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 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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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光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碑文皇帝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一定抗议过，因为他为牛顿撰写的碑文并没有出现在那位伟人的墓碑上。不过，他的确为这位杰出的同时代人写过令人难忘的（严格来说实际上是史诗双行体）墓志铭。或许这种戏仿《圣经》的诗文并不符合大不列颠神圣之地（无论是就宗教而言还是就世俗而言）的要求，因为蒲柏对牛顿未被虚度的一生的概括，令人想起造物主的道公开命令：

自然与自然律隐藏在暗夜里：

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有了光明。

就简洁押韵而言，蒲柏当然是首屈一指的，不过要评价牛顿，我们也可以引用从他睿智的同时代人到杰出的后世学者给出的许多论述，他们都证实，一些真正特别的东西搅动了17世纪思想家的世界，改变了对知识和因果性的定义，并开始了之前数世纪都未实现甚至大部分时候都未寻求的对自然的控制（至少是预测她的运行方式）。尽管很难界定，甚至被一些人否认，但这一转型时期 已荣获通常很谨慎的职业史学家们的终极言辞赞美：用定冠词来表示其独一无二，用大写名称来表示其重要性。历史学家们通常称这一17世纪的分水岭为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当时的一位重要人物德莱顿（John Dryden）按照当前的学科设置，他是诗人而非科学家，不过这种设置在当时并未获得准许，也未以同样的方式概念化在1668年写道：

在过去一百年中（这期间哲学研究是基督教界所有大师的职责），一个几乎全新的自然被展现给我们，这难道不是明显的吗？那个学派［也就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家们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追随者们，通常被称作经院学者］更多的错误被发觉，哲学中更多的有用实验被进行，光学、医学、解剖学、天文学中更多的高贵秘密被发现，比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所有那些糊涂轻信的时代都要多，这难道不也是明显的吗？当知识（science）被正确地、普遍地培育，没有什么比它传播得更快，这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这让我们想起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怀特海（A. N. Whitehead）的话，他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宣称：“对欧洲民族在我们之前二又四分之一世纪中的智识生活做一个简短但足够精确的描述就是，他们生活在17世纪的天才们为他们提供的思想累积的资本之上。”

对此，科学史家们有一系列看法，但他们很少有人会否认，在17世纪欧洲，自然秩序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革（我们今日仍熟悉地视这种变革为现代感性的基础），带来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事业，并且随之给我们的集体生活和社会带来了利益、剧痛和转型。

1939年，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这位20世纪科学革命的资深研究者，将17世纪的这一转变描绘为“人类智识的真正‘突变’……是自希腊思想发明宇宙概念以来重要的转变之一，如果不是重要的话”。按照著名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57）的看法，科学革命“令基 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都光芒顿失，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格为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里的插曲和内部更迭” 。此外，在1986年，科学史家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称：“科学革命是西方重要的‘事件’……无论是好还是坏，科学都位于现代生活每一方面的中心。它塑造了我们借以思考的大部分范畴，并且在此过程中屡次颠覆了为我们的文明提供了主要支柱的人文概念。”

在那种用漫画手法写就的“单线”初级读物中，科学革命以其在17世纪早期的两位哲学奠基者为荣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他四处兜售观察和实验方法，和法国人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后者宣传一种机械世界观。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则成为位取得惊人成功的实践者，他发现了木星的卫星，通过望远镜观察为哥白尼的理论提供了许多额外的辩护，并由此重排了宇宙。他还有一句名言：自然这本“大书”也就是，宇宙“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其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伽利略是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这一情形也公正地强化了他作为理性的首要英雄的角色。他于1633年被迫宣布撤回声明，之后他生命的后九年都是在软禁中度过的。）不过，无论是就成功的实践还是就完全成形的方法论而言，科学革命的顶点是在17世纪末，那时涌现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才，其中的典范便是其名字常常被用来命名这一时代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他幸运地与其他如此多才华横溢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共处一个时代，其中著名的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 1656—1742）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

漫画式的叙述都基于过分简单化的累积“进步”的历史模型（无论是通过平稳累积的改进还是通过不连续的跳跃式的进步），以及坏的“过去”被好的“后来”取代的错误的二分法。正如所有这些漫画式叙述一样，对科学革命的这种描述经不起对这一标准故事任一主要方面的仔细审查。在此仅列出两个几乎像传统叙事本身一样源远流长的反对意见：，所谓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学术时期愚昧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科学革命的实验和机械论改革之间的断裂，可以被重写为一个连续得多的故事，许多关键的洞见和发现早在17世纪之前就获得了，并被大量 传输过所谓的分水岭。法国学者迪昂（Pierre Duhem）在20世纪初出版了三卷本论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及其先驱的著作，他的反驳意见几乎众所周知成为非连续革命的基本论据。迪昂论证，科学革命的几个柱石早在14世纪就由巴黎的亚里士多德学者提出了，并且广为传播，甚至连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但就智力而言是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杰出的达芬奇，都能获得并利用这些工作，作为他自己的自然观的基础，尽管他在阅读那些拉丁文著作时总是磕磕绊绊的。（迪昂是在一种复杂的个人信仰的先入之见〔parti pris〕下发展他的这一论点的，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天主教因素，不过他的倾向性偏见〔predisposing biases〕，尽管与那些提出传统观点的历史学家们的先验忠诚〔a priori commitments〕明显不同，并不能说是更强烈或更扭曲的。）

