顺做皇帝，但多尔衮能干，权力和势力大，如果他们两人火并起来，那就进不了关了，即使进关也不行。他们能够妥协、缓和，内部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当然，后来多尔衮全胜，把豪格关起来，但当时清朝是能够挥师入关的。所以历史的机遇只被那些善于驾驭局势的能人抓住，如果他们两人只顾争权夺利，就会失去机遇。
入关以后四十年，清朝致力于争夺全中国的统治权，主要是长江以南，对手是南明。南明有三个王朝：弘光、隆武、永历，一个在南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西南，再加上农民军李自成的余部和张献忠的余部，从人数来讲还是很多。南明有不少军队，但太分散、太腐败了。南明之后，又有三藩起来，一直到收复台湾（1683），共四十年。我想当时清军入关后，中国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后一般都出现南北朝：东晋的时候“五胡乱华”，东晋跑到南方去，形成个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是南宋和金，金国也是占了汴梁（今开封）后，把宋高宗赶到杭州，后来金兵打到杭州，宋高宗又跑到海里，金兵守不住而退兵。因为游牧民族经过中原长期的战争筋疲力尽，到南方以后，天时、地利、气候、饮食习惯、语言等都有障碍，往往过不了长江。但清朝就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这是怎么回事？一是当年清朝与南明的军事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清朝就高明在政治上争取到汉人的认同。满族本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政策是比较落后的，所以进关后就屠城、抢掠、乱杀人，在北方圈地。但是它的野蛮政策逐渐改变，圈地很快停止，顺治四年（1647）、五年（1648）后就停止圈地了，屠城后来也停止，而且用各种宽大的政策招抚汉民，免除“三饷”，采用科举考试来招抚汉族知识分子。它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但是它在改变，越是清初，政策越严格。反之，南明根本的弱点就是分散，小朝廷有三个，各自为政。农民军也很多，李赤心一支、郝摇旗一支、李定国一支、孙可望一支，虽然都奉明朝的年号，实际上个个都是很跋扈的将领，内部斗争很激烈，特别是弘光朝、永历朝闹得一塌糊涂，非常腐败。清朝则号令一致，多尔衮发布命令没人敢违抗。南明虽然力量大，但没有这样集中的力量。再一点，清朝打南中国，主要利用汉族军队，即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这些人，不是利用八旗兵。汉族军队适应汉族地区的天时、地利、风俗习惯。为什么三藩后来尾大不掉？就是因为打南明时，主要的力量已经不是八旗兵了。清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汉人，所以能够在南方站住。三藩的失败是必然的，吴三桂本来招清兵入关，把永历皇帝杀掉，后来又反叛清朝，道义本来就没有了。对老百姓来说，他毫无威信，这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再加上他保守，守在岳阳一带不往前进，更不行了。
清朝很快打下南中国，没有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如果当年形成南北对立，那以后的历史就变化了。没有清朝大统一的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可能分崩离析。

