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义烈传 史阙（张岱全集 胡益民主编）（明）张岱著 石梅点校 繁体竖排

整理前言
明末清初的文壇群星璀燦，張岱是躋身其中的一位文化巨匠，他涉獵廣泛，才藝出衆，學殖富贍，著述等身，被譽爲史學家、散文家、詩人和藏書家。《古今義烈傳》和《史闕》是他撰寫于明季的兩部史學著作。六十九歲时，他撰成《自爲墓誌銘》，枚舉了十五部代表作，自稱‘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説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傒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可見，《古今義烈傳》和《史闕》這兩部史著的水準足堪代表張岱的史學成就，是他爲自己蓋棺定論之時爲認可的得意之作。《古今義烈傳》八卷，是一部旌表從商周至明崇禎末年義烈人物的英雄譜録；《史闕》十四卷，是一部記録從三皇五帝至宋遼金元的歷史述評。這兩部通史是張岱較早期的史學著作，體現了張岱青壯年時期即已具備的深厚學養和天賦才情，因此被胡益民先生編入《張岱全集》之進行整理點校。
一、 張岱生平
張岱，一名維城，字宗子、天孫、石公，號陶庵、蝶庵、會稽外史、六休居士，浙江山陰（今紹興）人。祖籍四川綿竹，因題署‘蜀人’‘古劍’。生于明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卒于清康熙年間，文獻中關于他的傳記所稱卒年自康熙四年（一六六五）至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不一，《（乾隆）紹興府志·張岱傳》稱年六十九後又十餘年卒；《（嘉慶）山陰縣志·張岱傳》記卒于康熙四年，稱‘年六十九卒’；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張岱傳》稱‘年七十餘卒’；温睿臨《南疆逸史·張岱傳》、徐承禮《小腆紀傳補遺·張岱傳》等認爲卒于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所謂‘年八十八卒’，且所撰《修大善塔碑》署年八十八；商盤《越風·張岱傳》言卒于康熙二十八年，謂‘年九十三卒’。近年胡益民據《有明于越三不朽圖贊》陳仲謀跋及乾隆六十年余烜重刊跋，考證張岱卒于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冬，‘岱年八十有四’（《張岱評傳》）。夏咸淳輯校《張岱詩文集》附《張岱年譜簡編》，称康熙二十八年卒，‘葬于項里預營之生壙’，時年九十三歲，且有六子七女。經諸家考證可知，張岱卒年當在康熙十九年冬至二十八年間，準確時間尚待新發現。
張岱生活于明清更祚之際，是家中長子，前半世受祖蔭而儘得享受繁華精奢的生活，戲謔笑駡皆成文章，自言‘少爲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隨著家道中落，至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李自成進京不久，清兵南進，于順治六年（一六四九）攻陷紹興，是年張岱適逢五十天命，國破家亡，目睹了許多親朋故交爲抗清慷慨赴義，他的人生也急轉直下，面臨人生的選擇和際遇的考驗，他絶望于南明諸王復明之路：‘唐王粗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弘光貪財好殺、殢酒宣淫。’也絶不更事新朝，笑言‘豈無長安米，苟得非所欽’。他直言：‘世亂之後，世間人品心術歷歷皆見，如五倫之内無不露出真情、無不現出真面。余謂此是上天降下一塊大試金石。’（《快園道古》卷四）爲了完成《石匱書》編纂的文化擔當、完成張氏三代人的家族宏願，他舉家躲入嵊縣荒僻山中，專事著述。他在《石匱書·義人烈傳》中剖析了自己忍辱而活的衷曲：‘然余之不死，非不能也，以死而爲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爲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不能死之上。