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律》到《宋元戏曲史》：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性著作研究

辩证而历史地审视当下戏曲理论史的研究，发现其主要存在以下薄弱环节：突出了相关理论家戏曲理论思想的研究，却忽视了哲学维度的解读；强化了戏曲理论家的个体性思想，但对不同时代关键的戏曲理论家思想之间的异同、演进关注不够；着力于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思想的挖掘，然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不够，更乏基于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基础上的有效的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形成特色与优势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重要旨归，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层级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体系性建构吗？这是一种目的性追问；第二，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体系观出发？其核心是解决好如何理解中国学术体系观的问题，是关于立场与方法的追问；第三，结合特定的学科与专业，我们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学术体系构建做些什么？这是有关策略和路径的追问。
我们认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体系性是沟通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凭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西方的学术体系观值得尊重，然不同于以概念、判断和推理而进行的西方式体系建构，品悟型审美、形象型的譬喻以及开放式的结构，是中国式理论形态体系性的特点，以此为据，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以及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三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系性理论著作。王骥德《曲律》是中国戏曲史上较早的体系性著作，“文不乱，调不奸”是其体系性建构的功能性目标，以“律”的规约与律词关系之思为据展开其体系性布局；李渔《闲情偶寄》是明清代际转型时期的戏曲理论体系之作，以登场之需为基本逻辑起点，以结构第一为主要创新点，以词曲、演习、声容等内容构筑起缜密的戏曲理论体系大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因其明晰的文体意识而使该著成为近代一部具有线性特征的独创性的戏曲理论体系性著作，“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是其戏曲理论思想体系性构建的基础，自然、有意境是其戏曲理论思想体系构建的基本标尺和主要意蕴。
此三本著作对戏曲创作、戏曲接受活动中出现的关于戏曲定位、戏曲功能、戏曲与生活、戏曲与文化传统、戏曲的质与文、戏曲的风格与创作、戏曲艺人的选择与培养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戏曲理论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与表达，并围绕各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构建了不同的戏曲理论体系。《曲律》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古典的戏曲本体观，形成了“曲与辞两擅其极”的戏曲理论思想；《闲情偶寄》使戏曲理论在包括剧本结构、演员展示、创作与导演等表演本体的维度具有了长足的进展；《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总结性著作，也开启了古典戏曲理论现代性研究的先河。此三本著作，各有体系，又互文演进，并因个人偏爱、历史语境等相异而呈现出不同的体系特征。
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打破“零散”而“不成系统”的刻板印象，总结中国戏曲理论体系性构建的方式、特点与理路，以多元的体系理解，强调包括戏曲理论在内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有一套自己的民族话语方式，并以体悟性阅读、张力性语汇和虚实相生的结构等区别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重视逻辑性的学术理路，从而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的独特性张本。
其二，跳脱单独性观照，以体系性为中国戏曲史上经典理论著作研究的切入点，深入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和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三本体系性代表著作理论思想的系统性、独特性及其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的内在演进之迹，从而拓宽中国戏曲理论史的研究视角，为其提供新的阐释可能，并为构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做一点推进工作。
其三，在具体方法上，结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不同理论思想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面向不同理论文本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兼及文本细读和比较之法，探析三本著作体系性构建的生态语境及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同中之异。
