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尼采致敬古希腊哲学大师的天才之作。

希腊哲学和希腊悲剧，是希腊文明的一体两面，共同铸就希腊文明的辉煌。然而长久以来，前苏格拉底哲学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尼采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甚至无畏地涉猎数学、力学、化学原子理论等学科，ZUI终依靠流传下来的残篇断简，重建了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史。在他看来，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体系，而是哲学家的个性——他们真正地活过，触及了人生的本质，体现了人性的伟大，足以启迪全人类。

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要领略原汁原味的哲学，就必须回到柏拉图以前。

要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ZUI好的办法是看一看希腊人的榜样。希腊人是典型的哲学民族。他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从事哲学，凭借对生命的关切，凭借一种理想上的生命需要，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从而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他们以行动表明，哲学按其实质不是知识，而是生活方式。——周国平

精彩复原古希腊哲学家群像，重获和再造那些伟大的天性、伟大的人。

在尼采笔下，古希腊大师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徐徐走来，带我们重新认识宇宙，重新思考生存究竟有何价值。他们孤独而卓绝，如同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其伟大在于，每一个人都具有QIAN无古人的DU创性，体现了哲学上的一种原型，尼采称之为“纯粹的典型”。

哲学家周国平翻译并撰写长篇导读，带你读懂原著。

著MING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国平是中国研究尼采的权*威学者，译文准确、优美、流畅，再现尼采的诗意和激情。两万字长篇导读，详解原著主要观点和创作背景，带读者走近尼采，了解原著背后的故事。

1、如果一位哲学家感到骄傲，那就确实是一种伟大的骄傲。他的创作从不迎合“公众”、群众的掌声或同时代人异口同声的欢呼。空谷足音乃是哲学家的命运。

2、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3、哲学所寻求的是神圣而无用的东西，它的使命是给“伟大”立法，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种使人的生命成其伟大的东西是什么，人怎样生活才算得上是伟大的？

4、哲学家的伟大不取决于人类对他的态度，而人类的伟大却取决于它对哲学家的态度。哲学家的骄傲莫过于此了。

5、哲学家试图倾听世界交响乐在自己心中的回响，然后以概念的形式把它投放出来。当他像雕塑家一样静观，像宗教家一样怜悯，像科学家一样探测目标和因果关系之时，当他觉得自己膨胀为宇宙之时，他仍然保持着一种沉着，能够冷静地把自己看作世界的镜子。

6、在这个民族看来，一种敏锐的品尝和辨别的能力，一种杰出的区别能力，构成了哲学家特有的艺术。如果把那种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中善于发现利益的人称为聪明人，那么，哲学家不是聪明人。

7、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当哲学被真理的守护神本身在大街和市场上宣告出来的时候，就尤其如此。

8、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毋宁说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没有人敢于身体力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

9、整个现代哲学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都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表面，始终停留在叹息“但愿如何如何”或者认识“从前如何如何”上。

10、哲学通过选择和析出异常、惊人、困难、神圣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科学，就像它通过重视无用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聪明一样。科学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这样的精细味觉，它在不惜任何代价求知一切的盲目欲望支配下冲向一切可知之物。相反，哲学思维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

11、哲学一心越过经验的樊篱，奔赴那魔术般吸引着它的目标。它利用容易到手的支撑物，希望和预感都加快了它的步伐。从事计算的知性却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寻觅更好的支撑物，也想到达更具灵性的伙伴业已到达的那诱人目标。

12、俗人的头脑有一种可恶的技能，就是在最深刻丰富的格言中，除了他们自己的日常俗见之外，便一无所见。

13、没有人能比哲学家更有信心到达行程的目的地—因为他完全不知道，除了在一切时间的张开着的翅膀上，他又能在哪里停留。蔑视现在和当下，这是伟大哲学天性的本质之所在。他拥有真理。无论时间之轮怎样随心所欲地滚动，绝不可能躲过真理。

