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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喜, 科大卫主编
出版社中西书局
ISBN9787547518175
出版时间2021-06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108元
货号3691552
上书时间2024-12-29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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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喜，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类学、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包括：Lineage and Community in China, 1100-1500: Genealogical Innovation in Jiangxi、《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建构的社会史》等。科大卫(David Faur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以及中国商业史研究。论著包括：《明清社会和礼仪》《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等。
目录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 或被称为“九姓渔户”, 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 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 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 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 几乎都是陆上人, 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本书即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 解读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
内容摘要
本书汇集了一群学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研究，意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整体的地方经验。在供稿人中，三位是人类学者，一位是民俗学者，其余是历史学者。本书的主题是居住在陆地社会的边缘——在海边、湖畔、河上生活的人，在以往的研究中，他们被称为“水上人”或“渔民”。
精彩内容
前 言科大卫 本书汇集了一群学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研究，意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整体的地方经验。在供稿人中，三位是人类学者，一位是民俗学者，其余是历史学者。本书的主题是居住在陆地社会的边缘—在海边、湖畔、河上生活的人，在以往的研究中，他们被称为“水上人”或“渔民”。 我的合作编辑贺喜，比我更早面对如何将“水上人”的社会纳入宗族形态的研究。人类学者莫里斯 ·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他的华南宗族研究经典著作中审思“疍民”（华南“水上人”的称谓）如果移居上岸，是否会采纳宗族的定居模型。弗里德曼的出发点，缘于他相信宗族的建构，不仅基于指认共同祖先，还受集体礼仪和共有财产支持。假如他是对的话，上岸的“水上人”也会采取宗族制度作为他们的定居模型。贺喜在忙于博士论文时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她受1960年代和1970年代研究香港“水上人”的人类学者华德英（Barbara Ward）启发，得出与弗里德曼不大相同的答案。贺喜在她的《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中报告了她在湛江地区观察到的上岸“水上人”的祭祖仪式，他们原本既无宗祠亦无书写宗谱的传统；他们在模仿陆地习俗的同时，也保留其船居习俗。贺喜认为船居构成“家屋”社会，与陆地村庄宗祠和地权结合的宗族结构很不一样。 湛江只是沿海沿江众多聚集了“水上人”的地方中的一处，从湛江引发的问题是，假如将这类结论放到一个比较的环境，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对“水上人”上岸定居，甚至“水上人”这个概念，可以有什么了解？把湛江的观察放到一个比较视野之内，就是本书的初心。 但是，那些水边社群没有自发的文字记录，而书面记载往往倚重从外向内的观察。所以，在方法上，本书采取结合田野和文献考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去探讨他们的历史。文献考证，包括在田野中收集资料，尤其是记录在石碑上的书面文献，是中国历史学的支柱。田野考察包括对建筑、宗教和民俗的记录，也包括从宗教仪式追寻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轨迹，这些资料保留了不少历史的痕迹。这本书的目的是使得文献面对田野。读者会看到，水边社群的历史，好像一面镜子，照亮长期定居陆地的社群的经历。 成功的田野研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鲜有研究者可以终其一生掌握多个地点的历史。最多者，也不过几个地点。可是，地方研究只有超越地理边界的范围，才可以与非本地人对话。所以，地方研究必须置于比较的框架中。尽管跨地域的比较研究现在尚在起步，但是，运用文献与田野相配合的研究办法，是亟为需要的。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中文大学的卓越学科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意在对比较性的区域研究有所贡献。通过田野工作、工作坊、会议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驻访，熟稔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学者汇聚一堂，来比较田野所见并提出问题。我们的计划和中心特别有价值的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相互参访研究场地的机会和讨论的平台，从而发现其中所反映的区域社会的异同以及在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下的相互作用。为此目的，该项目鼓励参与者探索区域、跨区域或全球化与不同的地方经历的关系。本书便是其中的一项主题成果。我们想知道居于水边—沿海、河边、湖边—的人们如何与陆上人互动，并且在一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移居陆上（同时也有人移向水边）。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把区域史放到中国大一统历史中的始创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他的城市网络研究中早已经奠定区域历史研究这个目标。尤其自1970年代直至1990年代，他对整整一代的研究者影响甚深。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就城市等级而言，无论考虑“宏观区域”有多重要，城市网络不过是区域研究众多变量之一。从事区域研究，尤其是华南研究的学者提议，国家制度，例如税收和礼仪，在区域上也引发了不尽相同但同样是系统性的反应，这个也是继施坚雅后另外一个宏观面向的历史学问题。自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在时间上跨越一千年，在空间上覆盖半个大洲，还可能包括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没有任何单一主题可以穷尽它的多种变化。但是，区域的历史必须涵盖区域所有参与者的历史，所以，把边缘人群也拉进历史是我们的研究项目和本书的目标。 我们如何可以把水边社会住在船上或临时棚屋里的居民写进更广阔的中国历史呢？我们可以怎样去了解他们在上岸的过程中如何适应陆地宗族的习俗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涉及这个变化的人口数量，但是可以估计，直到20世纪，生计系于浅滩的人们，居住在沿海、河边与湖边的人们，何止千千万万。我们会认为打鱼和运输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但是那些平淡的术语掩盖着极大的变异。有些人从船上搬到浅滩上修建木桩棚屋和房屋，意图永久居住，而有些人则被剥夺在陆地上居住的权利。正如明清时期三角洲大规模土地开垦造成有些人定居陆上，20世纪城市的发展与创造亦将居于河上的人纳入城市环境下的“贫民窟”。正如本书部分章节所阐释的，只是在近几十年，连家船居民和棚屋居民住在永久房屋中的权利，才被承认，并且中国政府由此创造出实现这种权利的住房计划。 本书所重构的古往今来水边居民的经验显示，他们追求跟陆地村庄不完全一致的生存策略，产生的结果至今仍在习俗上留下鲜明印记。本书研究他们社群演化的社会过程，使原本几乎不可见的人的历史为人所知，可以丰富的不仅是中国历史，还有整个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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