其四，不仅分析三本里程碑之作的相异之处，还探究其体系性构建的宗源关系与演进之迹，有益于中国戏曲理论史的话语体系建构，也为中西对话提供进一步的可能。
本著作在内容上以体系性的探索为着力点，重点讨论《曲律》《闲情偶寄》《宋元戏曲史》这三本戏曲史上的力作。具体研究思路为从对中国传统理论是否有体系性构建的追问出发，重构关于体系的民族特色与多元理解，继而以三本里程式的戏曲理论著作为核心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在比较中总结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性构建的尊体之路和开放性品质。
在研究方法上，本成果有如下四点“坚持”：其一，既坚持国际学术视野，更立足于中国学术之实际情况，坚持有理有据地论析。其二，紧扣时代精神、士人心态与戏曲审美活动的实际问题，坚持语境分析，主要体现在对文本作者与戏曲紧密关联的生平之析，文本创作的时代思想与审美风尚之析。其三，整体观念。联系中国戏曲理论史及诗学史整体，坚持总体性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于时代与戏曲理论的影响之思。其四，比较视域。坚持文本细读和比较之法，发掘三本著作各自独特的戏曲理论贡献及纵向视野下的学术演进之路。

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任务，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标识，对其进行体系性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戏曲理论前辈已经在此方面做出过一些筚路蓝缕的工作，并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然而与中国博大精深的理论积淀及其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性以及其对于世界“公共财产”的贡献相比，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体系性的构建。认真学习关于构建“三大体系”的宏伟构想，回归中国戏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三本理论性著作，认真思索并总结其独特的体系性构建，并从纵向维度探讨三本著作在戏曲观念、体系性构建方面的演进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理解体系
“体系”是现代学术的一个概念，体系性是在西方学术影响下的一种学术规定。那么，何谓体系？一般认为，“体系”是依一定原则将相关知识构成的整体，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有机结构，是不同子系统组成的集合，是更大意义和范围上的系统。体系必有其法则，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相对而言，人类社会的体系则要复杂得多，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看法的认识体系同样复杂。在学术界，尤其是世界主流学术界，人们一般以西方学科与学术所言之“体系”为圭臬，从话语体系的角度而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有一批在内涵与外延上均表述明晰而少歧义的基本概念，譬如戏曲学科中的关目、结构、脚色、行当、本色、当行等；其二，这批概念既各有独立性又互相关联，且可根据一定的规则推理而形成一个逻辑合理且严密的系统；其三，由概念、推理而形成的这一套系统不仅逻辑自洽，且经得起长久而广泛的实践检验。其源头也是最为典范的代表便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在《几何本原》中，欧几里得以精心选择的23个定义、5条公设和5条公理，推演出诸多定理，并仔细地将这些定理做了富有逻辑的安排，使每一个定理与以前的定理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尽管欧几里得定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尚存在诸多漏洞，然《几何本原》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因为书中所言定理，即如在当时业已广为人知，其伟大的贡献和意义在于欧几里得在其《几何本原》中所彰显出来的、影响西方至今的严密的思维逻辑性和学问的系统性。难怪柏拉图学园的门口牌子上写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字样，至近代的康德，依然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孜孜以求于概念分析、演绎推理、定理结论基础上的体系性建构。
那么，西方学术界何以形成体系性？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哲学上的宇宙实体性预设。在西方，系统性研究的前提是相信存在一个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实体。自古希腊始，人们便坚信物理世界是一个实体，探寻构成这一实体的本原，即探寻殊相背后的共相，是古希腊哲人们非常崇高的工作。希腊靠海，希腊人习惯从事海外殖民和航海贸易，很容易遭遇天文、气象、海流等自然现象，好奇中的探索乃自然而然之事，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由于惊异而开始研究哲学”，甚而提出“万物生成的问题”a，最早一批哲学家思考的万物本原即“自然”（physis）, 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本原”、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原”、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还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巴门尼德的“存在”（being）、恩培多克勒的“火、气、水、土四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抑或是柏拉图的“理念”等，都是以不同的载体（或客观，或主观）来解释宇宙及万物的存在根据（本体）。