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浩然 签赠本）
￥ 300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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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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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浩然
签名者浩然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3-01
版次1
印刷时间1983-01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156页
上书时间20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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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hào r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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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了解中国现代作家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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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1932年3月25日～2008年2月20日），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祖籍河北宝坻（现天津市宝坻区 [5]），作家。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到山东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后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历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委，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7年起连续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和十一届人大代表，1998年被推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首批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政府特殊津贴。“写农民，为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中文名浩然
别 名梁金广（原名）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籍 贯河北宝坻
出生日期1932年3月25日
逝世日期2008年2月20日
职 业作家
出生地河北唐山赵各庄
代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
目录
1人物生平
▪三河情结
▪昌乐情结
▪立下誓言
▪《艳阳天》
2获得荣誉
3主要作品
4出版图书
5晚年生活
6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播报
编辑
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1964年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文化大革命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深刻地反应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 [2]。
浩然因家庭贫困，父亲早年到唐山赵各庄煤矿当矿工，后举家前往落户。
1932年3月他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生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也许这些从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父亲去世后，1942年他又随母亲投奔蓟县舅父家，在那儿与姐姐度过苦难的童年。13岁前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
1946年浩然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他，边工作边苦读苦写，走自学成才之路。
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成就自然是被世人公认的。
浩然曾出版著作80余种，作品曾在广播电台连播，被改编绘制成连环画出版发行。其作品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时代特征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影响和感染众多读者，尤其是其《艳阳天》《金光大道》出版后，几乎家喻户晓。浩然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大量来信。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将其改编拍成了电影。 [3]
1932年3月25日出生。
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
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引起文坛注意。
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此后致力于创作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作品。
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
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
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
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些作品留有当时社会思潮的印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
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和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化。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4]
三河情结
在当今中国文坛，有关浩然的话题不少，或褒或贬皆有之，然而真实的浩然给人的印象却是和善平易，诚厚朴实，看上去像个老农一样的长者。老农对春播秋收极为重视，因为他要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耕耘，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丝毫偷懒，否则，就没有丰盛的收获。浩然已是出版了1000万字、50多种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可谓家喻户晓。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又以长篇小说《苍生》再次崛起的他，却仍然未改初衷，没有留恋大都市文艺界的繁闹与功利，自己一头扎下基层，在河北三河安家落户扎下根来，实为难能可贵。
1986年11月，他携老伴来三河长期深入生活，先在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1987年5月，经三河县政协会议通过，聘请他为县政协名誉主席。1987年秋，他又被推举为段甲岭镇名誉镇长。1988年夏，县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内僻静处为浩然夫妇建一所新居（6间正房、6间倒座房）。于是浩然在此定居下来，并为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
三河市（县）委、政府历届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浩然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到“泥土巢”嘘寒问暖，解决实际困难。鉴于子女均不在身边，老伴又体弱多病，浩然安排其家居农村的内侄女和女婿住在身边，三河县政府给他俩解决了工作问题，并办理了农转非。文联建立后，县政府为浩然配备一辆“伏尔加”卧车及专职司机。1993年初，县长又经多方筹集资金，为浩然购置一辆新“奥迪”专车。市（县）财政局还及时对浩然住房进行修葺，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接待条件，方便了他的工作。
浩然日常除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外，每天都伏案写作，阅改作者稿件和读书看报。闲暇之时，练习书法，听听京剧录音，有时散散步。他非常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每日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
1993年6月15日，浩然突发脑血栓病，17日住进通县263医院。三河市五套班子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多次前往探望。住院期间，他仍然关注“文艺绿化工程”，在病房两次主持文联主席办公会，还阅改了大量作者稿件。
1996年10月22日，浩然去西安边疗养边写作，11月4日，突发脑昏迷症，昏迷三天两夜不醒，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经抢救又脱离危险。11月10日，三河市委书记派宣传部长和文联秘书长以及文化局长等前往西安看望浩然。11月23日，浩然病愈出院，从西安返回北京。
