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志

在质性研究早期和新近的发展中，人群志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对田野关系的了解，对田野及其组成部分的开放和规范的了解大多来自人群志研究。尽管与参与观察法联系密切，无论是基于参与观察，抑或最近取代参与观察，人群志始终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资料收集方法。在人群志中，我们经常发现观察、参与、或多或少的正式访谈以及利用档案及其他事件线索的结合。同时也并不是每一个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从人群志、参与和观察中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抽样的重点不是选择研究对象，而是选择田野或机构，或者广而言之，是选择观察地点。20世纪末以来，人群志中的方法论讨论逐渐从资料收集和田野中的角色发现转向来自田野的书写和报道、在田野中的研究和经验。人群志资料的分析常常是以寻找行为、互动和实践的模式为导向的。
 在本书中，做人群志的这些关键议题都被详细呈现了。而其他书籍更多关注口头资料，如访谈（Brinkmann and Kvale，2018）和焦点小组（Barbour，2018），抑或专注于分析会话（Rapley，2018）或图像（Banks，2018），《人群志》则将田野研究的语用学纳入了“SAGE质性研究工具箱丛书”的范围。同时，在更广泛的人群志脉络中对使用信息来源（从访谈到视觉资料）进行详细分析，这本书能更具吸引力。关于分析资料（Gibbs，2018）、质性研究设计与质量（Flick， 2018a，2018b）、三角互证（Flick，2018c）和扎根理论（Flick，2018d）的书籍为这里详细概述的内容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脉络。这些书籍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决定何时使用人群志和观察，并且在田野中为运用人群志提供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本书中反复用于说明的典范研究，有助于更多地将人群志视作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方法，以及研究正好适用的问题和领域。

我自己在田野中的友谊经验既富有成效也问题丛生。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期间，我与一位重要的报道人建立了友谊，就我的人群志研究议程而言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我们的友谊是在我的研究项目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不是我做人群志，我们就不会遇见。我们的友谊基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和兴趣；我们开始在田野情境之外进行社交聚会，但对我来说，这些聚会是否仍然是人群志的一部分还不清楚。我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理解，那就是我对她的工作感兴趣，她分享了她的经验，并与我就广泛的话题进行了多次对话，有些话题与她的工作根本无关。我们讨论了兴趣和我们的私人关系。虽然我们在一起社交的时间里，我没有做详细的田野笔记，但当我晚上外出回家时，我确实发现自己在做便笺和笔记，渴望记住那些有助于我理解田野和为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提供想法的洞见和解释。随着田野调查的推进，我与田野调查的朋友分享了我的一些田野笔记，并验证了我对事实上是她的日常世界的一些初步理解。对我来说，这种友谊感觉上是本真的，尽管我清晰记得我们相遇的境况。我对我们共同时光的记忆对我来说仍是重要的，不仅是在人群志方面，而且还与我个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当时的生活所发生的有关。我是谁和成为谁，以及我不得不承担这项研究的能力，都得到了这种友谊的加强和巩固。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她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友谊的。而且很明显，这种友谊基于我初步和后继的研究议程。她既是我的朋友，也仍是我的关键报道人。当我们有个人意见分歧时，我知道我非常清楚我的研究任务，并且总是很快做出弥补或推动会话（反思时比平时快得多，即使是与非常好的老朋友）。在研究结束时，特别是在我离开田野并撰写我的人群志（或者那应该是我们的人群志？）之后，友谊的本真性受到了考验。从人群志学者和报道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发现我们就田野中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我对某些事件的阐释和分析存在分歧。我们友谊的失衡变得明显和清晰。我所写的我的关键报道人的工作和生活，是为学术受众而不是为她写的。我的书写和分析是针对她的经历，但却不是为了她，而（也许）是为了我。这是我的人群志，她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对我们两人来说，田野调查的脉络创造、促进并最终限制了我们的友谊。如果我们不被田野关系所束缚，也许我会更愿意挑战和争论，并为我们个人的友谊而奋斗。相反，搁置争议似乎更为恰当和专业。也许，我们两人都误认为友谊在田野调查之外，而不是其中的关键部分。人群志曾成就我们，也曾阻碍我们。虽然我们彼此信任，并分享我们生活中的亲密方面，但我们俩也开始理解我们建立友谊的方式。友谊的互惠基于我们在/对田野的相对地位；在田野之外维持我们的友谊很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或者可能不会调和我们的田野调查自我和我们的其他自我。

人群志是田野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从人类学发展而来，指的是研究者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该群体内部获取研究资料和信息，以提供有关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报告。《人群志》介绍了田野调查中非常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群志，系统讲述了人群志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分析和表示方法。作者肯定了人群志研究方法的实用性，分章详述了人群志研究的研究设计、研究环境的选择、参与者的访谈、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写作，最后评估了人群志面临的挑战、创新和未来。

阿曼达·科菲，西英格兰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研究兴趣包括青少年及其向成年的过渡、性别和劳动力市场，以及质性研究方法。主持并参与了一些重点关注质性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基金项目。

在质性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人群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群志是一种结合了观察、正式访谈、档案等多种工具的研究策略。《人群志》在概述了作为研究方法的人群志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原理后，分章向读者介绍了人群志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如何选择地点、案例和参与者，如何进行田野观察、会话与记录档案，如何管理与分析人群志分析等。通过这些详尽的介绍，初学者阅读本书后可初步掌握人群志的基本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