其二，基于宇宙实体基础上的区分性思维与可分离观，即认为这一宇宙实体与其他东西是可以分离的，并以区分性思维、分析的方法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逐层切割为一些富含不同知识、代表不同理性思索结果的领域。如柏拉图认为，在创世之前有一个混沌的“基体”，因其无规定性，故不存在，又因其处于一个“场所”，故存在，这一“基体”与其他之物是分离的，即肯定具体可感的个别事物组成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概括其为“分离学说”。正是由于承认普遍存在与个别事物的可分离性，才使西方哲学之逻辑及近代以来的实验科学成为可能。其三，次级群体的可分离性。依柏拉图的观点，分有“理念”的此类个别事物群与彼类个别事物群也是相分离的，相互的独立使其在整体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并以不同的方式融入整体，这就是体系。譬如黑格尔在讨论艺术美以及艺术类型的区分时，依据的便是其“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核心观点以及绝对理念“正—反—合”的三段式运行规律，并将此特征不厌其烦地反复运用于各个层级。这一区分性体系观显然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纷繁现象界的不信任和对殊相背后共相的执著追求紧密相关。在这一理性的追索下，西方理解的体系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结构：顶端是抽象程度最高的领域，即以探讨适用于各领域的普遍或第一原理为要务的理论，底端则是来自不同领域的经验陈述。
西方的体系观最大的特点在于有区分性，即各门类、各学科、各话语之间，具有相对明确的界线，彼此泾渭，追求自律。然而“体系”是否只有一种理解？即整体性与关联性是否只有一种表现方式？若以西方的学术之体系观为标准，即务必要有一些概念、严密的推理等来观照中国古代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形态的文本，人们自然会以零星、片段、感悟等语来形容，甚而以“不成体系性”“过分感性”“极为零散”等语来指斥，并得出“ 零乱”“落后”，甚至“非知识”的结论。那么，中国戏曲理论有系统性吗？系统性的存在方式是否仅以“概念—推理—结论”一种模式存在？理性的思考与表达是否还有另外的方式？即学理地讲，如果转换思路，我们或者可以说，与其探讨中国戏曲理论有没有体系的问题，在经过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碰撞，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如思考并判断西方的体系性是否具有唯一性，或言更应该追问“共相”的表达是否还有另外的形式。
实际上，概念就是当人们与世界相遇时，在感知事物的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推衍出所感知事物的共同特性，加以概括提炼，并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与符号表达。与以上所述西方体系的传统、建构与理解不同，中国的哲学传统与学术体系观表现出相异的语言和思维特征，譬如古人以“神、妙、能”表达对于书法品级的认识，以“胆、识、力”等形容创作主体的才华，以“雄浑”“冲淡”“纤秾”“高古”“典雅”“洗炼”等语传递对诗文风格的认识，以“淡、清、逸”等形容人的体态气质之美，中国人在意象上追求情景交融，在布局上追求虚实相生，在意蕴表达上追求“外”“高”与“远”，如此，则中国学术形成了其不一样（与西方极具规定性的学术体系相比）的体系性：“概念的张力性、概念间关系的互动性、概念与实例的互证性、虚实相生的体系结构、阅读的体悟性”。那么，中国的戏曲理论何以有体系性？我们不妨从庄子与斯宾诺莎的比较谈起。
当庄子遇见斯宾诺莎，你会如何评判？郭沫若曾写过一首诗：“我爱中国的庄子，因为他是个泛神论者，我爱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个泛神论者……”郭沫若是基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需要及其泛神论思想而写下的诗句，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也充分体现了其和谐之追求。庄子与斯宾诺莎，二人尽管出生时间相差甚远，庄子乃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则为十七世纪荷兰的哲学家，然二人的确有相仿之处，譬如二人均相信决定论，庄子信命，斯宾诺莎相信必然性之作用；二人均主张以理智克制情感，克服受动的情感，摆脱外物的束缚；二人均为自然主义者，均强调自然即神，即造物者。但是，二人又有着相异之处，以二人思维特点和辨析风格来看，庄子并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以形象，通过寓言等进行诙谐的论辩和委婉的寄寓。他常用人们容易接受的寓言故事传递复杂深奥的哲理之思，以象征的手法暗示理性的思索，而不是直接用概念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以“庖丁解牛”剖析“技道关系”之理，以“望洋兴叹”的河伯之经历论证天外有天之意，以匠石运斤的故事传递利害之思，以无用之树的故事讲析“无用之用”之理，以望洋兴叹之故事寄寓小大之思，以枯鱼之肆暗示救急之恩的重要性，以朱氏学屠龙之技的故事隐喻学当以致用的思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是当前学界的重要任务。
