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D3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我很高兴有机会更新詹姆斯·乔尔这部著作，延续它的“活力”，尽管他已经于1994年逝世。他对这个专题的研究出类拔萃，既因为他对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十年里欧洲精神特质的掌握，又由于他决定把此书编排成一系列文章，论述对这场大战的主要解读。他的著名讲座谈到那些把欧洲拖人大战的领导人心目中的“心照不宣的假设”（Unspoken Assumptions）（然后以文章发表），我认为这对过去30多年里关于“一战”的研究成果发挥了首要影响。与此同时，他参与了“费舍尔辩论”（Fischer Debate），这对于领会弗里茨·费舍尔历史研究途径的价值（以及某些不足）至关重要。因此，他的知识、博闻和历史直觉极为出色地相互糅合，使此书成为一部经典。
　　版的大多数文本是在1980-1983年之间撰写的。第二版并未作多少修改，只是添加了有关意大利的材料。因此，甚至近的（1992年）版本中都很少提及过去25年里的研究成果。当然，那些年里肯定没有经历过更早前25年里所发生的激烈辩论，而且詹姆斯·乔尔深入地参与了那些辩论。弗里茨·费舍尔激发的辩论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扩展了我们对此书中着重论述的若干主题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有了多部新出版的关于卷入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角色的传记：三部关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传记（其中约翰·罗尔撰写的杰出的两卷本只把我们带到了1900年）；三部关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传记（其中包括多米尼克·利汶的卓越研究成果）；多部关于主要政客的传记，从约翰·凯格尔对雷蒙·普安卡雷的出色研究到凯瑟琳·勒尔曼研究伯恩哈德·冯·比洛从政生涯的著作；还有数量更多的关于1914年之前外交官和负责执行外交政策的官员的传记。我们也有关于民族主义与学校教育、贸易与金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战略与战略家，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军国主义与海军至上主义，种族主义和青年运动的新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对特定专题提供了新的综合分析。其他成果则基于对档案材料新的详细研究。所有成果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此书研究的若干主题相关。
　　除了罗尔、利汶和凯格尔的著作之外，有三部性质和范围不同的著作非常引人注目：萨缪尔·威廉姆森的《奥匈帝国与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91），大卫·史蒂文森的《军备与大战的到来》（1996）和基斯·尼尔森的《英国与末代沙皇》（1995）。这三位作者中每一位都为我们对次世界大战种种起因的理解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而且我认为他们每一位都确证了詹姆斯·乔尔在这本书中论证得出的许多结论。强调这三部著作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若干优秀专著的价值，仅举几个例子，比如安妮卡·蒙巴厄的《赫尔穆特·冯·毛奇与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或者M.B.海因的《法国外交部与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或者D.M.麦克唐纳的《俄国的联合政府与外交政策1900-1914》，或者基斯·汉密尔顿的《泰姆的伯蒂：爱德华时代的大使》，或者布鲁斯·迈宁的《刺刀先于子弹：俄罗斯帝国的陆军，1861-1914》。尽管这个书单并非是无穷无尽的，但它肯定是广泛的。再者，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期刊中还刊载着几十篇涉及一战起源诸多重要方面的重要文章。
　　投入这部著作之初，我做出了自己的战略决策：我并非简单地增加一个“自1991年（或1984年）以来发生了什么”的章节，再把参考书目更新一下。本书论述的主题的范围将会使这种做法难于处理，而且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用。我索性换一种方式，尽量在整个现有文本中融人和参照这部著作。所以我努力保持原先的风格和口吻，当似乎需要修改的时候略作修改，但通常是增加一些扩展詹姆斯·乔尔所强调观点的新的细节、例子或者参考资料。在完成此项任务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同仁的有益忠告，其中我尤其要衷心感谢的是约翰·凯格尔、安妮卡·蒙巴厄、大卫·史蒂文森和萨缪尔·威廉姆森。似乎没有必要对詹姆斯·乔尔的解读做任何重大修改，我认为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学识和洞察力。如果这个新版本的读者难以辨别詹姆斯·乔尔的行文在哪儿结束，我写的文字从哪儿开始，我的策略就算成功了。如果这个新版本使这部卓越著作在另一代读者心目中“保持活力”，我也就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对于我本人来说，我把这项任务视为致敬之举：向这位20世纪杰出历史学家的著作致敬。