这是一部内容清晰、逻辑严谨、极富启发性的极简清朝断代史。作者戴逸先生，是目前少有的能贯通清代前、盛、中、晚期的大学者。本书将清史划分为八个阶段，从崛起到建立全国统治，从康雍乾盛世到清中期的衰落，进而到晚清大变局，作了概要而不失细节的讨论。既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清代三百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的历史发展，又从细节方面对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关节点和重大课题逐一进行细致的研究、论证，提出了清通而合理的解读。本书还提点读者和研究者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普及性难能可贵地协和统一。本书还有一个闪光的特色：它贴紧时代发展脉络，古为今用，用殷鉴不远的历史智慧为中国现代化过程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戴逸（1926— ），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长期从事清史研究，著作等身，主要著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主编《简明清史》《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新编历史小丛书》等，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目录：
前言 三百年清史的八个阶段
  阶段： 一支处于偏僻地方的弱小力量是怎么崛起的？
  第二阶段：清朝为什么能够很快打下南中国？
  第三阶段：康雍乾盛世是怎样开始的？
  第四阶段：盛世是怎样造就的？
  第五阶段：嘉道年间为什么内外交困？
  第六阶段：清政府怎样侥幸躲过了太平天国之厄？
  第七阶段：洋务运动为什么步履维艰？
  第八阶段：为什么革命是告别不了的？
章 清朝的统一 
  节 满族的崛起
  第二节 平定南中国
  第三节 杰出的康熙
  第四节 复杂的雍正
第二章 清朝盛世的高峰 
  节 乾隆朝的武功
  第二节 乾隆朝的经济繁荣
  第三节 乾隆朝的文治
  第四节 盛世中的阴影
第三章 嘉庆、道光朝的转折 
第四章 艰苦而曲折的近代化历程 
  节 正视太平天国
  第二节 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磨磨蹭蹭
  第三节 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世界历史
  第四节 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
  第五节 袁世凯告密真相
  第六节 光绪之死
第五章 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这是一部内容清晰、逻辑严谨、极富启发性的极简清朝断代史。作者戴逸先生，是目前少有的能贯通清代前、盛、中、晚期的大学者。本书将清史划分为八个阶段，从崛起到建立全国统治，从康雍乾盛世到清中期的衰落，进而到晚清大变局，作了概要而不失细节的讨论。既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清代三百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的历史发展，又从细节方面对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关节点和重大课题逐一进行细致的研究、论证，提出了清通而合理的解读。本书还提点读者和研究者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普及性难能可贵地协和统一。本书还有一个闪光的特色：它贴紧时代发展脉络，古为今用，用殷鉴不远的历史智慧为中国现代化过程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戴逸（1926— ），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长期从事清史研究，著作等身，主要著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主编《简明清史》《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新编历史小丛书》等，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精彩书摘：

第三阶段：康雍乾盛世是怎样开始的？
——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
（1684—1722）