千磨萬難，備受熟嘗。十五年後之程嬰，更難于十五年前之公孫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謝枋得，更難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順治六年秋，他從紹興城外項里回到城中，故宅已毀，他租下諸氏快園廢址稍爲補葺，以爲一家二十餘口栖身地。二十年後，他將快園讓于子孫，自己復歸項里鷄頭山，直至終老。張岱後半生的四十餘年充斥著貧困與凄凉，他在《仲兒分爨》詩中形容自己‘骨瘦如鷄肋’，年近七旬仍要做舂米、擔糞之事。然而生計之艱、家累之重絲毫没有影響他的精神世界，他始終保持著士子的堅貞氣節，唯將一腔飽經滄桑的故國之思訴諸簡端，筆耕不輟，《琯朗乞巧録》書成時序末題識署‘八十四老人古劍張岱書于琅嬛福地’，八十八歲時撰寫的《修大善塔碑》更堪稱金聲玉振之作！他的著述多成書于清初，因此難得襄助刊刻以廣其傳，現今所見多爲張氏鳳嬉堂稿抄本及後來的傳抄本，這裏有其歷史的成因。關于張岱著述版刻及其存佚情况，黄裳《關于張宗子》一文有述略：‘以《夢憶》流布廣，文集至光緒中始墨版。……十餘年前先後得《史闕》《琅嬛文集》二種，皆張氏手稿。……其曾于生前墨版者，衹天啓中刻《古今義烈傳》八卷一種。他書不傳。康熙季年始刊《西湖夢尋》五卷于粵東，是爲家刊早之本。……又有漢陽朱氏乾隆中抄《評東坡和陶詩》一册，後附宗子補和二十四首（見會稽周氏《舊書回想記》）。又《快園道古》一種，則見于《夢尋》原刻《凡例》。年來浏覽所及，僅乃得此。今《琅嬛文集》卷一存自撰諸書序文，尚十餘種，（《自爲墓誌銘》所著録自撰諸書，尚有《張氏家譜》《明易》《大易用》《説鈴》《昌谷解》《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等。）恐皆無從蹤迹矣。’
張岱生于累世簪纓的名門望族，家學淵源，厚業世澤，詩書相傳。其高祖天復、曾祖元忭、祖父汝霖皆舉進士，曾祖元忭隆慶五年狀元及第，是一代理學名家。山陰張氏一門三代藏書弘富，藏書樓有鳳嬉堂、鷗虎軒、壽芝樓、林雲秘閣等處。張岱少時亦喜藏書，四十年間所收藏書籍達三萬卷之著，《陶庵夢憶》述其家族藏書事云：‘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書，爾要看者，隨意携去。”余簡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有手澤者存焉，匯以請，大父喜，命舁去，約二千餘卷。……余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張岱自幼博覽群書，对《史記》《左傳》《戰國策》及諸家評著、稗官野史等愛不釋卷，且深諳治學法門，少時即有‘神童’之稱，吟詩賦對機敏佳妙，《快園道古·夙慧部》記：‘陶庵六歲，舅氏陶虎溪指壁上畫曰：“畫裏仙桃摘不下。”陶庵曰：“筆中花朵夢將來。”虎溪曰：“是子爲今之江淹。”’陳繼儒《序》稱：‘古文辭其游戲也。’劉榮嗣《叙義士傳》云：‘今秋，其長公宗子來，望其丰采，軒軒若朝霞舉，商古論今，如數家物。’劉光斗《義烈傳序》亦云：‘宗子，文恭曾孫……故綜列閎博，蔑足異。余尤異宗子貌恂恂，挹對温克，無卞激之態，而持論諷誼，直以電光霍開魅界。’鄭佶《史闕後跋》描寫他：‘家世通顯，畜梨園數部，徵歌度曲無虚日，未嘗見其挾册吟誦，而酒間谭故事，自四部、《七略》以及唐宋説家瑣屑之書，靡不該悉。頡頏詩酒社中，鮮有能難之者。讀書有天授，睢陽之流亞歟？’張岱早有效法漢代史官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志向，這完全是緣自于家族的影響使然。其高祖張天復纂有《山陰縣志》十二卷和地理類史籍《廣皇輿考》十二卷，曾祖張元忭修《萬曆紹興府志》五十卷、《會稽縣志》十六卷及《雲門志略》五卷，張岱《家傳》稱《山陰縣志》《紹興府志》《會稽縣志》‘三志并出，人稱談、遷父子’。張舜徽曾引章學誠語，指出浙東學術注重史學一翼：‘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爲衷據。其間文獻之證，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浙中自元明以來，藏書之家不乏。蓋元明兩史，其初稿皆輯成于甬東人士。故浙東史學，歷有淵源。’張岱從青年時代起服膺家学，參加了曾祖張元忭主持的《會稽縣志》編纂工作。來自家學治史的氣節觀和不畏强權思想的教育，樹立了张岱實録直書、述評嚴謹、史出一手的治史原則，由此奠定了其史著文章的主基調。
