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条件分析法

2021年1月5号，格致出版社编辑唐彬源联系我，希望我能够担任《Conducting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一书的翻译工作。我当时很意外，因为我认识NCA的开创者，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扬·杜尔（Jan Dul)教授已经好几年。那是在2017年的冬季，我次参加国际QCA专家工作坊和国际研讨会（其中国际研讨会是对外开放的，专家工作坊是闭门会议）。这次会议他做了一个NCA的报告，那是我次听说NCA是专门用于分析必要条件关系的新方法。会上，扬·杜尔教授详细报告了为什么要发展NCA，以及相较于QCA，NCA在分析必要性关系上有什么独特的优势。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缘分，在这次闭门会议上，我们就坐在同一桌上，他在我的右侧，而QCA的开创者查尔斯·拉金坐在我的左侧。

一所大学、一条河流与两种方法。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是一所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坐落于美丽的苏黎世。2017年，我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因为这里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QCA专家会议，还因为这里有一条美丽的“知识河”——利马特河（Limmat），它让这座城市更加与众不同。利马特河是瑞士苏黎世的一条主要的河流，该河流从苏黎世湖北端引出，然后流经苏黎世市中心，穿城而过，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灵性。这可能也是很多科学巨匠、文人墨客、政治人物和金融巨头喜欢这里的原因。在利马特河的岸边有一个上百年的咖啡店，名叫奥顿（ODEON）。奥顿的位置非常优越，交通便利，并且抬头就可以看见利马特河。据说这里是酷爱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思考问题的爱因斯坦常光顾的地方。可以想象，在苏黎世期间，爱因斯坦坐在咖啡店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手里拿着一本书，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在书上画着什么，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的情景。据说就是在咖啡馆，爱因斯坦读完了名著《科学的价值》。在爱因斯坦的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每年的11月底或12月初都会召开国际QCA工作坊和专家会议。在这个年会上，我有幸与世界上两种方法的开创者成为了朋友：QCA开创者查尔斯·拉金，以及NCA开创者扬·杜尔。会议间隙有趣的一个活动就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方法学者一起乘火车去于特利贝格（Uetliberg）山顶，几十位专家围坐在一起，吃传统的瑞士奶酪火锅（Käse-Fondue），喝点啤酒，边吃边聊，在那温馨的场景中，不时有智慧的碰撞。

著名物理学者Platt（1964）曾在《Science》上撰文提问：“为什么不同领域的发展速度会有显著差异？”，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各领域之间科学方法的发展和传播速度存在差异。Platt的观点间接说明了方法论的发展对于知识进步的重要支撑作用。而扬·杜尔教授就是一位酷爱方法论的学者。在本书中，他用短短6章的篇幅，不仅给我们系统地介绍了NCA方法，还基于哲学和逻辑阐述了他对于方法论底层的思考。我一直认为我们面临两种不同的金字塔：社会的金字塔和知识的金字塔，两者方向相反。社会的金字塔是越接近塔尖越成功；而知识的金字塔则是越在塔底贡献越大。我们都是站在深耕于知识金字塔塔底的那些伟大学者的肩膀上前进的。认识到社会与知识两种金字塔的差异，我们便会明白爱因斯坦的名言：“不要争做成功的人，要努力做有价值的人”！

今天管理学者面临的复杂性管理现象往往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共同影响结果。从线性管理到数字生态、生态系统、复杂性公共管理问题，日益复杂动态的管理现象要求管理学研究直面因果复杂性，进而影响了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的选择，以及他们的创新思路。早在1999年，Science就组织了一个复杂性专刊。而物理学家霍金甚至预言21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在日益复杂的现象中，我们如何找到“关键的使能因素”、“卡脖子的制约因素”，可能对于实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大道至简，扬·杜尔教授在这本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必要条件现象，并指出必要条件现象无处不在，识别必要条件是分析复杂问题的一条路径。

