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的修辞 霍布斯与文化转型的政治学

本书源自这样的观察：在方法和内容上，霍布斯的《利维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16世纪盛行的思维方式，正如我们也经常将此书与霍布斯的名字和17世纪以来的科学观联系在一起。多年来，解释者一直想把霍布斯刻画成自由主义的先驱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这种前瞻性的视角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不幸的是，它在霍布斯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对读者们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霍布斯思想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变得模糊不清了。本书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雄辩术传统中霍布斯思想起源的认识。我想展示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他在《利维坦》中的论证，以矫正这种扭曲。这个目的引导我强调霍布斯在这本著作中想做的事，以及（在狭义上）想说的话。霍布斯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们普遍认为，演说和写作其实都是行动。当政治哲学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被现代哲学中的静态趋势同化时，这种观念经常被人遗忘了。我希望阐明这一点，让亮光投射到《利维坦》这个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理解的面向上。
这项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谢尔登•沃林主持的一次研讨会，我有幸参会并阐明观点，反对昆汀•斯金纳对霍布斯的解释。我从斯金纳教授的回应中受益良多。尽管“思想行为”和“言说行动”各自的政治理论观念有着非常不同的哲学起源，但这些概念都有助于我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正是试图检验这些概念是否适用于霍布斯，以传递这些古典观念。
在沃林教授与丹尼斯•汤普森教授的指导下，我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没有他们的启发、建议、批评和鼓励，这项工作不可能完成。我非常感谢戴维•梅休和弗兰克•特纳，过去几年，他们给了我不可估量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兹比格涅夫•佩尔琴斯基，他一直鼓励我，热情款待我。特伦斯•鲍尔、大卫•高蒂尔、约瑟夫•汉布格尔、查尔斯•林德、詹姆斯•斯科特•布洛姆、伊恩•夏皮罗和罗杰斯•史密斯都读过本书初稿，非常感谢他们提的建议，促使我在最终版中作了改进。特别感谢韦尔斯利学院现任院长南内尔•奥•基欧汉和大卫•史密斯，他们激发了我对政治哲学的兴趣。
我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耶鲁大学的财政支持，使我能够撰写这本书。我的一些早期研究得到了耶鲁大学惠特尼葛基金的资助。本书初稿是1984年春天在牛津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愉快而有益的气氛中写成的。我也感谢彭布罗克学院在此期间让我成为临时成员。
从最初阅读手稿到最后成书的整个过程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桑福德•撒切尔一直非常支持我，给予我帮助。最后还要感谢露丝•穆埃西希和罗伯塔•杜隆，他们已经不辞辛劳地帮我输入了两本书稿。

纽黑文，康涅狄格
1985年12月

《利维坦》中长篇大论的神学论述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用英文写就的《利维坦》与霍布斯早前用拉丁文撰写的政治著作《论公民》《法律要义》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最终把读者带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面前：《利维坦》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作？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霍布斯研究者与读者，本书对此作出了回应。
作者戴维·约翰斯顿认为，沃伦德、施特劳斯和波考克等著名的霍布斯研究者都没有正确回答以上问题，而修辞是解开这些谜团的金钥匙。只有当我们把焦点转移到霍布斯著作要产生的效果上，才能发现《利维坦》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当我们转向霍布斯早年浸润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了解修辞在这个传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时，才会发现这位英国哲学家如何将《利维坦》中的形而上学、神学和历史论述汇聚为统一的政治行动：通过在普通大众中推动一场激进的文化转型来实现自己政治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相比《法律要义》专心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求获真知，《利维坦》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加广泛的目的：培养大众的理性思维和行动，用启蒙对抗迷信，以光明胜过黑暗。

作者 戴维·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政治哲学硕士，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担任过纽约州政治学协会主席和政治思想研究国际会议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和政治思想史，出版《正义简史》《<利维坦>的修辞：霍布斯与文化转型的政治学》等学术专著多部。 

译者 李钊，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学院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法、政治哲学。