二、 《古今義烈傳》的撰寫、刊刻與流布

張岱早的史著實踐，是從《古今義烈傳》開始的。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張岱二十三歲，生母陶宜人病逝，居喪期間，他開始有意識地廣泛收拾史料，自西周至明季，名垂青史的人物有很多，張岱以‘忠義’二字爲義烈之士的選録標準，如《凡例》所明，‘凡慷慨赴義，必于倉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迸眦，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滅。雖生平未通半面，遽欲與臧洪同日死者，此爲弟一。’而‘受人恩結，有爲而死，如荆軻、聶政之流’，皆不得入選。以張岱獨特的史家視角，勘破了人性。史書所記的捨生求死之慘烈事何其多也，然考量其背後原因，有不得已而求死者，如臣之死君者，其實應的是君臣之分難逃天壤，看似臣死君以名節，實則爲斧鑕所逼迫，‘故一丁艱厄，有死無他’。有爲利益而求死者，如門客之死家主，應的是主家對寄居食客性命的收買應承，‘名分雖定，乃名士不免射鈎，賢臣亦嘗鬻羖，朝秦暮楚，世半有之’。捨生爲取利者，如名聞天下的刺客荆軻、聶政，不收録；不遇明主糊塗捨生枉死者，如蔡邕之哭董卓、揚雄之死王莽，不收録。‘凡豺狼當道，請劍無門，凡能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言折其角者，并收列之。’衹有爲取義成仁而捨生忘死的勇士，求死不爲名利，則不論草莽卒徒、家臣門客、奴僕婢女、未婚伉儷乃至豢養之動物鳥獸，皆可尊爲義士而立傳。初名《義士傳》，其著述緣起和特點明于《名籍》：‘是集也，志在表微，故略于正史，詳于外史；略于前朝，詳于本朝。’張岱以鑑古知今爲要，輯選歷史上治亂之例，繫以論贊評語，一人一傳，一傳一評。書凡十年乃就，首列《古今義烈名籍》，傳主姓名前撮其號如‘復楚義士申包胥’‘生死交荀巨伯’‘蕭山復仇孝子何兢’‘姑蘇五人颜佩韋、楊念如、沈陽、周文元、馬傑’‘斷臂小吏趙廣’等等，俱爲點睛之筆。文中諸傳文多見國史、方志、野史、志怪、史評等傳統史籍，但從不作故事全録，僅擇録其中忠義言行事，各傳所繫論贊尤其精彩，觀點鮮明，多有新見，足見張岱史觀正解。史不遠文，妙筆生花。《名籍》卷端云：‘始于周鎬京戊寅，訖于明天啓丁卯。書某代以崇厥系，書某客以榮厥主，蓋有一字之予奪焉，書法嚴。’全書所録人物史迹按照朝代編次，自周、列國、秦、西漢、東漢、蜀漢、吴、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至明，别爲十五編，‘得三百五十八人，爲二百八十八贊’。（《古今義烈名籍》卷末）其中，大部分傳主都是來自社會底層的下九流小人物，明季人物樹傳尤多。評價當朝人物事迹需要面對來自朝堂定論的不確定性和當朝史官的壓力。年輕的張岱初出茅廬，不拘舊窠，不畏成見，力排衆議，堅守實録直書的史著精神：‘以草莽之董狐，定椰榆之野乘，雖遭兩觀之誅，决不泯三代之直也。覺爾時意氣，湯鑊在前，亦冰顧之矣。’（《凡例》）初稿成于崇禎戊辰鞠月，正值明季後一任帝王臨朝伊始，朝堂内外禍患不息。《自叙》開篇振聾發聵：‘天下有絶不相干之事，一念憤激，握拳攘臂，攬若同仇，雖在路人，遽欲與之同日死者。余見此輩，心甚壯之。故每涉覽所至，凡見義士俠徒，感觸時事，身丁患難，余惟恐殺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强弩潰癰，利錐拔刺，鯁悶臃腫，横决無餘。立地一刀，鬱積盡化，人間天上，何快如之！’