詹姆斯·乔尔的《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近几十年来“一战”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甫一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作为20世纪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乔尔在书中全面分析了这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如何爆发，研究主题既包括“七月危机”、战前的联盟体系和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及指导思想、军备竞赛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并提出诸多创见，由此引领了新的研究风潮。

2007年，当代著名外交史、战争史专家戈登·马特尔对乔尔的经典著作又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扩展，加入了自本书第二版出版（1992年）十余年来很多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经典著作得以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近几十年来“一战”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甫一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乔尔在书中全面分析了这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如何爆发，研究主题既包括“七月危机”、战前的联盟体系和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及指导思想、军备竞赛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并提出诸多创见，由此引领了新的研究风潮。

2007年，当代著名外交史、战争史专家戈登·马特尔对乔尔的经典著作又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扩展，加入了自本书第二版出版（1992年）十余年来很多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经典著作得以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1918—19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乔尔1947年自牛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转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史蒂文森国际史讲席教授，1981年退休后，他成为伦敦大学的名誉教授。乔尔研究兴趣广泛，在外交史及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方面久负盛名，是20世纪卓越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同时对无政府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史也颇有研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在乔尔去世后评价乔尔的思想时说：“他坚信，历史是由人而不是由无情感的力量创造的。但他也认为，除非也了解塑造人们思想的影响，否则就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做”。

戈登·马特尔（Gordon Martel，1956—），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历史评论》的初创编辑之一，专门研究现代战争史及近代国际关系史。

译者简介：

薛洲堂，1955年生，江苏盐城人，先后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和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系主任，驻印度和智利使馆副武官、武官，出版有多部译作。

第三版前言

第二版前言

章  导论

第二章 1914年的七月危机

第三章  联盟体系和旧式外交

第四章  军国主义、军备和战略

第五章  国内政治至上

第六章  国际经济

第七章  帝国主义竞争

第八章  1914年的社会心态

第九章  结论

延伸阅读

索引

詹姆斯·乔尔的《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近几十年来“一战”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甫一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作为20世纪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乔尔在书中全面分析了这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如何爆发，研究主题既包括“七月危机”、战前的联盟体系和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及指导思想、军备竞赛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并提出诸多创见，由此引领了新的研究风潮。

2007年，当代著名外交史、战争史专家戈登·马特尔对乔尔的经典著作又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扩展，加入了自本书第二版出版（1992年）十余年来很多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经典著作得以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1918—19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乔尔1947年自牛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转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史蒂文森国际史讲席教授，1981年退休后，他成为伦敦大学的名誉教授。乔尔研究兴趣广泛，在外交史及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方面久负盛名，是20世纪卓越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同时对无政府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史也颇有研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在乔尔去世后评价乔尔的思想时说：“他坚信，历史是由人而不是由无情感的力量创造的。但他也认为，除非也了解塑造人们思想的影响，否则就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做”。

戈登·马特尔（Gordon Martel，1956—），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历史评论》的初创编辑之一，专门研究现代战争史及近代国际关系史。

译者简介：

薛洲堂，1955年生，江苏盐城人，先后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和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系主任，驻印度和智利使馆副武官、武官，出版有多部译作。

《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
　　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可能导致次世界大战的每个因素似乎对1914年7月终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做出的种种决策都有所贡献。做出那些决策的人们在选择中所受到的限制常常超过他们意识到的程度。他们不仅仅受到自身秉性的限制,而且也受到自己先前的和前任们在位时做出的一系列决策的限制。决策者们在此前不久的1908年、1911年和1913年的几场危机期间避免了战争,可是在1914年的危机中战争却未能避免;然而,先前的每一场危机都为1914年的开战决策做了添砖加瓦的铺垫。1913年塞尔维亚在争取获得亚得里亚海港口的努力中需要俄国的支持,可是俄国人未能给予支持;在1914年的危机中后者的选择就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觉得再不支持塞尔维亚就会使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信誉和影响丧失殆尽。奥匈帝国政府认为尽管塞尔维亚没有获得其想要得到的港口,但是他们未能阻止塞尔维亚赢得面积相当大的领土。如果他们要经受住南部斯拉夫人对这个君主国构成的内部威胁,那么这一次他们必须彻底击败塞尔维亚。