其次，传统观点的确看起来非常狭隘，因为它几乎只关注物理科学，只关注那些通过受控实验可解决的、服从于可靠的数学公式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这一反对意见与我自己的表面形象和所选职业的核心密切相关。关于博物学科学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它们在17世纪同样经历了广阔且极为相似的变革，但大体上并没有明显受益于这样的实验和数学重构。那些生物（以及地质）研究者们仅仅是追随者，被动地接受胜利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反射光束吗？还是科学革命涵盖了更大、或许更难以捉摸的主题，17世纪物理学和天文学中如此明显的、公认的新发现的胜利和旧信念的破坏仅仅部分地、不完美地表现了这个主题？（因为这些问题激起了我的兴趣，也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在这个领域，我的例子将几乎完全选自科学革命对博物学的影响这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

本书开篇这一章的框架和引文有许多都来自H. F.科恩（H. Floris Cohen）那本精彩的巨著《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这本书主要关注的不是科学革命的内容，而是历史学家们是如何建构这个概念的。科恩认为， 定义这一事件，或观念史上任何其他重要“事件”的困难在于，变革本身的性质是复杂而难以捉摸的。我们在试图界定、描绘清楚的物质实体的转变时已遇到了足够多的麻烦，比如人类谱系的演化。在我们探究知识和因果关系的本性时又当如何处理那些重要的变革呢？科恩写道：“自历史学这门技艺在19世纪成熟以来，在将历史事件理解为相对连续或相对不连续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就成为历史学家的任务。”科学革命因其不可否认的深远影响而变得如此难以捉摸，以至于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他在传统学者中算得上是一个“发奇问而无忌讳的儿童”，在他那项打破传统观念但广受尊重的研究《科学革命》（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中，用一句明显自相矛盾但饱含智慧的妙语开篇：“世上没有科学革命这回事，这是一本关于它的书。”

对于这一范围如此广阔、影响如此深远但又如此难以刻画的事件，我们或许可以引用“渡过卢比孔河”或“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之类传统中受青睐的箴言或比喻来概括其基本性质。在17世纪，一些无论对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来说都是纷乱、永久且革命性的事件发生了。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壮阔的“事件”，及它对技术的实际后果和对我们定义、理解“实在”本身的智识启示，概括为我们所称的“现代科学”的出生阵痛和充分的初始发展。一些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的确非常重大，然而我们尚未完全且舒适地将它们整合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更广阔的组织中去，包括人文的、美学的、伦理的和神学的，这些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但是在其话语和存在的每个角落都紧密联系着的。

这样，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科学与我们完整存在的其他领域间持续混乱的关系就本书而言，即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互那我们好从现代科学的发端开始，尝试着理解17世纪科学革命的发起者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任务、他们的挑战、他们的敌人和他们的成就。（我在之前的一本书《万古磐石》中讨论了另一大伪冲突，所谓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 尤其是，这些现代科学的创造者是如何理解传统的人文研究学科的？更具体的（这预示着本书的一个基本主题），将特定的人文研究模式视为要被扫到一边的障碍而非可以培养的盟友，这样的看法如何为两者的交互设定了一个不幸的、如果说可理解的（很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初始情境？在科学的成长和成功摧毁了此类好斗与敌对的任何可想到的理性依据的数世纪之后，为什么这种内在冲突观仍然甚嚣尘上？或许一个新来者必定是好斗的、警惕的，并且偏好我们对阵他们这样的分类。但是一个正值壮年、志得意满的成年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应乐于接受宽宏大量这一义务。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主要源于一种个人的困惑感。从早的记忆开始（当我度过几乎所有男孩都有的警察和消防队员阶段，并且向现实低头，承认我永远不会作为职业棒球运动员占据洋基体育场的中外场后），我就想“在长大后”成为一名科学家尤其是，当我知道那些全职研究化石的人的专有名称是古生物学家后。我并没有亲密的家庭成员可做导师或榜样，因为他们虽然都很聪明，但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走上职业道路。我一直喜爱几个被传统分类称为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领域，这完全是因为个人从中获得的是愉悦感，而非课堂或文化“责任”：从阅读带来的大体上被动的喜悦，到更具活动性的品鉴建筑的快乐（对那些有分类爱好的人来说这远胜过观鸟，如果你问我的话，因为建筑物静止不动，而且不需要在清晨六点钟或其他本可以更好地用在别处的零星时间观赏），再到严肃积极地参与合唱，这项爱好我仍在坚持。

我从未感到这些爱好之间存在冲突；毕竟，我看上去是相当完整协调的，至少在我自己的头脑和身心中是这样的（这是我刺猬式的一面）。实际上，在天真自恋的童年时期，我想象自己是所有这些活动的一个完全合理的公分母（我的狐狸式的兴趣）。此外，由于缺乏直接的或家传的经验，我甚至不知道科学应当与艺术和人文学科冲突，甚至在实质上不同。