前  言 /  1
关于注释的说明 /　1

导论 /　1
第一章 历史编纂学与修辞学——霍布斯和修辞传统 /　6
第二章 法律要义——理性与修辞 /　27
第三章 修辞的再现——味同嚼蜡到历历如绘 /　61
第四章 人类的形象——理性和迷信 /　83
第五章 理论与实践——启蒙的政治学 /　102
第六章 祛魅的世界——机械唯物主义者 /　118
第七章 《圣经》与主权者——伏在主权下的预言 /　144
第八章 位于十字路口的主权——历史视野中的当下 /　163
结语 /　188

参考书目 /　192

《利维坦》中长篇大论的神学论述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用英文写就的《利维坦》与霍布斯早前用拉丁文撰写的政治著作《论公民》《法律要义》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最终把读者带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面前：《利维坦》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作？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霍布斯研究者与读者，本书对此作出了回应。
作者戴维·约翰斯顿认为，沃伦德、施特劳斯和波考克等著名的霍布斯研究者都没有正确回答以上问题，而修辞是解开这些谜团的金钥匙。只有当我们把焦点转移到霍布斯著作要产生的效果上，才能发现《利维坦》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当我们转向霍布斯早年浸润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了解修辞在这个传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时，才会发现这位英国哲学家如何将《利维坦》中的形而上学、神学和历史论述汇聚为统一的政治行动：通过在普通大众中推动一场激进的文化转型来实现自己政治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相比《法律要义》专心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求获真知，《利维坦》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加广泛的目的：培养大众的理性思维和行动，用启蒙对抗迷信，以光明胜过黑暗。

作者 戴维·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政治哲学硕士，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担任过纽约州政治学协会主席和政治思想研究国际会议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和政治思想史，出版《正义简史》《<利维坦>的修辞：霍布斯与文化转型的政治学》等学术专著多部。 

译者 李钊，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学院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法、政治哲学。

历史编纂学与修辞学
——霍布斯和修辞传统

（节选）

1628年，时年40岁的霍布斯完成了修昔底德著作的翻译，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人生早期、人文主义阶段的产物。人们认为，这些译著与其后来哲学时期的著作具有显著不同。在霍布斯为此译著写的序言中，有的人发现了他后期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某些实质性观点。甚至连这些解释者都认为，至少就方法论而言，霍布斯后期的科学与哲学著作完全不同于其人文主义时期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虽然很难简单地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但它极具误导性，不时诱导这种解释的捍卫者以奇特的方式扭曲霍布斯的思想。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论证。在其译著的序言中，霍布斯就历史写作的范围，提出了一种既非常独特又十分严格的观念。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将自己的工作限定为，只使用可以观察的行为作为基本素材，来叙述事件。由于人们行为的动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历史学家不应该在推测动机上多费口舌。正如霍布斯自己所说，“我们只能……推测人们行动的内在动机”。但是，他相信，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原因，如果将这些动机从历史中排除掉，就相当于承认历史不能教导我们有关因果关联的知识。那些解释者告诉我们，这种局限解释了为什么霍布斯后来把历史等同于“审慎”，使之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在他的观念中，因果关联本质上专属于科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因此，将历史作为纯粹叙事的这种早期观念，与霍布斯后期的哲学或者科学观念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点。
这种论证将霍布斯历史学的观念想得过于简单了。霍布斯的确认为，对动机的解释离不开人们的推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禁止历史学家从事任何与推理动机有关的事情，而是说历史学家在把动机归给历史行动者的时候，应该保持谨慎和敏锐。因此他说，在某些历史记录中：

      对隐秘意图和内在思绪的精细推测，如瀑布般从他们笔下涌流出来。这同样是历史的一种不小的美德，前提是这种推测有充分的依据，而不是被迫为了作者的文风修饰或展示其在推测上的巧妙而服务。但这些推测通常并不是确凿无疑的，除非它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叙事本身就足以向读者显明同样的猜测。（《修昔底德》，前言，第8页。）

