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图文本）

一、老子其人其书
在阅读《老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老子是谁？什么时代的人？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留下《老子》这部书？然而，越追问越会发现，迎面而来的是一个个难解的谜团。西汉初司马迁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算早较为详细描述“老子”其人其书的文献，称老子是：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据此，可知司马迁所了解的“老子”，就是春秋晚期的老聃，生活在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前的东周后期，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同时并稍微年长于孔子。楚国人。在东周王室担任守藏室之史。见周之衰，于是去官。在归隐的途中，应关令尹喜之请，著《老子》一书。然而，正因为这篇不太翔实的文献，以及《老子》书中一些看似战国时代才有的说法及前后矛盾之处，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疑点，致使常被怀疑老聃是否就是《老子》书的作者，《老子》书是否真的成于一时一人？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老子就是老莱子。还有人认为《老子》是太史儋所写，《老子》成书在战国后期。更有甚者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在二十世纪初形成疑古之风，就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发生大范围的争论，讨论的文章总共有三十五六万字，收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
随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本《老子》，公布者认为下葬时间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文物》1997年第7期），则这批竹简流传的时间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之前的一二百年之中，也就是春秋后期或者战国早期。实物证据的问世，有力地证明了老聃就是《老子》书的作者，《老子》成书于春秋后期或者战国早期。但老子当时是亲自撰著此书，还是弟子们汇辑的语录？是先有原始本后来慢慢增益成完整本？还是先有完整的五千字本，后为人以摘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没有更多资料的情况下，都很难定论。
《史记》中有关“孔子问礼于老聃”的记载，或以为出自儒道相争的情况下，是道家后学抬高老子的杜撰。经考察，有关“孔子问礼于老聃”的记载，见于《庄子》《吕氏春秋·当染》《韩诗外传》《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五帝》、刘向《新序》等文献中。这些不止是道家文献，也有不少儒家文献，如果认为孔子向老聃学习这件事，是道家弟子贬低儒家的记载，则不应见于大量儒家文献。
汉代流行的画像石刻及彩绘壁画中，“孔子见老子”也是常见的画面，内容大同小异，盖有二十馀幅，场面为壮观的属山东嘉祥齐山画像石上的孔子见老子图。图上老子居左端迎接孔子及其弟子，老子手拄拐杖而立，孔子躬身施礼。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见老子”的汉画像石大多发现于山东地区，而山东又以济宁为多，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孔子的故里曲阜就位于此，这里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说明“孔子问礼于老子”即使在孔子故里也是被普遍认可的历史事件，并不存在抬高老子、贬低孔子的问题。
总而言之，从时间上看，老子是中国历史上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在其之后，诸子百家思想勃兴，中国思想史黄金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老子也是中国历史上位影响深远的老师，他虽没有开门授徒，但辗转学习者遍天下，不仅有孔子向老聃问礼学道，还有关尹子、庄子、列子、文子、鹖冠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写作《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大批不知名的门客等，都深受其启迪并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关于《老子》这本书，我们在阅读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古籍流传的时间越久，问题越多。因为不断的传抄、整理、翻印，会或多或少地变样。就像《老子》早期的流传，或为分散的竹简，或经分卷传抄，或加以解说、传注。其中有心无心的错漏，有意无意的窜改，正文注文的混淆，都会造成面貌的失真。而一句话、一个字的异文，都关系重大，可能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老子的文本原义。
《老子》一书的版本可以说是目前所有古籍中为丰富的特例之一。从先秦的郭店楚简本《老子》甲、乙、丙，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到秦汉之际的长沙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再到“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所得之“项羽妾本”（见傅奕古本《老子》）、北大汉简本《老子》、汉严遵的《老子指归》（今存《德经》）、敦煌出土的《老子想尔注》、唐代的景龙碑刻《道德经》、日本古抄本的《老子》以及传世通行的河上公本《老子》、王弼本《老子》等，可以说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且流动的《老子》版本形态。更有利于读者在文本发生分歧的地方，回溯经典源头，探寻老子本义。
二、老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代，是一个面临着巨大社会转型的时期。西周王朝以农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包括周天子具有天赋的至高威权、分封诸侯、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以礼乐文化维系的等级制等。人们的思想也建立在这种稳定的秩序上。至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东周王朝则处在地位日益衰落、旧有的秩序不断被突破，新的时代价值理念尚未重建，出现诸多社会问题的时代，具体而言，包括：
经济基础的变动。周族从一开始的蕞尔小邦，发展到后来灭商兴国，建立西周，依靠的经济基础，正是农业。然而，到了东周，政在诸侯，齐、郑等国商业日渐发达，建立在商业繁荣基础上的声色大开、私欲膨胀，对原有的宗法制度、礼乐文化也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老子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第九章）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
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第五十三章）
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第四十四章）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第三章）