     德国人认为奥匈帝国是他们可靠的盟国,如果不想使崩溃,或者到别处寻求支持,德国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它;在之前1913年的危机期间德国人似乎只给奥匈帝国半心半意的支持,他们也觉得在1914年他们必须与奥地利人站在一起了。爱德华·格雷爵士一直认为在1912—1913年危机期间自己的斡旋防止了战争,这种看法影响了他在1914年危机早期阶段的外交努力,他从一开始就希望重复此前调停的成功。有些人批评格雷未能明确表示支持俄国和法国;他们争辩说,这样明确的表态也许会威慑奥地利和德国,使两国忌惮把危机推得太远。但是格雷和他的主要顾问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如果三国协约转变成一个同盟,它可能会鼓励法国人和俄国人变得过于大胆。所以三国协约是一个刻意平衡的手法,旨在威慑德国的同时也约束法国和俄国。

     其他人则批评普安卡雷在1912—1914年间推行复仇主义政策。约翰·凯格尔所说的“普安卡雷战争神话”(Poincaré-la-guerre myth)强调了他在洛林的故乡之根和他想进一步巩固法俄联盟的决心,因而使俄国壮了胆子,坚决支持塞尔维亚,进行战争动员,并且把危机从局部扩展至整个欧洲。然而,凯格尔已经表明,尽管普安卡雷确实把法俄联盟看成法国政策的一个关键,但是他也把该联盟看作约束俄国在巴尔干地区行为的一种途径,而且他确实在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两年里致力于与德国重新修好。

     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产生了一种感觉,既然战争或迟或早地不可避免,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比如在俄国军队重新装备计划完成之前,或者在法国人实施了军队重组之前,或者在英国人与俄国人达成了有效的海军协议之前。正如安妮卡·蒙巴厄(Annika Mombauer)对新发现文献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德国的决策者们在1914年蓄意进行战争冒险,旨在改善与其欧洲邻国相比德国日益恶化的处境。一旦德国领导人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就像他们在1912年12月所认为的那样,无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发动一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反击敌对强国,保卫自己的办法,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实现他们中间一些人企求世界霸权的梦想的途径,那么,正如七月危机的进展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战略计划变得至关重要,而且这些计划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的计划都具有更加直接的军事后果。奥地利认为德国的支持对于使危机局部化至关重要,因为前者认为德国人会有效地吓阻俄国人进行干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发现德国对奥匈帝国开出一张“空头支票”的决策恰恰是灾难性的,正是这个决策把一个可能局部化的危机扩大成了一场全面战争——一个讽刺性的(虽然是悲剧性的)结果。首先是维也纳做出了诉诸武力的决议;然后发生的是“德国的具有侵略性的‘世界政策’与更富侵略性、更加不负责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巴尔干政策’的灾难性融合”。

     所有主要强国均被卷入其中的军备竞赛也促使人们感到战争必定到来,而且只会早来,而不是迟来。军备竞赛给每个参与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可是这些政府深信无法停止它。尽管所有政府都公开声称军备竞赛具有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威慑效果,听起来似乎名正言顺,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被他们竞争对手的军备计划所威慑而停止扩充军备,恰恰相反,他们加快了自己的武器装备生产速度。到了1914年,指望德国海军舰队强大到使英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冒险与德国开战的提尔皮茨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英国人拒绝扮演别国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而且决心不惜一切财政和政治代价维持他们在海洋上的优势。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和军备竞赛造成的巨大压力共同起作用形成了一种心态,人们反而认为战争是一种解脱。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1912年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多少次听到人们反复说‘宁愿早点开战,也不要这样没完没了地等待’,在这个愿望中没有怨恨,只有隐藏在内心的期盼。”71939年曾经在法国流行的一句口号“该结束了”(Il faut en finir)也同样表达了很多人在1914年的心声。