爲歷史上品格高標人物作評傳，能夠更明晰地洞見歷史，其根本目的在于警示當下，研究解决現世的問題，取義守節，救亡圖存，特爲當世明鑒，以使後人知鑒，體現了張岱‘以用世志’的著史初衷，這也是自司馬遷著《史記》以來歷代史家秉持的重要傳統之一。《義烈傳》文稿初成，张岱請序就教于諸名家，尤其是父執輩的文壇名家，得到了很高的評價，紛紛褒贊張岱的少年英才，也爲山陰張氏史筆有傳感到欣慰。文壇宿儒陳繼儒對老友文孫的開山之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序》云：‘余取讀之，見其凡例、名籍，豎議侃侃，便已心異其人。讀未終卷，其條序人物，深得龍門精魄；典瞻之中，佐以臨川，孤韻蒼翠，筆底贊語奇峭，風電雲霆，龍蛇虎豹，腕下變現，而雋冷悠然，飄渺孤鴻，天外嚦，是又《漢書》《三國》諸贊中所絶不經見者也。……乃宗子遠逮商、周，近迄熹廟，卑至奴隸，瑣及犬馬，洋洋大章，洵是持世之作。《三都》成而傖父輟筆，嗣今以往，保無敵手也。’陳繼儒認爲張岱《古今義烈傳》的史論見解、立傳編次和奇峭文筆都是可圈可點的，尤其是重視爲社會底層小人物立傳紀行的特點，和司馬遷同出一轍，深得其史傳精髓。雖云溢美，却有其實。張岱父輩好友劉榮嗣認爲張岱此書在編纂體例、叙事繁簡和史評見解方面的水準均優于劉向所著《列女傳》，爲《叙義士傳》云：‘所著《義士傳》，自商迄今，得四百餘人，各爲論贊。余得卒業，奇古靈雋，蓋統《腐史》《世説》，合而成一家言者。’父執劉光斗的書評特許贊詞云：‘至諸贊詞，又復手涴七襄，腸貫九曲，而五色摩尼，逼現毫楮，使人琅琅披之，滌而日月，震而雹霆，栗而霜雪。究從舌瓣作冷香，沁入脾腑，又不翅釀沆瀣爲甘露也。宗子才擅金閨，行出而樹世，即《義烈》一刻，唾玉屑于地，而亘鐵英于天，且盡呼天下之蜍、志，而鼓朝氣以還其鬚眉，于功世也弘矣哉！’張岱同鄉摯友、澹生堂藏書家祁彪佳的評價則中肯而全面，他十分欽佩青年張岱所具備的獨到見解、史筆文辭和考證功力，作《義烈傳叙》云：‘余友張宗子，目窮學海，才注文河，十年搜戢，得烈士數百餘人，手自删削，自成一家言。其點染之妙，凡當要害，在餘子宜一二百言者，宗子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論贊雜出，一字之評，筆懷秋嚴，舌蓄霜斷，出没其意中，忖度其言外，秦銅相照，纖悉不能躲閃。至如索隱钩深，推心置腹，一出一入，無不忭直骨于枯墳，臠諂魂于泉下。其所鑒别，片言武斷，尤足令千古輸心。宗子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宗子年齒時，文章果如何也？’
定稿付梓時，書名題爲《古今義烈傳》，卷首陳繼儒序、劉榮嗣叙、劉光斗序、祁彪佳叙及自叙，次《凡例》，《古今義烈名籍》擬定在先，内文諸傳題名與之不盡一致，可知刊刻之前仍有校改。張汝霖對長孫關愛有加，萬曆居喪期間，張岱曾在祖父的鷗虎軒讀書，弘富的藏書爲《古今義烈傳》的編撰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張岱部史學著作得到了祖父的認可與讚賞，张汝霖出資將長孫之作刊刻成書。《古今義烈傳》初刊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至七年（一六三四）間，每半葉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版心上題‘義烈傳’，下鐫‘鷗虎軒’。手書上板，卷端下題‘山陰張岱著’。鷗虎軒，張岱祖父張汝霖的書室名。祁彪佳撰《表勝庵》有載：‘表勝，庵也，而列之園，則張肅之先生精舍在焉。山名九里，以越盛時，笙歌聞于九里，故名。渡嶺穿溪，至水盡路窮而庵始出。冷香亭居庵之左，砎閣、鐘樓，若斷若續，俱懸崖架壑爲之，而奇石陟陵，則莫過于鷗虎軒至爐峰石屋之勝，載主人開山緣起，予不復縷數矣。’卷首劉榮嗣叙、祁彪佳叙和張岱自叙俱爲原書摹刻，文章書法俱見精神，張岱自叙款署套印對印兩方，其一爲‘虎’字陰文方印，頗爲稀見。張岱希望通過刊印廣布，使得當世‘同志如余者’能將此英雄譜傳紀‘快讀一過，爲之眦裂’，以期在危亡之時得到仁人志士的共鳴。