正是对这种状况的严正警告。与之相关的是铁器的使用及私田的开垦，收取田税逐渐成为春秋各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老子》也对在上者收税之多所造成的人民负担加重，给与了关切。如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第七十五章）
国际格局的变化。西周王朝的政治结构是诸侯邦国一尊于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东周王朝则演变为霸政时代的大国和小国的关系。由天子尊位上跌落下来的东周王室内部，也是乱象纷呈，想必老子亦有所耳闻目睹。《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即位三年，被三位权臣赶出国，立王子颓。王子颓喜欢饮酒宴客，“乐及遍舞”，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事在公元前675年。公元前520年左右，东周王朝发生王子朝夺位，后被驱逐，而携带王室典藏文献出逃的事件，则正为老子所亲历。足见春秋以来东周王朝顶层的状况。在周天子失去权威约束力的情况下，大国与小国应如何相处，老子指出：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第六十一章）
意思是：大国应谦下，才能成为天下的归属。小国应谦下，才能被大国所庇护。但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老子还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小国寡民”等关于“国”的种种思考。这是不能忽略其背后所隐藏的时代问题的。
礼法递嬗。春秋时代，继续传承着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基础、政治格局的变化，更多的人只注重礼乐的形式，注重感官享受，而忘记了礼乐的本质，如孔子所谓“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老子》第三十八章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意思是：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因为道乃是一切德、仁、义、礼的根本。失去道之根本的“礼”，只能说缺失了忠信诚实的内容而成为祸乱的开始。从表面看，老子以激烈的言辞反对仁、义、礼。但事实上，老子反对的，乃是失去了内在精神的单纯注重形式的虚伪之“礼”。周礼文化中，五味、五色、五声，皆专指饮食、服饰、音乐等，本来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但至东周以降，则逐渐发展成为个人欲望的膨胀，追求享乐的世俗趣味。老子提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导向，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应该放弃这些基于感官的所谓的礼的形式，回归本性的淳朴。这显然也是针对当时周礼制度的弊端而发的。
政治治理多有为。班固称老子学说乃“君人南面之术”。确实，如何治理天下，成为老子的主要关注点。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这种看法应为针对当时的“妄为”“多事”而提出的。以郑国为例，《左传·昭公四年》（前538）子产为相，为挽救国家的衰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晋大夫叔向评价说：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兹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在叔向看来，子产的政治手段是典型的“有为”。这种有为看似积极作为，可以救一时之弊，但从长远看，必然带来人民的“争心”，乃至彼此争夺的行为，从而导致祸乱的发生。属于末世的无奈之举，无法带来长治久安，是应该否定的。这种看法与《老子》第五十七章所提出的：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是一致的。无为则好静、无事、无欲，都是“以正治国”的表现。正，代表着符合自然之正道、天地之法则。而禁令繁多、权柄多出、崇尚奇巧都属于非“正”之“奇”。两者相较，以正治国，则民自化、自治、自正、自朴。以奇治国，则民弥贫、多伪诈、多盗贼、国家昏乱。老子每句话中都用了“多”或“滋”字，意思是“过分的”或“不断滋生的”。当“忌讳”“利器”“伎巧”“法物”过分泛滥，必然带来根本的动摇。
鬼神信仰。天地之间，含阴阳之气，这是很早就已经为知识界所承认的共识。除了气之外，鬼神也是很重要的信仰。如东周王室的史官“内史过”认为：“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国语·周语》）仍以敬神为祈福之举，《老子》第六十章则曰：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单看这一章老子所说，并不好理解。但结合当时的话语背景，就可以很清楚看出，老子主张“以道治天下”，而不盲目迷信鬼神。老子对于鬼神的看法，是将其置于因果之中，认为只要以道治理天下，鬼神自然安宁。与内史过相比，显然老子已经超出了向神灵祈求得福免祸的思想水平。
以上，了解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有益于我们还原老子言说的语境与所指。老子学说的提出，并非空中楼阁，也不是简单地保守复古或者追逐新潮。很多语句都是在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
三、老子学说的文化渊源
老子思想并非一人所独创，而是充分吸收了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如传言谚语、典籍文献、“古道者”“史官”“隐者”等的思想，并加以高度概括、总结和发展。
《老子》书中多出现述古之语，如第二十二章“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第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等，已标明出自于前代之语。
老子对古代文化典籍文献中的思想也多有吸收和发展。如《国语·周语上》内史过曰：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盘庚》曰：“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如是则长众使民，不可不慎也。
内史过所引录的古文献中的《夏书》《汤誓》《盘庚》中的话，所反映的帝王之德，正是老子所说的谦下、不争、柔弱，“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类的理念。再如周太庙门旁摆放了一尊铜铸的金人，金人背后刻写铭文，今见《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引其文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以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家语》无此二句） 勿谓莫闻，天妖伺人。（《家语》作：勿谓不闻，神将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 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家语》作：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曰，《家语》作口，当从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家语》作：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趋，《家语》作取）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前句《家语》作：人皆惑之。从，作徙）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后句《家语》作：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其中不仅很多语句，所表达的无多言、无多事、戒强梁、处卑下等思想也与《老子》书一致。此外，《周易》《孙子》《黄帝书》等今传典籍中也可看出与《老子》思想相近的内容。