这里的论证是一种审慎的忠告，也是对那些脱离整体情境去捏造人们想法和动机的历史学家的责备。它和霍布斯对那些用想象出来的岛屿和海岸线去装饰他们地图的制图员的批评类似。《修昔底德》，前言，第10页。但这同样也是给那些能够对人们隐秘思想和意图提出合理推测的历史学家的赞赏。霍布斯远不是希望禁止所有在历史中推测人们动机的探究，就像他绝不是想从地图中清除所有岛屿和海岸线。
修昔底德之所以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霍布斯说，正是在修昔底德那里，历史写作的能力达到了其巅峰），正是因为他在解释人们思想和动机方面具有异于常人的敏锐性。在观察和分析人们的特征方面，修昔底德的敏锐性如此卓越，以至于他的著作偶尔显得晦涩难解。但是

这种晦涩，源自于那些深奥的句子；其中包含了对那些人类激情的深思，这些激情不管是被掩饰还是不常被谈论，却仍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霍布斯在献辞中所言，“在鉴察人类方面，没有人做得更好”。
霍布斯也十分清楚，历史写作的本质目的应该是揭露事件的原因。这种理解凸显在，针对批评者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Halicarnassius）的指责，霍布斯为修昔底德所作的辩护中。狄奥尼修斯在很多方面反对修昔底德的历史，包括它的叙述顺序（它被霍布斯称为修昔底德的方法）。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本应当更为小心地去增进雅典的荣耀（这是部分反对意见的基础）。在历史记录开始与结束点的选择上，《米诺斯人对话》中雅典人愚钝的语言，以及在诸多其他的决定上，修昔底德已经实实在在地伤害了他所在城邦的声誉。
霍布斯抨击这些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意见完全与历史真正的目的不一致。狄奥尼修斯追求“用绝妙的叙事愉悦人的耳朵，而不是用真相满足人的心灵”；他“撰写历史的叙事，不是通过书写真相获益，而是愉悦听众，如同创作一首歌曲”。历史学家应该首先关注真相（尤其是真实的原因），而不论他们所揭露的真相是否会玷污自己所在城市的声誉。因此，修昔底德所承担的使命是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无论希腊人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他都要不偏不倚地记录这场战争，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此外，历史学家应该小心谨慎地呈现这类原因，以揭示它们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用理会狄奥尼修斯那些不合理的反对意见。在修昔底德著作的开篇，这位历史学家无疑正确地说明了，是哪些借口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他随后又对催生战争的内在动机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一方面，那些借口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对于煽动战争而言，它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作者要将这些原因与那些潜在原因区别开来，以阐明其相对重要性。
因此，即使霍布斯早期的历史著作与后期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之间确实存在断裂，这种断裂也和因果关联的问题无关。在1628年，霍布斯非常关注因果关联的问题。他从未认为，考察因果关联超出了历史研究的界限。事实上，霍布斯认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建立因果关联。他并没有假设这种使命很容易达成。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去重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动机。没有人能直接看到其他人的思想和动机，所以人们往往很容易伪装它们。但是，唯独这种困难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学家最宝贵的天赋。最重要的是在认识人性方面，历史学家应该成为敏锐的观察者和判断者。
虽然很多人坚持认为，因果关联是霍布斯与他早期人文主义观点决裂的核心，但这并不是对这种决裂的唯一解释。列奥•施特劳斯论霍布斯的那本书可能是对这种决裂最为著名的解释。在霍布斯论修昔底德方面，这本书也提供了最富趣味性的解释。他的论述是沿着以下路径展开的：霍布斯认为，历史是政治知识的充足来源，他以此为预设，着手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但随着霍布斯思想的发展，他开始区分“是”与“应当”，“事实”与“规范”。此时在霍布斯看来，历史失去了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利维坦》中，他强调所有历史知识都问题重重，这摧毁了他最初对历史知识充分性的假设。这些表明，历史在霍布斯思想中的地位开始下滑。在完成《利维坦》后，霍布斯的思想持续沿这个方向发展。最终，作为严肃探究真理的历史，与诗歌或小说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1658年出版的《论人》中，霍布斯明确将历史与小说等而视之，他背离历史的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利维坦>的修辞》对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作了极具原创性、启发性的解释。事实上，这是近年霍布斯研究的佳作，希望它能将霍布斯的研究者引向解释探索的新道路。
——理查德·阿什克拉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