进入康熙朝后期，也就是康雍乾盛世的开端，在统一南中国、平三藩、收复台湾时，清朝后方起火。一是在黑龙江流域，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跨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到达太平洋边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因为西伯利亚空旷无人，没有抵抗。但是，俄罗斯到达黑龙江，建立据点，碰到强大的反抗，跟达斡尔人、赫哲人打得非常激烈。另一件事是察哈尔蒙古的布尔尼在三藩之乱时叛乱。第三件，也是威胁的，是准噶尔汗国在今新疆伊犁崛起。这三支力量，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北方，让康熙一面打前边，一面看后边。布尔尼叛乱时，北方都没有军队，都派到南方去了，当时满族还比较能战，是图海率领满族的家奴去打的。东北方面，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安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尼布楚条约》所划的边界比我们现在的领土要大得多了。布尔尼也很快平定下来。西北方主要的敌人是准噶尔汗国，它的根据地在伊犁，军队很强大，已经把天山南北都占领了。往西打到哈萨克，现在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国家当时都是它的势力范围，东边袭扰整个外蒙古，往南威胁内蒙古，外蒙古的领袖包括哲布尊丹巴、三个大汗向南跑到康熙这儿来求援。北方相当紧张。这个时候康熙发兵，在乌兰布通把噶尔丹打得大败，噶尔丹跑到外蒙古。当时的行军很困难，清军进不了外蒙古，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乾隆元年（1736）噶尔丹病死，这场持续了七八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但准噶尔汗国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解决得了的，虽然它往南攻打北京的威胁解除了（乌兰布通离北京只有四百公里），但是它的老窝伊犁仍然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清朝跟策妄阿拉布坦时战时和。策妄阿拉布坦曾经派军队进入西藏，所以康熙末年有一场援藏战争。那场战争一开始清军也是全军覆没，后来派十四皇子允禵去，还有岳钟琪、年羹尧，他们也都是在那场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雍正时又在外蒙古发生和通泊战役、光显寺战役。和通泊战役中清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双方打了平手。乾隆初年开始讲和，以阿尔泰山为界。
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掉，他是准噶尔汗国比较英明的领袖。他死后准噶尔内讧，达瓦齐上台，排斥异己，准噶尔很多人跑到内地投奔乾隆，这给了乾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说实在的，当时准噶尔汗国要是不内讧，清朝政府就无法统一。因为当时到新疆去打仗谈何容易，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靠马、靠步行，粮食也很难运输，当时也想办法商运粮食，在北京一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一石米，运到那边要十七八两银子，开销很大，仗没法打。所以乾隆看到准噶尔内讧，决定平准，把来投奔的人都派回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出兵时朝廷的许多大臣都反对，乾隆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平准，说这是劳师无功。特别是刘统勋，这个人是迂夫子，他说没有粮食。那时哪还顾得了粮食啊，你进去吃人家的呀，因地就粮。他说粮食要准备三年，三年之后时机早就过去了，你打什么仗啊！清朝就是这样进入新疆，而且先锋就是那些投降过来的人马，主要是阿睦尔撒纳。进入新疆后，清朝军队因为粮食跟不上，所以一进伊犁，把达瓦齐抓住后，清军马上撤退，只留了几百人。于是准噶尔又重新起来反抗，把驻守的军队都杀掉，这就有了第二次平准。这中间颇多曲折。平下来以后，打大小和卓就顺理成章，比较容易了。这样，我们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不经过这些战役，国家的统一就难以实现。在当时的新疆，蒙古人是主要的，由于他们反复叛乱，乾隆非常恼火，采取了屠杀政策，应该说这是一种民族灭绝政策。可见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进步的事业也是要用残酷的代价换来的，绝没有什么仁慈之师。乾隆不好说把他们都屠杀，他叫“办理”，把这个人给“办理”了。他要求进关“办理”，不要在新疆杀掉。他的这场战争我们肯定其是进步的，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统一不了，但是这场统一战争付出很惨痛的、血腥的代价。这些我们将来写的时候都要表现出来，不能说好就都是好的，什么缺点也没有。
康熙在北方打仗的同时，还抓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注意这方面：治河，治黄河不惜工本；垦荒，因为经过大战乱后人死得多，没有人种地，把荒了的田地都垦出来；北方是挖井，雍正时光陕西一省就挖了五万口井。平定三藩后，一百年没有战争，经济能够恢复、发展，这是首要和根本的条件。中原地区长期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创造了条件，所以康雍乾盛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统一，一个是经济。