《古今義烈傳》不僅是張岱著述，而且是他早的一部家刻本，也是在明季刊刻的著作，對于張岱的史論風格和叙述文筆來説，都可視爲一個高標起點。幾乎在《古今義烈傳》書成同時，張岱開始了另一部紀傳體明朝斷代史《石匱書》的寫作，這是一部以個人之力仿《史記》體例撰寫的明史，《石匱書自序》云：‘余自崇禎戊辰遂泚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直至明亡後十餘年始成，可謂是嘔心瀝血之巨著，在清修明史時受到推崇。可以説，正是《古今義烈傳》的創作和編印經歷，爲《史闕》和《石匱書》的寫作積累了經驗，而《石匱書·義人列傳》又促使張岱在清順治年間增訂了《古今義烈傳》，《名籍》人物年代延伸訖于崇禎甲申，‘得五百七十三人，爲四百七十二贊’，所傳人物增加了二百十五人，贊語條數增加了一百八十四條，足見增訂之富。這其中人物不僅有增訂，亦略有删削，所增總以明季人物爲多，補録一百二十八人。至于贊論，亦有修訂，張岱著書心情經過滄桑離亂已多有改變，再不是三十年前意氣風發的圖治少年。
《古今義烈傳》傳世較爲孤罕，分爲刻本和稿鈔本兩類，俱爲八卷本。早爲明崇禎張汝霖鷗虎軒刻本，題‘山陰張岱著’，存世僅兩部，一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始自《古今義烈名籍》，前序諸篇皆不存，版本著録爲‘明崇禎刻本’，卷二抄配，鈐‘多福多壽多男子’‘苦雨齋藏書印’‘知堂收藏越人著作’諸印，民國期間曾爲周作人舊藏。另一部現存台灣‘故宫博物院’，有前序五篇、《凡例》及《名籍》，無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山陰知縣馬如蛟撰《義士傳序》，版本著録爲‘明崇禎張氏鷗虎軒刻本’，是書卷八末十二葉殘缺嚴重，鈐‘真州吴氏有福讀書堂藏書’，是清代吴引孫測海樓插架之寶，後歸北平圖書館，抗戰期間曾隨古物南運至美國，歸還時送至台灣。台灣‘故宫’本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三年影印出版，爲《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零種。入清後，《古今義烈傳》歷順治增訂，有清康熙張氏鳳嬉堂烏絲欄精抄本，每半葉七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版心上題‘石匱書’，下鐫‘鳳嬉堂’，卷端下題‘劍南張岱著’，可見‘玄’字避諱，有前序六篇。今藏浙江圖書館，版本著録爲‘清鳳嬉堂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稿本’，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是本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二一八年整理排印出版，爲浙江圖書館丁紅點校本。傳抄本中，有民國時期鈔本，每半葉七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烏絲欄精抄，無避諱字，有新中國成立初年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價簽，書首有六序及凡例，《名籍》與崇禎本同，正文卷端下題‘劍南張岱著’，又與順治本同。今藏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版本著録爲‘近代傳鈔本’；另有吴江柳氏舊藏傳抄本，未知所藏，謝國楨著《增訂晚明史籍考》存目。
三、 《史闕》的撰寫、編印與流布
《史闕》是張岱繼《古今義烈傳》之後撰寫的又一部紀傳體通史，别爲三皇五帝紀、夏商周紀、春秋列國紀、西漢紀、東漢紀、三國紀、晋紀、南北朝紀、隋紀、唐紀、後五代紀、北宋紀、南宋紀、遼金元紀，編爲十四卷，各紀下又爲史、爲臣，區别條例。‘其旨法《春秋》書“夏五”闕文取义之意’（《史闕·鄭佶跋》），‘不以己見先横踞心中，而客觀看待史料的史學寫作與編撰思想，亦表明了張岱如日中天實秉筆直寫歷史的史家書法。’（張海新《水萍山鳥——張岱及其詩文研究》）《史闕》在體例上延續了《古今義烈傳》傳後附評的史論風格，搜羅史料頗豐，并由此奠定了《石匱書》述評兼備的創作模式。‘其所序述，有與正史事同而文異者，有與正史全異者，辨證博洽，持論平允，熟讀百史而得間者也。’（《史闕·鄭佶跋》）