我后来的确知道了传统的学科分类，但它们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承认，冲突是有历史原因的而本书的大部分，包括这些开篇部分，都在探索造成两者怀疑和分离但目前已不合理的基础。我也理解，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的基本追求常常在本质上和逻辑上如此不同，以至于一方的技艺常常从原则上无法解答对方的问题。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科学试图确定自然世界的事实结构，而艺术中的评判标准则要求考虑无法被翻译为科学语言中的“真”或“假”的美学关切真理并不等于美，无论我们如何珍视两者，无论济慈先生（Mr. Keats）在他的希腊古瓮中发现了什么。相似地，甚至更广义地说，没有任何科学事实结论（即关于自然“是”什么的陈述）可以在逻辑上决定伦理原则（即关于我们的责任“应当”怎样的陈述）从而为当任何一方误解了自身的局限之处并要求统治对方的领域时的错误争辩提供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争议点。

但撇开所有这些明显的、被反复分析过的区分不说，我一直觉得，两者相似的目标和智力风格压倒了它们在研究材料和验证模式上的合理不同。创造性思考的共性，精神激励与兴奋的相似心理状态，似乎超越了问题或方法上的逻辑差异。（我不会试图区分演唱巴赫《受难曲》中特别感人的一段时所感受到的欢愉，与解决花生蜗牛属［我研究的一类陆生蜗牛］系统分类中的一个小难题后心里想着“哦，原来是这样的！”时的兴奋。我曾在纽约地铁竟然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偶遇了一位比我年长的著名同事，此时他已至暮年，他告诉我，他仍然全身心地热爱并从事着研究，因为从中获得的愉悦只能用“持续高潮”来形容。）

此外，无论在逻辑上如何合理，也无论悠久的历史如何支持，我们对人类学科的分类起源于过去的社会规范和大学实践中的一些基本上随意且偶然的原因，由此制造了阻碍当下理解的错误障碍。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表达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人类天生倾向于使用专业术语且眼界狭小，而学科的边界和专业化助长了这样的天性。我说这些有着令人信服得多也有用得多的原因：解决某个领域的关键问题所需要的概念工具常常迁移到我们的掌控之外，因为它们变成了另外一个遥远领域的财产，那些需要它们的领域实际上无法获得。比如，我感到自己在古生物学领域取得的一些突破，都是在我清楚地认识到记得狐狸的 策略吧理解生命演化模式的必要工具贮存在我们人文领域的历史学家们所建立的方法论中，而非在常规科学的那些标准实验和量化程序中时，后者仅非常适合于不受时间影响且可重复的简单事件。

所谓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在过去几个世纪已得到了更多的评论，并且引起了多得多的实际混乱，而科学与艺术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交互亦已被明确争论了同样长的时间，并且也伴随着同样多的见解。事实上，这一设想的冲突在一开始就得到了权威的表述，并且在此后经历了几次再生，其间同样的参与者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他们在每一个“新”篇章中做出了同样的基本动作（包括为对方发明同样的假想敌漫画）这也是我以一个传统开端，即现代科学在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官方”开端来开始本书的根本原因。

初的版本随着古今之争在17世纪末的知识分子之间迅速传播（所谓古今之争，即在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一代与培根和笛卡尔之间挑起的较量，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极尽讽刺之能的《书的战争》中对此做了十分有趣的描绘，他站在崇古派一边反对新生的科学。第七章将对此进行讨论）。我这一代主要是从斯诺（C. P. Snow）那广被引用但很少被阅读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中得知这一争论的。（斯诺，科学家出身，后来还是小说家和大学管理者。他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的里德讲座〔Rede Lecture〕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讲到文人知识分子与职业科学家之间越来越大的隔阂，并举例指出，“人们会发现，格林威治村讲的语言与切尔西市的一模一样，两者与麻省理工的交流少得就好像科学家只讲藏语一样”。）

在我们的千禧年之交，学者们将同样的争论重塑为“实在论者”与“相对论者”之间的“科学战争”。前者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科学家，他们支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进步性质；后者则几乎囊括了我们大学中所有栖身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认识到所有宣称是宇宙事实的其实都是文化嵌入的，并且认为科学仅仅是诸多信仰体系中的一个选择，而所有这些体系都同样有分 量，因为“科学真理”这一概念仅能代表一种由科学家发明的社会建构，以确立他们对自然研究之“霸权”（所谓的后现代教徒的暗语）的正当性，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

对所假定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冲突，本书采取了一种特异的但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先承认在现代科学的降生阵痛中斗争的恰当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接着论证我们在数世纪之前陷入了这一过时的内在斗争的设想中，尽管彼时已无合理的论据支持这一设想继续，无论这论据是逻辑的、历史的还是实际的。相反，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乱的世界，我们需要能从我们的各个情感和智力领域（又是狐狸的多样性）获得的帮助。将许多不同的独立的碎片“缝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