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北魏·龙门皇甫公（度）窟（俗称石窟寺）题名 | 清末旧拓 | 软片品好 | 涵翠楼旧藏
￥ 99999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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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传拓年代清晚期 (185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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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65 × 20 cm
数量1册
上书时间2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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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龙门皇甫公窟题名 | 清末旧拓 | 软片品好 | 涵翠楼旧藏。皇甫公窟，北魏胡太后、钤印：海翠斋珍藏书画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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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公（度）窟，又称石窟寺。建于北魏，窑门入口刻有孝昌三年（527）年皇甫公石窟寺造像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西山靠近南端之半山腰中，在古阳洞上方，火烧洞以南，北魏开凿的相当大的一个洞窟。
工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的帝后礼佛图，在皇甫公窟北壁下层，自从宾阳中洞礼佛图被盗以后，这幅图算是龙门最珍贵的了。根据宾阳中洞礼佛图男左女右的位置来看，皇甫公这幅礼佛图似乎无法解释，因为此窟是灵太后胡氏之母舅皇甫度出资营建的。窟南壁下层已完成对称形式的男左女右的供养群像后，又在北壁刻一幅以中年贵妇为中心的礼佛图。
礼佛图由15人组成，分四个部分。贵妇之前是三身穿袈裟的比丘尼，前二比丘尼年少，面清秀，侍立于一大宝珠形香炉两侧，神情十分专注，双手对称地一手持钵，一手从钵中取香料投入熏炉中。第三身比丘尼是一年长者，面丰满圆润，表情毅然，庄重，远视前方。左手向前伸出，右手托钵，作添香之姿态。比丘尼之后，是本图之主题，一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头戴极华丽的高冠，并有向前斜垂的步摇之装饰，是人物中刻划最生动、逼真的细节。她手擎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蕾，身穿交领宽袖长衫，腰束带并佩有香袋，其神态怡然自得。其身后三侍从，神情各一，有正视的，也有侧视的，头束双角髻，服饰有圆领的，也有交领的。贵妇身后的羽葆、华盖，不全是出自画面人之手，也正显示了雕刻家精妙的构思和创作意境。贵妇身后是本图的第三部分，共有5人组成，中心人物是一青年男子及一少妇。青年男子头戴通天冠，身穿朝服，左手持一莲蕾，右手托一较大的敞口钵，其侧一矮小童子为其托起衣摆。其身后二侍从，一持华盖，一持羽葆。与青年男子稍后的一少妇，头束高髻，身穿交领宽袖长衣，左手前伸，右手托一敛口钵，脚穿笏头履。其后是二手擎莲花的嫔妃。
这幅较为复杂的礼佛图，描绘了一幅北魏皇室在拜佛进香仪式中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及神态。看那昂首挺胸，年轻气盛的中年妇人正拈花微笑。面带稚气的青年男子似高视阔步。嫔妃们硕长的躯体，飘洒、流畅的衣纹，都极富于当时人间健康、美丽的格调。画面中人物相互间关系，错综有序，疏密有别，统一在完整的气氛之中。既表现了贵族们在宗教活动中肃然礼佛的精神状态，又展示了画家、雕刻艺术家高超的手法，不失为一幅精美的艺术珍品。
南壁礼佛图与北壁对称，在造像龛下层。是以力士双手托举的方盘为中心，盘内放一熏炉和莲花，两侧对称地各有一组供养群像。
左侧供养人由11人组成，以一壮年男子为首，他头戴幞头，穿交领大衫，昂首挺胸，其身前一比丘作导引，其后是三侍从，一人持华盖，二人举羽葆。另有男供养主二人，左手擎莲花，后有待从举华盖及提衣襟，服饰同前。礼佛图右侧风化较重，前是一比丘尼作导引，后有二女供养主，手擎莲花，其后有侍从持华盖、羽葆。这是一幅完整的男左女右宫庭礼仪活动场面。
由于该窟有绝对完工年代，而且造像是一次性完成的，又有明确的造像功德主。窟外南侧造像碑额就是“太尉公皇甫公石窟碑”。查魏史，此太尉公也只能是灵太后胡氏之母舅皇甫度。
《魏书•肃宗纪》正光三年(522年)十二月“癸酉，以左光禄大夫皇甫度为仪同三司。”又孝昌“三年(527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同月，“戊子，以司徒皇甫度为太尉。”所以孝昌三年(527年)九月造窟碑首“太尉公皇甫公”当是皇甫度无疑。他在较短时间内，依仗外甥女胡太后执政之势力，累累升迁，直至全国军事大权在握。在庆幸之际，出资开窟造像，并把他们一家礼佛的场面模刻到窟壁上，以炫耀其威风。礼佛图左侧就是以皇甫度为首的家庭男性成员，右侧是以夫人为首的女性成员。他们同在比丘、比丘尼的导引下，按照一定的礼仪形式进行礼佛行香之活动。可以说，南壁这幅图，就是以太尉公皇甫度为首的一家供养像。
北壁那幅以贵妇为中心的礼佛图，是何人能占据比开窟主太尉公更上尊的位置?其画面上贵妇与青年男子又在同一幅图上，排列次序有别，又作何解释?