老子之前，还有值得重视的“古道者”系统。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虽然首列儒家，但所列儒家典籍早只是《晏子》八篇。与此不同，列道家类文献，则在老子研究著作之前，列了《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筦子》八十六篇。虽然将伊尹、太公、辛甲、鬻熊、筦子归入道家，是刘向、刘歆及班固划分的结果，而且这些著作即使今天流传下来的，也多出于依托，但却反映了老子之前，实际上还有一个“古道家”的传统。他们的身份，基本都是“帝王师”“太史”，或者“相”。如伊尹，为商汤之相，见《史记·殷本纪》；太公，即姜子牙，为周师尚父；辛甲，为商纣王大臣，七十五谏而纣王不听，遂归于周，见《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鬻熊，为周师。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曰：“至鬻熊知道，文王咨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管仲，班固《汉书·艺文志》曰：“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史记》列传第二列《管晏列传》。以上五位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都是见于记载的有智能且成功的政治家。伊尹，亦见于甲骨文的记载，死后地位崇高，作为受祭和问卜的神灵。如伊尹、太公多以长寿知名。这些“古道家”，多为长寿且成功的政治家，从这一意义上说，老子思想中与当时现实紧密结合的部分，如常常强调的“善贷且成”，“无为而无不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惠而不费”“事少功多”的追求，当有其直接的思想来源。
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正如班固在追溯诸子源流的时候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也就是说，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还建立在众多古代典籍的文化涵养，以及源远流长的史官思想传统基础之上。史官的源起，可追溯至黄帝时代。唐刘知幾《史通》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又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至周代形成了多层次的史官职务体系。从现有的史料看，周代的史官执掌种类非常丰富，有守典、记事、司天、典礼、奉法、教诲、占卜、制历、策命等多种。《国语·周语》上曰：“瞽、史教诲。”可见在当时，“知天道以训人事”，已成为史官的专门职责。
老子作为史官，具有广阔的精神视野，涵括古往今来、四方上下，洞幽烛微。注重对未来的预见，注重对永恒终极规律的把握，来指导当下的实践，自然便具有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视界。
司马迁《史记》本传中称老子为“隐君子也”，当时或早些时候，社会上也活跃着一些逸民隐者的身影，如《论语·宪问》篇中所记载的鲁国的守门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微子》篇中还提到：耦耕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以及“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或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隐者的群体，在思想上主张无为、守道，不慕荣利。
由上可见，老子及其所开创的道家思想，乃根植于三代文化的深厚积淀，诸如古谣谚、古道家文化、史官文化、隐者文化等，均为构成其思想的渊源，可以说，老子思想乃是对数千年上古智慧文明的高度概括、总结和提升。
四、《老子》的基本思想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正是在继承古文化智慧基因的基础上，再针对东周以降的时代局势和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从《老子》整体的思想取向看，他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一种终极的永恒的规律，也就是“道”，作为未来社会观念重建的指导，从而达到长久不衰的平衡状态。《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本书将主体部分概括为：道尊德贵，道法自然，善贷且成，慈爱无私四个方面。
首先，道尊德贵。
在《老子》一书中，“道”字出现六十九次，“德”字出现三十三次，更不消说与“道”字等同的“一”“大”“玄”“朴”乃至“有”“无”等字。故后世称其为《道德经》。
“道”“德”是《老子》书中核心的信仰，如《老子》第五十一章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说的正是“道”作为宇宙万物生化的原动力和根本，生养万物，成就万物，成宇宙大功，然从不自以为尊显，反而自然而然受到尊崇。
与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含义不同，老子所说的“道”“德”有着更为丰富、深层次的意蕴。正如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即以“道”为“德”的根本，“德”为“道”的功用。如韩非说：“德者，道之功也。”（《韩非子·解老》）王弼说：“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老子》第三十八章注）道的尊贵和伟大，体现就是“德”，道造化万物，德蓄养万物。
“道”的证悟、“德”的修持，是老子思想的根本基础和理论出发点。老子书中多描写道体，如称“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通过描述道体的无形、无名、无声的状态，表达如此广大且永恒的造物之母，却如此的谦卑，默默运化，自然而然，乃至毫不彰显自己的存在，故而当为万物所尊崇。老子书中也多对于有德者的描述，如《老子》第十章、第五十一章都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三十八章有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正是将无形的精微之道，落实到现实中，发挥其作用即为“德”。层次的德可谓“不自以为有德”而德自然具备的状态。
《老子》也首先注意到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局限问题，故一面描述道体、道用，一面尽量解“思维”和“语言”之蔽，直指本真之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第七十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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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重要的国学经典之一，本书依据经典《道藏》版本王弼《道德真经注》，同时参校郭店楚简本、长沙马王堆帛书本、敦煌写本等，以原文 注释 译文 评析 名句 精美插图，全方位、无障碍供读者阅读到全本、定本《道德经》，从而更好地了解、掌握老子思想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