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学术自传

自序

    改革开放作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拐点，它所产生的威力，像腾空的火箭，一举扭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衰退之势，使中国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大贸易国、世界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国家发展的历史大潮中，无数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生人，我身上有着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烙印。父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对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悬悬而望；而我在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折磨，在学知识的时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随后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当农民，对中国底层的农村、农民、农业和积贫积弱的现实有着亲身的体验。改革开放后，我于1983年1月公派自费出国留学。与我一样，许多当时出国的留学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才得以负笈海外，实现人生轨迹的改变和跃迁，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之心，有一种希望中国尽快振兴的强烈使命感。

    我关注及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迄今已有35个年头，始于初到美国留学时所见所闻给我带来的两个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在此之前，我一心沉醉于我自己的学业，对其他事情基本上是漠不关心。当时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台湾地区那时人均GDP已经超过八千美元，而大陆只有三四百美元，一个台湾地区的GDP就几乎相当于整个大陆地区的GDP，当时有些台湾留学生对我们大陆留学生的调侃称呼就是“穷鬼”。“穷鬼”这样的称呼的确让人难受，却又不知如何反驳。为什么我们大陆就不能富起来？出现这样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改革的原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和发展了，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直到当前，国内一些人仍然有一种看法，以为留学生和海归出国几年后西化了，不爱国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人在海外留学时遭受歧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仍然还有较大差距，绝大多数留学生和海归都非常热爱祖国，都非常关注祖国的进步和发展，希望祖国尽快强大起来。我记得刚到美国时，我们留学生经常从晚上六点钟吃饭开始，一直争论、辩论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通过理论逻辑和对众多国家几千年纵横比较深度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竞争。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也是我在随后几十年里为之不懈努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当时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差，使我关注制度的重要性，也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物理、数学）向社会科学及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与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改革目标和发展趋势。种种原因使得我的回国计划一再被延宕。毕业之后，我留美任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和教授，获得终身教职，我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留学北美的经济学者中在美国大学早获得终身教职、个成为教授的。尽管如此，我须臾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华儿女情，通过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通过筹划和参与中国大学杰出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创新，我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中国梦。

    在此过程中，我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从而逐步认识到，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侧重点还是研究方法都非常不同。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切换角度和角色，需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不能唯书本和教条主义，不能过度理想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将理想状态等同于现实去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可能将事情做成。尽管原创性纯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基准理论具有很强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现实指导作用，但理论背后的一些假设也许不是那么符合现实，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务虚的，对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个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现实中当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得很细、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聚焦的是点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体怎么去用。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要将一件事情做成，要让改革成功，要让理论对现实有指导作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时而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影响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甚至还需要短期应对风险与发展的政策变量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制度参数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使之达到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点或单方面因素。这就像一个水桶缺一块板或有缝隙，甚至有个小洞，也装不满水一样，需要面面俱到。

    特别是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在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差异性。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将事情办成，一定离不开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的结合。它们都是将一件事情办成或解决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许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分析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只关注其中一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或者由于理论背后的假设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完全地否定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前提假设和实践真知的重要性。的确如此，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条化，脱离现实看问题，认为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将理想状态等同于客观现实。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其中一些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使得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时常歧见纷呈、莫衷一是。

    当然，更多的人考虑问题是单向思维，不全面、偏激、走，强调一点，否定其他，往往是用一个命题或结论成立的某个必要条件反对其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条件。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时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在谈到政府作用时就忽视市场的作用，在谈到工业革命重要性时就一味否定基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还有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如在总结改革成就的时候不是试着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强调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时往往忽视或否定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性）。类似这种偏激还反映到学科间的相互鄙视上。比如，不少学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人会因自己所学而轻视其他学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文化之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学人文的看不起学科学的，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构主义者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极力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而学科学的却认为，人文学者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纽约大学有一位叫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量子物理学家就认为建构主义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写了一篇“诈文”登在权威的建构主义的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得到不少建构主义者的赞同。一个月后，他在另外一本杂志上说明那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文中所指出的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样的争论也出现在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辩论中，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风气确实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面、虚的东西太多，而缺乏务实的、埋头钻研的精神。经济理论和应用的学术研究及其讨论本应是严肃的，但似乎越来越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不少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的话没有科学性和严谨性，给出的结论既没有逻辑，又缺乏常识，也没有实证，这说不定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全面超越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等，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学者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我个人信奉的理念是，可以不说话，但不说假话，即使真话有时不合时宜，出于公心也应敢于发声。在这方面，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的时期里，他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风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们粮食将尽的事实，使得他所管辖的一方人免于饿死。