本著作主要从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肯定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体系性价值,深入探究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以及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三本中国古典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系性著作，发掘其因历史文化语境相异而呈现出来的各自不同的体系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演进规律，总结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性构建的尊体之路、开放性品质，进一步展现中国戏曲理论的民族特色及其之于今人和世界的独特贡献，推进中国戏曲、中国戏曲理论思想与世界的交流与交融。

绪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体系性
一、如何理解体系…………………………………………………………1
二、中国戏曲理论何以有体系……………………………………………7
第一章王骥德《曲律》之戏曲理论体系
第一节王骥德生平及其曲学渊源………………………………………15
一、家学渊源深厚…………………………………………………………16
二、师从名师徐渭…………………………………………………………17
三、广交曲界朋友…………………………………………………………19
第二节《曲律》创作的时代与戏曲理论诉求……………………………23
一、《曲律》诞生的时代氛围………………………………………………24
二、影响《曲律》的主要戏曲理论观点…………………………………30
第三节《曲律》的体系性及总体风貌……………………………………35
一、版本及体系性…………………………………………………………35
二、《曲律》创作缘由………………………………………………………39
三、《曲律》的主要戏曲理论贡献…………………………………………42
第四节《曲律》的戏曲理论体系…………………………………………47
一、浅深、浓淡、雅俗之间：戏曲的本色之境…………………………48
二、虚实相生：戏曲的体用之道…………………………………………57
三、两擅其极：戏曲的法词之配…………………………………………62
四、“动人”：戏曲的审美效果……………………………………………67
小结…………………………………………………………………………74
第二章李渔《闲情偶寄》之戏曲理论体系
第一节李渔生平及其对于戏曲的选择……………………………………77
一、《闲情偶寄》作者李渔的生平…………………………………………79
二、李渔对于戏曲的选择与实践…………………………………………86
第二节《闲情偶寄》的时代与理论关联…………………………………90
一、《闲情偶寄》的时代氛围………………………………………………91
二、影响《闲情偶寄》的主要戏曲理论观点……………………………98
三、明末清初戏曲理论思想的整体追求………………………………105
第三节“李笠翁曲话”体系性与总体风貌……………………………116
一、版本与体系性………………………………………………………116
二、“李笠翁曲话”的创作缘由…………………………………………124
三、《闲情偶寄》的主要戏曲理论贡献…………………………………129
第四节《闲情偶寄》的戏曲理论思想体系……………………………133
一、造物赋形：戏曲结构的整体性……………………………………134
二、雅俗兼具：戏曲语言的舞台性……………………………………148
三、选、改、教、导：戏曲编导的系统性……………………………155
小结………………………………………………………………………170
第三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戏曲理论体系
第一节王国维生平及其对于戏曲的热爱……………………………173
一、王国维的生平及其对于戏曲的热爱………………………………174
二、王国维对于戏曲的自觉选择与实践………………………………178
第二节《宋元戏曲史》的时代与审美关联……………………………188
一、《宋元戏曲史》的时代氛围…………………………………………188
二、清末民初戏曲理论的整体追求……………………………………191
第三节《宋元戏曲史》的体系性及总体风貌…………………………197
一、版本及体系性………………………………………………………197
二、《宋元戏曲史》的创作缘由…………………………………………204
三、《宋元戏曲史》的主要戏曲理论贡献………………………………208
第四节《宋元戏曲史》戏曲理论思想体系……………………………210
一、戏曲的身份表征与主体性建构……………………………………210
二、天人合一与曲贵自然………………………………………………219
三、最完善的形式与曲之有意境………………………………………228
四、审美救赎与悲剧之思………………………………………………238
小结………………………………………………………………………245
第四章异同与演进
一、曲诗关系的体认：从“曲亦诗”至“曲诗两肠”…………………248
二、戏曲本体的思辨：从“尊体之辨”到“登场”之思……………254
三、戏曲内涵的深掘：从“用”的依赖到“体”的确认……………262
小结………………………………………………………………………273
主要征引与参考文献…………………………………………………275
主要人名索引…………………………………………………………289
附录……………………………………………………………………299
附录1………………………………………………………………………299
附录2………………………………………………………………………301
附录3………………………………………………………………………303
附录4………………………………………………………………………304
附录5………………………………………………………………………308
附录6………………………………………………………………………309
附录7………………………………………………………………………310
附录8………………………………………………………………………311

本著作在内容上以体系性的探索为着力点，重点讨论《曲律》《闲情偶寄》《宋元戏曲史》这三本戏曲史上的力作。既具有国际学术视野，更立足于中国学术之实际情况，联系中国戏曲理论史及诗学史整体，坚持总体性研究，坚持文本细读和比较之法，发掘三本著作各自独特的戏曲理论贡献及纵向视野下的学术演进之路，最后在比较中总结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性构建的尊体之路和开放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