在这本书中，扬·杜尔教授梳理和区分了三种关系：传统的平均效应关系（回归和结构方程）、必要性关系以及充分性关系。他的贡献主要是聚焦于必要条件关系，特别是区分了类型必要条件和程度必要条件，并开发了NCA方法来检验必要条件。平均效应关系重在分析X改变对Y改变的平均影响效应。必要性关系重在分析：X 存在是Y存在的必要条件吗？或者某水平的X是某水平的Y的必要条件吗？充分性关系重在分析：X出现会充分地“导致” Y出现吗？显然，未来的科学研究需要区分这三种关系，并采取与之匹配的方法进行检验。这种区分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管理强调“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前者强调效果，即目标的实现；后者强调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效率。管理效率与效果需要统一。因此管理学研究需要探讨三种关系，即效率导向的传统的统计相关关系（平均效应关系），以及效果导向的必要条件关系和充分条件关系。我认为，这些关系间的差异需要被管理研究者重视，未来需要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关系，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或者将它们有机混合。我与合作者于2020年9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便整合了NCA和QCA两种方法的优势，分别检验了必要性与充分性两种不同的关系。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读者可以从中学习到NCA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到从分析现象、确定研究问题、提出假设、下载和安装R，Rstudio和NCA包，到分析数据和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在R语言日益普及的时代，熟悉R语言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延伸，去学习其他有价值的方法，比如在R语言中实现QCA分析等。对于喜欢做方法原创的学者，还可以自己设计和开发基于R语言的包，这也有助于解决方法技术上的“瓶颈”问题。

基础原创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的原创探索研究是国之所需。2017年，我开始每年参加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的国际QCA专家工作坊，并于2018年11月第六届国际QCA专家工作坊期间，被邀请成为国际QCA专家网络COMPASSS咨询委员会全球50位QCA咨询专家之一。参加这些国际活动让我意识到中国工商管理领域还缺乏专门的方法组织。与国际前沿相比，我们在工商管理研究方法论、方法和技术发展上还存在较大差距。2020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首次提出“管理与经济科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范式”原创探索项目。这进一步说明了加强原创方法的研究以及迈向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国际上的一些成熟做法很值得国内借鉴。比如，国际管理学会（AOM）设有研究方法分会（RM），以及研究方法期刊《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ORM），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哲学和管理学新方法的发展。为了对国内管理哲学、方法论与实践的融合发展贡献微薄之力，我与《外国经济与管理》宋澄宇主任商议把“东方管理”专栏编委会活动扩大，于2019年4月在东南大学组织召开了首届“管理哲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管理实践”会议。在此基础上，申请并成功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新增设立“管理哲学”专委会，这要感谢黄速建会长和黄群慧理事长的支持，我们国内终于有了一个专门讨论管理哲学和研究方法的组织，我本人也很荣幸地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管理哲学专委会会长。这是国内个管理哲学专委会，我们专委会将每年组织召开一次“管理哲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管理实践”年会，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共同推动方法论的发展。这本NCA方法书的出版，也是我们推动方法论学习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本书能够顺利地翻译完成，要感谢翻译团队集体的努力和付出。李佳馨参与章的翻译；许志燕参与第二章的翻译；高琦参与第三章的翻译；陈凯薇参与第四章的翻译；孙宁参与第五章的翻译；周诗琪参与第六章的翻译；刘秋辰参与术语及附录的翻译。我统筹所有章节的翻译并进行了多次校正。这本书能够顺利呈现给读者，也要感谢出版社编辑朋友的辛勤工作；还要感谢《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南开管理评论》程新生副主编、《经济管理》刘建丽副主编、《管理评论》乔晗副主编、《外国经济与管理》宋澄宇主任、《管理学报》郭恺主任、《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孙兰主任等同行朋友的相关支持。这本书能够顺利地翻译完成，要感谢翻译团队集体的努力和付出。李佳馨参与章的翻译；许志燕参与第二章的翻译；高琦参与第三章的翻译；陈凯薇参与第四章的翻译；孙宁参与第五章的翻译；周诗琪参与第六章的翻译；刘秋辰参与术语及附录的翻译。我统筹所有章节的翻译并进行了多次校正。这本书能够顺利呈现给读者，也要感谢出版社编辑朋友的辛勤工作；还要感谢《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南开管理评论》程新生副主编、《经济管理》刘建丽副主编、《管理评论》乔晗副主编、《外国经济与管理》宋澄宇主任、《管理学报》郭恺主任、《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孙兰主任等同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