    总的说来，理论逻辑维度注重的是科学性与严谨性，而实践真知维度强调的是针对性和现实性，强调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然而，仅有理论和实践还不行，弄不好会短视，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而不是长远或全局，因而还需要采用历史视野的维度来解决可能出现的短视问题，这样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比如，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发现不了油画的美，看到的也许都是坨坨点点，但拉远距离来看可能就很不一样了。总之，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就必须结合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维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可能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我出国前学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到美国后学的是经济学，再加上上大学前几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海财经学院从事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时喜欢读历史和其他各种书籍，这些学习、生活和行政方面的经历使得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及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分析方法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希望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尽量具有科学性、严谨性、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本书是广东经济出版社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推出的大型丛书《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中的一册，作者为我国著名学者田国强教授。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作者迈入高校之门，师从名师，走出国门，励志治学，成为一名授业之师，思考并实践经济学教学改革等内容。二、主要学术贡献。这部分概述作者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多年的硕果。三、治学经验及心得体会。在这部分，作者分4点总结了多年治学所得所感。四、代表性论文。收录两篇能代表作者学术观点和学术理念的论文，为读者了解作者提供更多的角度。

        本书语言朴实，文风清新。作者对经济学概念、学术观点等阐释得专业而不晦涩，展现了卓越的学术修养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田国强，经济学博士，*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经济评论》等杂志的共同主编和《中国研究评论》等杂志的编委。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2006年至今），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2018年至今），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7—2019年）。

    在海内外从事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30多年，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制度转型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

    1993年，与易纲一道主持编撰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获中国国家图书奖等四个国家ji大奖。2015年，与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2016年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微观经济学规范教材缺乏中国元素的空白，引起学界关注。2018年12月出版《田国强学术文集》（五卷本），被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壹 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　/ 1

一　把握国家历史重大转折，走上经济学学习研究之路　/ 2

二　如饥似渴接受课程训练，打下现代经济学研究基础　/ 13

三　追随名师专攻机制设计，步入现代经济学研究殿堂　/ 18

四　埋首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获得国际学术共同体认同　/ 23

五　心系中国经济改革大计，助推中国市场化制度转型　/ 30

六　以人为本育才揽才储才，引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　/ 37

七　聚焦中国改革著书立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殊荣　/ 53

八　参与经济学术思想论争，激浊扬清反对化思潮　/ 61

九　研析良性发展制度逻辑，坚定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　/ 73

十　把握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以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为根本　/ 90

十一　需要以更大定力、更大力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　/ 97

贰 主要学术贡献　/ 107

一　对微观经济理论的贡献　/ 108

二　对中国经济研究的贡献　/ 109

叁 治学经验及心得体会　/ 119

一　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在研究中努力追求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针对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结合　/ 120

二　现代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色彩不强，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都需要得到充分发展　/ 126

三　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必要条件，应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再做政策或对策应用研究　/ 130

四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应该立足中国的实践，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熔铸于一炉，取长补短、相互印证　/ 133

附录 代表性论文　/ 135

篇　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　/ 137

第二篇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154

        本书是广东经济出版社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推出的大型丛书《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中的一册，作者为我国著名学者田国强教授。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作者迈入高校之门，师从名师，走出国门，励志治学，成为一名授业之师，思考并实践经济学教学改革等内容。二、主要学术贡献。这部分概述作者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多年的硕果。三、治学经验及心得体会。在这部分，作者分4点总结了多年治学所得所感。四、代表性论文。收录两篇能代表作者学术观点和学术理念的论文，为读者了解作者提供更多的角度。

        本书语言朴实，文风清新。作者对经济学概念、学术观点等阐释得专业而不晦涩，展现了卓越的学术修养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田国强，经济学博士，*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经济评论》等杂志的共同主编和《中国研究评论》等杂志的编委。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2006年至今），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2018年至今），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7—2019年）。

    在海内外从事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30多年，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制度转型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

    1993年，与易纲一道主持编撰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获中国国家图书奖等四个国家ji大奖。2015年，与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2016年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微观经济学规范教材缺乏中国元素的空白，引起学界关注。2018年12月出版《田国强学术文集》（五卷本），被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一 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在研究中努力追求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针对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结合

    经济学作为与中国经济改革为密切、现实指导意义强的学科，对推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在如何看待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从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差得很远，远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对解决现实问题、时代性问题（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有些研究结论甚至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没有很好地融洽。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也存在一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倾向，这非常不利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及其对构建中国学派的推动。

    为此，我在2018年初写了《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一文，并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我在文中谈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看法，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让它更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政治经济学本意是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体制机制转型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门学科。然而，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个基本点，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一些人将其对立起来，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甚至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说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人以传统书本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理念为据，用主观意识裁判现实，不能理解甚至误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改革举措（如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乃至产生抵触情绪，将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改革开放的国策对立起来，造成了人们思想、理念上的很大困惑，难以形成上下一致共识，从而严重地影响中央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改革举措的落地，甚至动辄上纲上线，使得许多政府官员不敢主动作为和担当，学术探讨难以深入，这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将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科，不止政治经济学，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都不高，学术的原创性还不强。无论是在科学性、严谨性、针对性还是在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在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本质基础上，我在文中以新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党的全面领导和执政、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标准，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在这个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被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

    我在文中提出，凡从中国国情（特别是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出发，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存在决定意识），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模型）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的，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如此界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可形成公约数，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可以被纳入这一学科体系，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

    这样，国内外很多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推动中国制度转型问题的，研究深化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多年，包括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诸如钱颖一教授、许成钢教授，他们研究转型问题，我想这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我之所以在上海财经大学主持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是因为我搞改革有一个办学方针，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家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