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中国（上下）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李艳
• 出版社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2-01
• 版次 1
• ISBN 9787509004876
• 定价 76.00元
• 装帧 其他
• 开本 其他
• 页数 599页

【作者简介】

熊志勇，历史学博士。现为海军工程大学训练部高教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先后出版《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合著)、《从边缘到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李艳，历史学硕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出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执政党建设》、《蒋介石与宋美龄》等专著，合著《口号与中国》、《再生中国》等，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录】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先声: 邓小平在1975 ; 惊变: 中国1976; 徘徊? 华国锋色彩的1977; 前奏: 讨论真理标准的1978; 转折: 伟大的里程碑矗立; 包产到户: 一场饥饿引发的深刻变革; 1979: 万象更新等。

内容摘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斗转星移，桑田沧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冰雪消融，人面桃花。
时光飞逝，30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使用率极高的术语，已经成为我们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嬗变的一个象征。尽管在当时，谁也没想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竟是如此重大——它成为新旧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上下)》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上下)》由李艳、熊志勇编著。

精彩内容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下)》1978年夏秋之交，百年未遇的大旱肆虐安徽，江淮大地八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受灾农田达6000多万亩。
严重的旱灾，致使全省境内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再加上三次要命的干热风，疯狂地摧残田地和庄稼，眼看尚未恢复生机的安徽大地陷于严重的灾隋之中。400多万人口地区的人畜用水发生困难。
一些地方已靠汽车运水，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还有的农民不得不赶着
牲口逐水草而迁移。饥饿的威胁引起巨大的恐慌，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将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省委号召安徽人民“倾家荡产，奋力抗旱”。尽管全省上下作出了巨大努力进行抗旱，但1978年全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秋后，不计其数的灾民举家出走，踏上了漫漫乞讨之路。据说光是一个上海就出动数千民兵，甚至动用棍棒，把大批灾民赶上闷罐车送回安徽。
原先打算到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拍摄农村新气象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对眼前的严酷现实深感震惊。当他们实地实景拍摄的“内参片”被送
到中央政治局后，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观看后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千，说：“解放29年，想不到竟有如此穷困的农民，竟有如此忍辱负重的百姓。”人命关天，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拿出具体的抗灾办法来。
1978年9月1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度过这场特大旱灾。时下正值秋收秋种时节，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土地将被撂荒，来年的早、中季庄稼就会颗粒无收，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谁都知道需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组织生产自救，可是究竟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一文，文中强调“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要反对那种“嘴上说社会主义，实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
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的做法。
此时，周日礼向万里提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建议。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万里表现出大胆试验、当机立断的政治勇气。他在紧急会议上指出：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农民很穷，他们手中无钱，就是国家供应返销粮也买不起。这怎么行呢？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撂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明确规定可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菜；对播种小麦的旱地不许征购；利用荒岗湖滩种植粮油作物，谁种谁收。一个“借”字，重如泰山！只有无私无畏、视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的共产党人才敢于作出这样的决策。
事实上，省委作出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在会上就有人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的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吗？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
对于这些吃饱了好还是吃不饱好的诘难与困惑，万里的回答也很幽默。
他说：我们借给农民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再说土地种上庄稼总比撂荒强。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省委的“借地”决定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同时也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从“借地”向大包干发展势不可挡。
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颇具典型意义。
1978年9月1日夜，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了有23名党员参加的支部扩大会。会议主要是讨论省委《六条》和抗灾自救问题。
汤茂林在会上问大家：落实秋种有没有办法？有人小声地说“办法倒是有……”汤急忙问是啥办法？回答是：“就像1961年那么干。”要搞包产到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汤茂林的心里直打鼓，上边明文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但是，不走这条路秋种就没法搞下去。经过一番议论，得出了一个“试试看”的办法：定土地，每个劳动力包5亩麦子，5分油菜地；定产量，小麦亩产200斤，油菜亩产100斤；定工本费(种子、化肥)，每亩5元；定超产奖励，亩超100斤，奖励60斤粮食；定惩处制度，减产100斤赔偿。尽管这个办法合情合理，汤茂林还是不敢贸然表态，于是第二天就向县委第一书记常振英作了汇报。
常振英听罢先是摇头，汤茂林据理力争。常振英内心赞同这个办法，只是告诫道：真要这样干，性质就变了！但还是答应他们可以试试看。
送走常书记，汤茂林便召开紧急区委会。会上7名委员一致同意黄花大队的做法。汤茂林对此感到激动不已，会后立即赶往黄花大队，召开党群干部联席会，公布了区委的决定，喜出望外的黄花人对之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样，借地度荒变成了包产到户，一个“超过政策界限”规定的政策在山南区有了立足之地。
9月18日。汤茂林在黄花大队召集附近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9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开会，推广黄花大队的办法。出人意料的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包产到户，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
一马当先的黄花大队两天内就把1700亩土地分掉了1420亩。解除了束缚的农民，对包产到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大包干的热潮迅速在山南区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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