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学的危机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性前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性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转折关口上。关于这个转折的分析，可以将重点放在新技术革命方面，也可以把转型的基本动因归结为以大众为主体的消费文化。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讲，这个转折点的重要动因还可以是艺术和审美，特别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艺术中的先锋派以及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审美经验，事实上正在悄然地改变世界。艺术中的先锋派和新的审美感受力，或者说对新的“情感结构”的审美感知，正在悄然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品位、审美习性和对世界的审美感知方式，从而以“陶冶情操”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在当代社会，《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话语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不仅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今天，在文化经济时代和消费经济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事实上成为《共产党宣言》中有影响力的话语。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在文化经济时代，友谊、家庭、爱情、信仰、科学甚至文学艺术，都可能成为商品，具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从而使其中本来神圣而美好的东西“烟消云散”了。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看，使“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的社会力量来自资本所具有的摧枯拉朽的强大冲击力，以及似乎是历史必然性的某种学术逻辑。然而，当代艺术以及审美活动，以其看似无用的情感力量和情感逻辑，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这是今天社会科学理论特别重视的。

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幽灵是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它可能是一个冤屈而死的国王的复仇欲望，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死去的老国王的幽灵一样；也可以是为解决政治纷争而死的美丽皇妃巨大的复仇欲望，就像电影《猫妖传》中的猫妖一样。当然，幽灵还可以是乌托邦的另一种形态，它把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理想的人类存在状态，以幽灵的形式，预先向人们呈现出来，虽然神秘莫测，扑朔迷离，但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一种具有精神力量且对现实有影响力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艺术和审美就是这样一种幽灵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的哲学特性具有未来性和神秘性，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在美学方面，这种幽灵性的存在具有感性的形象性和某种程度的恐怖性和怪诞性，或者说，非日常生活性。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用非日常生活形象表达出来的对未来社会，以及某种更合理的人类存在状态的想象性描述。

在哲学上，马克思重要的思想是：以往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美学上，马克思的这个命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用艺术和审美来改变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我认为在《共产党宣言》四年之前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思想，可以作为当代社会和“新时代”艺术与审美及其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上的核心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在改造世界过程中，人类才能达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境界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然而，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分析的那样，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事实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渐进发展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具体的个人的历史瞬间可以做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对于大多数的社会和历史进程而言，人类的活动还没有达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境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的生产和审美的活动中，人们相对较为容易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因此，对当代艺术的评价，分析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视域中，就具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情感的力量和审美变形来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相比较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艺术和审美始终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前列、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艺术和审美从来没有完全形式化，始终是作为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而存在的。不管是五四时期的诗歌、小说，还是美术和音乐，都是如此。例如鲁迅的《野草》把“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内心的苦闷、悲伤乃至绝望，以及绝望中仍然艰难前行的那种人生经历，很真实地呈现给我们。这是鲁迅的人生经历，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一个中国人必然要经历的，它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当然，尽管如此，它在形式上却是优美的，能够让人体会和感受到一种世俗生活中的“悲剧性”以及“崇高感”。正是这样一种情感结构，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虽然艰苦决绝，但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并且在奋斗和抗争的过程中使人们感受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精神上和情感上自由的人的那种愉悦。如果说鲁迅的《呐喊》和《野草》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民情感结构的一种呈现，那么我认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则可以看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情感结构的一种表征和呈现。

1938年武汉沦陷，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转入吕梁抗日根据地。他们在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深受感动。于是在1939年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用黄河船夫的形象表征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并且在当年除夕晚会上朗诵。作曲家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当即决定以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创作一首《黄河大合唱》。在一座简陋的土窑中，冼星海纵笔疾书，他乐思勃发，仅用六天就完成了创作，半月之内又完成了八个乐章以及全部的伴奏音乐。《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艺术家用音乐和文学的形式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和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杰作。正如冼星海所说：“黄河以其英雄的气概出现在亚洲莽原之上，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古往今来，多少诗人为它赞颂着歌唱着。”这首《黄河大合唱》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激荡着坚强伟大、雄浑悲壮的革命情怀和情感共鸣。该作品诞生之后，很快就传唱全国，成为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它用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反抗，并终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美学的角度讲，光未然和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是“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出来的真正的当代艺术，它把人的激情、责任、无畏以及个体牺牲的意义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以及历史记忆完美地结合起来，用大合唱这样一种直接也众化的形式实现了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的情感结构）的具体化和艺术性呈现。在当代哲学的意义上说，《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它虽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是，一旦发生，并且具有自己的现实性，就具有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从1939年至今，《黄河大合唱》以合唱、音乐史诗、钢琴协奏等不同的音乐形式不断呈现，在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呈现出一种“爆炸性传播”，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强大情感力量。

为了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我从近年发表的论文中选出若干论文和访谈，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建构、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美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性和有效性、当代艺术批评的责任以及中国艺术表征的当代意义等不同的方面，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问题作出初步的思考，阐释我的立场，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体制中的强大生命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了一种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真正实现需要漫长的、充满激情的现实努力。我们认为，从美学的角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今时代，也许可以表述为：

全世界热爱艺术的人们联合起来！

该自选集是作者30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美学理论研究的总结，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从意识形态理论角度探讨现代美学基本问题，把审美幻象问题作为现代美学的核心，分别从审美需要、审美变形和审美交流三个方面，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文化机制和价值指向进行历史研究；二是在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指导下，在国内较早提出“审美人类学”的范畴，挖掘审美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基础，重点探究了全球化时代地方审美经验的认同危机和重构；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与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在深入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模式，并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批评家的任务、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现代悲剧理论等问题。自选集还收入了作者与特里·伊格尔顿、本尼·托尼特、杜维明等当代世界著名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美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等当代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