     大卫·史蒂文森就军备竞赛在一战爆发中所起的作用撰写了一部雄心勃勃、内容详尽的专著。他在该书中认为,尽管欧洲列强的国内压力和技术变革促进了大战的爆发,但它们不是决定性因素。史蒂文森认为,“大战爆发之前十年里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危机是关键的不稳定因素,从外交视角对一战起源进行的诸解释长久以来一直在强调这些危机的作用”。战前刚刚发生的接二连三的国际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的陆、海军的持续扩充,以及危机和军备竞赛形成的心态共同帮助使这场特定的战争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爆发。这些危机本身就是必须追溯之前至少几十年的形势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几场战争(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在欧洲建立了德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使法国人因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一直怀恨在心),已经为20世纪初年里国际关系的运作设置了框架。除此之外,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帝国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讨论国际关系的语言和一种新型民族主义,后者不同于在19世纪早期曾经激励了追求民族团结和民族自决的诸多运动的那种民族主义。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仍然全部或者部分生活在外族统治之下的民族的民族主义——坚持主张民族独立事业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加重要的信念——是威胁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持续性因素,所以也增加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把战争的爆发归罪于外交官们——以及外交本身——指责的罪名是他们在从事“旧式”外交。所谓的“旧式”外交有时是指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谴责的“秘密达成的秘密协议”,有时是指对从事外交的实践者们的神秘、贵族性质的更为广泛的抨击。种指责意味着,外交的更加公开透明,公众对各种外交安排更加详尽的审视,将会约束政府不致随意将国家置于战争之中;第二种指责意味着,外交官队伍(以及那些占据着外交部各种岗位的官员)的社会排外性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支持诸如“国家荣誉”和“军事声誉”等传统价值观,而正是这些价值观鼓励人们情愿为了不应该引发参战意愿的问题去打仗。迈克尔·休斯对英国和俄国外交官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上述这些指责受到了误导。“事实上英国和俄国外交部门的成员们在1914年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避免战争,寻求处理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替代办法”;而且事实上“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们和外交部的官员们经常对他们在各自国内频繁听到的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声音感到惊恐。”

     甚至就短期因素而言,我们也有大量涵盖广泛的关于一战爆发的可能“原因”,从中人们会选择自己的解释,即使这个选择不武断,它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政治和心理兴趣及先入之见。有些政治科学家们无法容忍对如此多样化的个人解释的接受,并且企图对1914年之前形势中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够衡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而且通过客观地评估力量均势来准确地显示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场大战。尽管这种新实证主义的途径能够帮助历史学家们关注一些他们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必然有其局限性,当需要评估那些本质上无法进行量化的变量的重要性的时候,新实证主义的方法就捉襟见肘了,比如人们的心态和涉及可以被泛泛地称为“士气”的种种问题便是无法量化的,即使政治科学家们或可做出(尽管绝非是确定无疑的)对引起国际形势不稳定的经济和战略因素的准确估量。

     然而,1914年的那些主要人物还经常觉得自己是本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力量的受害者,或者觉得他们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比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七月危机达到高潮时发现自己“迷失方向”11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早在十天之前就看到“一个比人类力量强大得多的厄运正高悬在欧洲和我们自己人民的上空”,12而且劳合·乔治稍后也写道,一个个国家“从边缘滑落进战争的旋涡”,13他这样写毫无疑问部分地旨在模糊他的立场转变的显著性,他此前一直扮演英国内阁里主和派的发言人,后来却意识到他的政治前途存在于成为将赢得战争之人。这种人类在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面前束手无策的无助感觉给某些肯定感觉到强烈的个人责任感的政客们提供了宽慰,使他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历史作为一条大河或者一阵强风的画面也能使人们意识到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极其重要,正如俗话所说,如果他们不想“错失良机”。俾斯麦生动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充满伟大事件的世界历史不会像一列火车那样匀速前进。它在前进的道路上时而疾驰,时而缓行,但是其力量不可阻挡。我们必须始终确保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世界历史中阔步穿行,然后跳将起来,紧紧抓住他衣服的褶边,这样我们就能被一路带至我们必须要到达的地方。

     列宁再次使用火车的比喻强调了适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重要性,而且他鄙视所有持有如下想法的人:“当历史引入革命的方式好似德国的快速火车平稳、安静、顺利并准时地进站那样,他们便将乐于接受革命”,当历史的速度可被加快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力抓住这机遇。在1914年的危机之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即主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中没有一人具备俾斯麦或者列宁那样对时机的敏感,这种敏感也许本可使他们能够控制住事件的发展,他们被快速驱向这样一个目标,沿着一条没有路线图的道路他们看不见它。尽管爱德华·格雷爵士稍后忧虑于“整个欧洲的灯光行将熄灭”,他也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的性质。他在8月3日对英国议会的讲话中警告英国不得不做出的经济上的牺牲——不是在弗兰德斯和法国即将来临的血腥屠杀——而且即使英国保持中立这些牺牲还是无法避免:“如果我们参加战争,我们将会承受损失,但是并不比我们袖手旁观将要遭受的损失多多少”。

     即使不必接受人们熟悉的把历史形容为大河,或者强风,或者火车,或者脱缰之马(共产主义者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就曾说过“历史就像一匹受惊的马在奔驰”)的比喻,我们还是觉得需要把我们对大战在1914年爆发的解释放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下。每一项关键的决策都是在具体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框架之内做出的。制约这些决策的是关于个人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