1998年8月8日，浩然夫妇搬进三河市委、市政府为之新建的独门独院二层小楼，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位于三河北城句河湾，环境舒适幽静，装修典雅。1999年5月26日，新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孙殿高就职没几天，就前往句河湾看望浩然，带去党和政府真挚的问候。三河市市长李洪卫及其他市领导也曾多次探望浩然。作家与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浩然创作出版了8部中、长篇小说，计330万言，还修订再版了7部长篇小说，计483万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等文章。其创作生活除以“泥土巢”为主，还涉足京郊通县、密云、平谷和廊坊以及山东昌乐县等地。
他创建了三河市（县）文联和三河市（县）作家协会，并亲任两会主席。他创办《苍生文学》十年，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为重点作者出版专集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还亲自为他们的书作序言，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补三河文学史空白的泥土文学和文艺绿化系列丛书，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为文艺绿化工程积极筹集资金，为三河市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做出无私奉献。在当今中国文坛被“炒”的火爆和“红”得发紫的作家中，有谁能为“他人做嫁衣裳”呢﹖有谁愿当“铺路的石子”呢﹖
浩然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浩然自述最偏爱《金光大道》，他曾说：“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
京华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光大道》全四卷本。
昌乐情结
山东省昌乐县是浩然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1960年，浩然以俄文报《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到昌乐县东村劳动锻炼，度过了他生命中难忘的8个月。在那里，他创建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相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他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忍着饥饿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熬夜写作（秋季晚上还要与干部社员一起巡逻护秋），《车轮飞转》、《送菜籽》、《半月敲门》、《太阳当空照》、《人强马壮》、《珍珠》、《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
浩然曾回忆当时写作的情景：“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娄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浩然：《我的人生》）《艳阳天》中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他在东村的真实生活。书中那个至为感人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就是以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为原型创作的。
浩然念念不忘昌乐乡亲，曾先后五次重返昌乐探望，一次带着老伴，一次带着女儿，每次来访总是怀着赤子般的虔诚，一个门口一个门口的登门拜访，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糕点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中那些老者、弱者手中。1990年，浩然写了《东村的乡亲们》，收入他由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集《婚姻小路上的爱情坎坷》，后又编入《浩然全集》第18卷。1999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乐县政协编辑的《浩然与昌乐》一书（这本书我还没有，很遗憾）。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记述的就是他在昌乐的难忘岁月。影碟《浩然传奇》是北京电视台在浩然病重住院期间摄制的两集传记纪录片，里面就有浩然晚年回昌乐县东村看望乡亲们的珍贵镜头。
鉴于浩然与昌乐县的不解之缘，昌乐启动了《艳阳天》再现工程，以浩然文化为主线，准备建设一处集文化局机关、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文物陈列室、文化艺术馆和浩然文学馆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广场。
立下誓言
“写农民，为农民写”
“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这是浩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写农民，为农民写。”浩然将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坚持了一生。这位农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作家，对于中国农民和广大农村有着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谈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浩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有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浓郁、朴实的泥土气息。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浩然出生于河北唐山开滦矿区一个贫苦的家庭。他10岁丧父，12岁丧母，在悲愁和凄苦中度过了不幸的童年。浩然14岁时走上了革命道路，16岁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做过8年村、区、县的基层干部。在新生活的感召下，从小就是“戏迷”、“书迷”、受过民间文学熏陶、对文学天生就有灵气和悟性的浩然萌发了要当一名革命作家的强烈愿望。
在收到上百篇退稿后，1950年10月20日，《河北青年报》刊出了他的一篇千把字的题为《姐姐进步了》的短文，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立志文学创作的信念。1954年，他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两篇小说习作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由此他被选拔到该报社任记者。1956年，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于由老舍主编的《北京文艺》上，从而引起了首都文学界的关注。1959年，在浩然相继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现农村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后，鉴于他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郭小川主动介绍浩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64年底，浩然被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文革”前夕，他创作出版了《新春曲》等10个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和散文集《北京街头》，并推出了他的代表作《艳阳天》。
《艳阳天》
《艳阳天》一问世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浩然也随之家喻户晓。他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共1万多封。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将其改编拍成了电影，更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艳阳天》是浩然最好的作品，也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生动传神，显示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艳阳天》出版后，浩然将所得稿费1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200万元买下他作品的所有版权，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将来如果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得到国外去购买版权，那叫什么事！”某饮料厂，以100万元的酬金请他给某饮料做电视广告，他也婉言谢绝了。浩然说：“我为人的标准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热诚待人，厚道而正直。”
有人说浩然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浩然对此坦言：“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由于他把对农民的深厚感情都写进了作品里，他的作品也因此被学者们称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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