14、一个典型的哲学家，只要还没有被使人异化的要求夺去自然质朴的品质，就会这样写作：以风格宏伟、勒之金石的文体，句句都证明有新的启示，都表现出对崇高沉思的迷恋。每个思想及其形式都是通往最高智慧的路上的里程碑。

15、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做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它把自己转化成水和土，就像一个孩子在海边堆积又毁坏沙堆。它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

16、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崇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孤军奋战。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

17、无论是谁，只要他尚未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就不可能相信，世上有如此帝王气派的自尊和自信，竟然有人坚信自己是真理的唯一幸运的追求者。这样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太阳系里，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他们。

18、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唯有他们是只为认知而生活的。

19、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来造就叔本华在和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天才共和国的东西：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20、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蜂蜜既苦又甜，世界本身是一只必然不断被搅拌的瓦罐。一切生成都来自对立面的斗争。确定的、在我们看来似乎持久的质，仅仅表明斗争一方暂时占上风，但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它将永远持续下去。万物都依照这种斗争而发生，正是这种斗争揭示了永恒的正义。

21、永不疲倦、永无休止的生成和诞生来自何方，大自然脸上的那痛苦扭曲的表情来自何方，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永无终结的死之哀歌来自何方？

22、对他来说，世界是亘古岁月的美丽而无辜的游戏，这已经足够了。

23、真理只应居住在最苍白、最抽象的一般之中，居住在最无规定性的词的空壳之中，就像居住在蜘蛛网之中一样。

◎内文选摘

译者导言：关于《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

1873年4月，尼采到拜罗伊特做客瓦格纳家，带去了一部誊写好的文稿，题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据瓦格纳夫人柯西玛在日记中记载，尼采在瓦格纳的家庭聚会上宣读了这部稿子，分两次读完。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的草稿，尼采自己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谈到这部稿子时说：“这整个东西距合格的书的形式还很远，我将不断鞭策自己，还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尝试再次——同一题目的第四次——写作。我曾被迫为此目的进行极为特殊的研究，甚至无畏地涉猎数学、力学、化学原子理论等。我又一次确信希腊人的辉煌。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道路是的。可见他对这部著作十分重视，为之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计划中的第四次写作并未兑现，这本书始终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在尼采生前没有出版。

尽管如此，本书仍是尼采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和《悲剧的诞生》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希腊渊源。《悲剧的诞生》出版后不久，他把研究的重心从希腊艺术转向了希腊哲学，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关心的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和美学问题，而是人生和文化问题。出于对希腊悲剧艺术的独特感悟，他深信，古希腊人成就了最高类型的文化，一种真正能够统率和指导人生的文化。令他痛心的是，这种理想的文化形态久已失落。因此，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的若干年里，他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广义的教育（Bildung），按照他的理解，其任务是以希腊文化为典范，在现代重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本书之前所写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本书之后所写的《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皆贯穿着这个主题。本书也是为同一主题服务的，既然希腊文化最辉煌地体现在艺术和哲学两个领域，为了完整地认识这个典范，就不能不对希腊哲学也做一番深入的研究了。尼采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写作本书，尝试阐述希腊哲学家的历史，“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再造那些天性，让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

在阐述希腊哲学家的历史时，尼采把目光锁定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前柏拉图时期。这是希腊悲剧艺术繁荣的时期，而尼采认为，同时期希腊哲学家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由此可见，他实际上是把希腊悲剧与前柏拉图哲学看作一种统一文化的不同表达，二者在精神上是同源的，皆怀抱着为人生的目的，与人生有着血肉的联系。在他的笔下，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早期哲学家也的确很像是悲剧里的英雄。他写道：“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来造就叔本华在和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天才共和国的东西：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他们的伟大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无古人的独创性，体现了哲学上的一种原型，尼采称之为“纯粹的典型”。相比之下，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只是“他们的不肖子孙”，“缺少了某种本质的东西”，皆是“哲学上的混合性格”。因此，要领略原汁原味的哲学，要一睹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的真面目，就必须回到柏拉图以前。尼采终生坚持这一信念，后来只是排除了苏格拉底，而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形容为最值得我们挖掘的“一切希腊庙宇中埋得最深的庙宇”，并且宣称：“全部哲学的真正尊严在于，它一步步收复古代的土地；重结似乎已经扯碎的联盟，与希腊人——迄今为止发展得最完善的人的类型——的联盟。”