乾隆朝的经济繁荣

乾隆盛世第二个主题是经济繁荣，国力增强。经济和政治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发展，才具备统一的实力，而政治统一又促进了经济繁荣。
康熙以后经济恢复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到乾隆末全国已有三亿人，但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没有很快发生阶级冲突和农民战争，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乾隆时，中国的历史舞台拓宽了，不像宋代、明代局限在长城以内，清朝增加的人口可以寻觅新的生存空间，发生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国从前的移民潮大多是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犯的影响，自北而南迁徙，晋代、中唐和宋代，北方民族进据中原，以农耕为生的汉族向南退往长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而清代移民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中原人口密集地区向边疆、海岛迁徙，形成中心爆炸，向四周辐射的模式，所谓“闯关东”“走西口”，是指山东、直隶、山西、陕西人民纷纷移居东北、内蒙古谋生。收复台湾后，福建人民渡海赴台湾定居。统一新疆后，甘肃、四川人民移往新疆，清政府还大力提倡移民，移民至新疆者每户给田三十亩，发给耕牛种子，建造房舍，资助路费，免收数年田赋。还有改土归流后，湖南、湖北、江西人口进入西南地区。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人口大迁移，扩大了生存的空间。有学者说，乾隆盛世不是靠农业垦种。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当时那么多迁徙的人口都是为了到边疆、海岛种田的。譬如台湾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收复台湾后两年）人口只有七万人，而到嘉庆十六年（1811），人口一百九十万，这些人口中绝大多数从闽粤移来。他们均以种田为生。因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与移民垦荒应是乾隆年间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雍乾的经济发展仍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基础上的。当然手工业与市场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但不足以改变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全国耕地面积而言，康熙时约有七八亿亩，雍正时达九亿亩，乾隆后期估计十点五亿亩，当时人口还不到三亿。每人的平均耕地是三点五亩。现在去估算二三百年前的耕地面积，十分困难。每人估算的数字均不相同。我估算十八世纪后期（乾隆后期）耕地面积为十点五亿亩。吴承明先生估算十九世纪前期（嘉庆、道光时）为十二亿亩。卜金斯估计十九世纪后期为十二亿亩，都是按个人的方法独立估算的，每人估算均有差距，但差距不太大。我以为这个估算数字可以应用。乾隆后期的粮食产量为二千零四十亿斤，人均六百八十斤，这是皮粮，如果去掉糠壳，可能要减去10％以上。粮食是农业社会的基础，乾隆的盛世是建立在这么丰足的粮食的基础上的，养活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还有海外华侨，在世界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人也移居到海外，十八世纪东南亚的华侨已有相当数量。总之，中国人活动的地域大大扩展，从内地到边疆，到海岛以至海外，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全中国统一所带来的结果。
全球一体化对康乾盛世的到来也起了重大作用。十八世纪中英贸易逐步增长，经历了一百多年之久。交易物品以前是出口手工业品瓷器、丝绸换取香料、苏木和珠宝，后来则出口瓷器、丝织品、茶叶换取大量的白银，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康熙时，粤海关税收仅四万三千两，定为关税正额，以后贸易额扩大，税款增加部分称盈余。乾隆末“盈余”八十五万五千两，比正额高出二十倍，至鸦片战争前“盈余”已达一百五十多万两，增加至三十五倍，可见对外贸易飙升之速。马嘎尔尼曾经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二千万磅，在不到一百年内，增加了四百倍。而欧洲国家在当时没有什么商品可以拿到中国市场上销售，只能以美洲所产白银换取中国的茶、丝和瓷器。中国长期出超，大批白银滚滚流入中国。
中国生产的增长，外贸的扩大，大批白银流入，有助于中国市场的发育，国内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康熙年间淮关、浒墅关、九江关的商税正额共为四十七万两，至嘉庆时，三关的税收银一百四十万两，上升近三倍，这说明国内市场的发展。十八世纪南方运往北方的粮食每年有六百万石，湖南、湖北、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每年有一千万石。棉布每年的交易量达一亿两。据吴承明先生说：加上丝、茶、盐、糖、木材、瓷器，中国之内的长途交易量达四点五亿两，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全球一体化的另一个影响是经济作物的传播，如甘薯、玉米、花生、烟草，到乾隆时期更加推广了。当时，福建人陈世元曾至山东、河南等地教种甘薯，死后乾隆帝谕旨悼惜，赏国子监学正。山东按察使陆曜著《甘薯录》，教种薯之法。乾隆帝令直隶、河南翻印此书，广为传播。乾隆后期，四川、陕西、直隶、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漫山遍野，皆种玉米。英使马嘎尔尼途经天津，对该地种植玉米之多大为惊叹。甘薯、玉米都是高产作物，耐旱耐涝，推广种植，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
乾隆时经济很繁荣，从纵向比较，超过汉唐。汉代人口峰值五千万，唐代人口峰值八千万，而乾隆时人口达三亿，显然清朝的农业养活了几倍于汉唐时的人口；从横向比较，十八世纪全世界人口为九亿，清朝养活了三分之一人口。据国外学者计算，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印度占24％，英法德俄意共占17％，中国高居首位。这个数字怎么计算出来的，我不很清楚，但被一些权威著作所引用，应该有一定根据。但中国人口多，人均GDP比英法等国低很多。尽管当时经济繁荣，但还没有处在近代化的临界点上。

    戴逸教授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有建树。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遴选委员会

    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  罗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