史闕，即史之闕文，典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楊伯峻釋《論語譯注》稱爲‘史書存疑的地方’，張岱《史闕序》作‘有所疑而闕之也’。張岱將史著分爲國史、家史和野史，《石匱書自序》云：‘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其治國史用力深，著書緣起詳見于《史闕序》：‘余于是恨史之不賅也，爲之上下今古搜集異書，每于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爲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爲之活現。蘇子瞻燈下自顧，見其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東坡，蓋“傳神政在阿堵”耳。余又常讀唐正史，太宗之敬禮魏徵，備極形至。使後世之拙筆爲之累千百言不能盡者，衹以“鷂死懷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闕而四字不闕也。讀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則書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闕哉？’《古今義烈傳》是一部道德色彩濃烈的歷史人物傳紀譜，而《史闕》則是張岱憑藉自己深厚的學識背景，從各家著書中輯録的諸篇奇聞逸事，索紀年爲編，意在以一事一語管中窺豹。《史闕》内容全來自史籍，選材以‘闕’爲要，史所闕者，正堪缀補，史書疏漏之細碎處，恰以細節見賅要，以細節見真相。窮究細節、考核源流的史學研究精髓，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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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义烈传》和《史阙》均为张岱于明末清初纂辑的杂史著作，其书钩沉索隐，述正史所不载或少载的人与事，以抒发作者的忧国忧民忧世之情。叙事简洁，文笔生动，是张岱著述中奇构佳作。其中《古今义烈传》八卷，其记人上起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下讫明末周顺昌、颜佩韦，是一部记载古今义烈忠贞之人的杂史之作。张岱从古今史乘及稗官笔记中搜集忠 贞之士400余人，每人一传，系以论赞，以褒扬人物，激励世风。《史阙》十四卷，记事上起三皇五帝，下讫金、元，其叙事有与正史事同而文异者，有与正史全然不同者。其书辩正博洽，持论平允，可补正史之缺。

《古今义烈传》和《史阙》均为张岱于明末清初纂辑的杂史著作，其书钩沉索隐，述正史所不载或少载的人与事，以抒发作者的忧国忧民忧世之情。叙事简洁，文笔生动，是张岱著述中奇构佳作。其中《古今义烈传》八卷，其记人上起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下讫明末周顺昌、颜佩韦，是一部记载古今义烈忠贞之人的杂史之作。张岱从古今史乘及稗官笔记中搜集忠 贞之士400余人，每人一传，系以论赞，以褒扬人物，激励世风。《史阙》十四卷，记事上起三皇五帝，下讫金、元，其叙事有与正史事同而文异者，有与正史全然不同者。其书辩正博洽，持论平允，可补正史之缺。

石梅，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安徽省图书馆学会古籍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于古籍保护修复和整理工作，对于目录学、版本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