然而，使尼采深感遗憾的是，古希腊文化的晚期腐败形态在历史上发生了极大影响，其早期形态却始终受到错误的评判。长久以来，如同人们误解了希腊悲剧一样，前苏格拉底哲学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失，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冷落了他们的前人。”尼采对此感慨万分，他说：如果书籍真有自己的命数，“这命数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却把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西塞罗塞给我们”。文献的不对称导致人们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西塞罗树为哲学的正宗，并且以此为标准去评判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尼采想做的工作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依靠残篇断简复原前柏拉图哲学家的群像，重现哲学的原型。

希腊人与哲学（尼采）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希腊人，作为真正的健康人，他们从事哲学，而且较诸其他任何民族用功得多，以此为哲学做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像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琐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便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壮蛮后代的贡献，使之正值桀骜不驯的青春年华，却不得不被那人工编结的网罟缠住。

另一方面呢，希腊人倒懂得适时而始，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何时需要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像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就像启发我们理解希腊人本身是什么一样。如果像我们今天那些有学问的市侩所想象的，当年果真有过如此淡泊睿智的实践家和乐天派，或者像无知的空想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果真沉湎于声色犬马，那么，哲学的源头就绝不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昭示。他们身上最多只有顷刻流失的沙滩或蒸发成雾的小溪，绝不会有翻涌着骄傲浪花的波澜壮阔的江河，而在我们眼里，希腊哲学正是这样的江河。

人们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过，希腊人多么善于在东方异国发现和学习，他们也确实从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然而，倘若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摆放到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与赫拉克利特并列，把印度人与埃利亚学派并列，把埃及人与恩培多克勒并列，甚或把阿那克萨哥拉置于犹太人中间，把毕达哥拉斯置于中国人中间，那实在是一个奇观。就具体事例而论，这样并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人们不拿下面这样的推论来折磨我们，说什么由此可见哲学只是从外面输入希腊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自然生长的，甚至说什么哲学这个外来的东西对希腊人的祸害远远超过对他们的裨益，那么，我们尚可忍受上述全部想法。怀疑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从其他民族搁下标枪的地方继续投出标枪。他们精通学习之道，善于卓有成效地学习，着实令人赞叹。我们正应当像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追寻哲学的开端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何处，开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丑陋的。无论什么事物，都只有较高的阶段才值得重视。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也许“更本原”，确实更古老，便宁愿去研究这些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样鲁莽不智。那些人对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腊神话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们能把希腊神话追溯到它的最开端，即诸如太阳、闪电、暴雨、雾气之类的物理细节。他们还自以为在天真的印欧语系民族对的迷信中重新发现了一种宗教形式，要比希腊多神教更加纯粹。无论何处，通往开端之路必通往野蛮。谁若和希腊人打交道，他就应该时时牢记，不受约束的求知欲如同对知识的仇恨一样必定会导人入于野蛮，而希腊人则凭借对生命的关切，凭借一种理想上的生命需要，约束了他们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因为他们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所以，他们能摆脱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这些引进的元素，他们因此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和一个更纯粹的范围内成了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而后来的一切世代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创造了。

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中贯穿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常规可循，因为当时哲学和学术都不成其为行业。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唯有他们是只为认知而生活的。他们都拥有古代人的道德力量，借此他们胜过一切后人，这种力量推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进一步塑造使之达于尽善尽美。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来造就叔本华在和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天才共和国的东西：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