《魏书•肃宗纪》载孝明帝与其母灵太后胡氏，有关来龙门的两次活动，一次是“熙平二年(517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第二次是“孝昌二年(526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元邵墓志》也载了此次活动情况，“孝昌二年(526年)八月，孝明帝率百僚幸南石窟寺，游赏龙门。”
《魏书•皇后列传》中，记灵太后“寻幸阙口温水，登鸡头山，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敕示文武。”
这些现象，我们应考虑北魏朝廷内最热衷于佛事活动，与佛法最有关系的灵太后胡氏了。因为在孝明帝执政期间，其政权实际控制在胡太后手里。她略通佛义，因而她崇拜佛教侈糜尤甚。所以北壁礼佛图中的中年贵妇，很可能就是胡太后。
再看胡太后，她应是中国历史上早于武则天170年未加冕的女皇。其少年时，被宣武帝诏入后宫，封为“承华世妇”。当时的后妃，都愿生王、公主，而不愿生太子。因为北魏接受汉代外戚专权的教训，立太子必杀其母。而胡氏却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本传》)所以她宁愿身死，也要为皇室续后，从而显示了她不凡的性格。果然于公元510年生下了皇子元诩，515年宣武帝崩，五岁的太子元诩继位为孝明帝；胡氏非但没有遭杀身之祸，反被封为皇太妃。她玩弄权术，以孝明帝的名义废去皇太后高氏，尊自己为皇太后。因孝明帝年幼，胡氏便临朝当政，大模大样地登上金銮殿，称自己为“朕”，让大臣们称她为“陛下”，还代孝明帝“祭天”。胡氏当朝之初，曾“亲览万机”、整肃朝纲，但不久就开始奢侈放荡，昏庸误国，沉溺于佛事，耗尽民财。
《魏书•任澄王传》载：“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百姓疲于土木之力，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削夺百官事力，费损库藏，兼曲赉左右，日有数千。”
胡太后妄佛损民所费如此，又频频不断地涉足到龙门活动，也必然会留下她造像的遗迹。在古阳洞，有正光三年(522年)比丘慧畅仰为皇帝、太后等敬造弥勒像的题记；在老龙窝有正光五年(524年)道俗27人为皇帝陛下、皇太后造像的题记；在莲花洞有“孝昌元年(525年)中明寺比丘尼道扬、道保，依山峙行道，愿造玄(贤)劫千佛。但越(愿)司空公皇甫度、陈夫兄、夫贵、鉴夫人、柳夫人诸贵人等，北海王婔(妃)樊，仰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一时成佛”的题记。以上三则造像题记，都说明了在北魏统治阶级内部，胡太后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她不仅在孝明帝期间“临朝听政”，执掌国权，更以当代国母之姿倾信佛法，从而使她在北魏信徒中享有不凡的影响。所以，皇甫公窟北壁这幅以女性为上尊的礼佛图，应是胡太后的供养像。
再看皇甫公窟外“太尉公皇甫公石窟碑”的落款有撰、书、刻石人之名云：“使持节、安西将军□□刺史度支书，汝南袁翻翔文”。“长乐公□中尉汝南□□□大夫太原王王实神□隶”。“将作军之南阳张文□石。”袁翻《魏书》有传云：“翻既才学名重，又善附会，亦为灵太后所信待。”
《北史•外戚传》有：“太后舅皇甫集……集弟度，字文亮，封安县公……寻转太尉；孜孜营利，老而弥甚。迁受之即皆自请乞。灵太后知其无用，以舅氏，难违之。”这些文献所载与窟内实物资料都向我们展示：皇甫公窟的营造，应是胡太后、孝明帝与皇甫家族共同所有。这是从窟内三壁龛像的设计意图中看到的，他们利用雄厚的财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规整的精美雕刻。由于造像碑的严重风化，使我们看到的文字甚少，但可以想象，由太后舅父主持开凿，又有所“信待”之人撰写碑文，“附会”、赞颂其功德之辞语必在其中。
“亲览万机，手笔决断”(《本传》)的胡太后，在被幽禁六年重新执政以后，元气必然大伤。自知“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惏”(《魏书•皇后列传》)。开大窟造大像的能力已不复存在，为显示余威政权的继续存在，利用浮雕的形式，以母权至高无上的气魄，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以太后执政之身份，占据窟壁上首的位置，连国君皇上也只能随其后。可见《魏书．肃宗纪》末尾史臣评论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政，委用非人，赏罚乘舛”，礼佛图上所表现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
礼佛图中的青年男子，应是肃宗孝明帝，时年十八岁。其身后束高髻，穿交领大袖长衣裙的少妇，是孝明帝皇后胡氏。“灵太后从兄冀卅刺史盛之女。灵太后欲荣重门族，故立为皇后……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于‘瑶光寺”’(《魏书•皇后列传》)。胡太后身前之年长比丘尼，应是在洛阳城内立“胡统寺”的太后从姑。《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胡统寺条云：“太后从姑所立也，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其寺诸尼，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胡太后的果断、聪悟、才艺至直“略得佛经大义。”都是受其极深的影响。她以年长比丘尼之身份在太后身前作导引，也正是体现了“后姑为尼，颇能说道，世宗初，入讲禁中”(《魏书．皇后列传》)之事实。太后初年能入后宫，也是由她带入的。她在这里，可以说是以德高望众之姿出现的。由此看来，皇甫公窟北壁下层之礼佛图就是以胡太后为首的胡氏家族供养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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