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与传播研究

序一

解决当今国际舆论交锋中的“失语”“挨骂”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
一道极具紧迫性的难题。

究其原因，标准的说法是，话语权缺失，国际传播能力低下，而新闻
传播学界、业界应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这一责任。正如做传播的人常说，在
媒介化、信息化、互联网时代，“做了不说等于没做”，这足以彰显传播的
重要性。既然如此，“失语”“挨骂”，搞宣传、做媒体的人脱不了干系、
推卸不了责任，抬不起头、说不起话，天经地义。然而，还有一句话，也
就是各类新闻发言人总挂在嘴边的——“做得好才能说得好”。如果这样，
问题就变得复杂些了，毕竟，与经济实力、国际地位比较，我们的知识体
系和文化建设滞后，存在明显短板，也是不争的事实。

窃以为，解决“失语”“挨骂”难题，从根上来说，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
即某一文化形态内部或文化形态之间对于同一性的相对认可。既然涉及跨
文化传播，本文所指的文化认同，则侧重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基本价值
认可。所谓国际传播能力、国际话语权、话语体系、叙事方式等，都应以
文化认同为前提，方才具有实质意义。

说到文化认同，我们实应有无可比拟的底气。作为不曾中断的最古老
文明，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生生不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正
在使用数千年以来的同一种文字，能毫无障碍地阅读数千年前祖先留下的
文献典籍，古今穿越，堪称一绝，不可思议！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有感
召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以其独特而极丰厚的底蕴，示范天下，辐射四
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傲视群雄，哪有不自信的道理？汤因比早就说过，

- II -

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

然而，“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几次源于资本增殖秉
性的全球化浪潮，古老中国被迫裹挟其中，国门洞开，中华文明前所未有
地面临“他者”的拷问、拷打、冲击乃至断裂，历经了刻骨铭心的“自我
反省和否定”“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大拆大卸”之后，从冲击到回应，
从文化休克到文化适应。

如今，中国已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步入世界舞台中心，
在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维系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价值
基础，不是资本的逻辑甚至法的理性，而是思想文化和伦理精神；仅有经
济、军事等硬实力支撑不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作为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建设
被摆到突出的位置，文化自信成为“四个自信”中“管根本”的基础。

文化如何重建？

在一个拥有极其深厚底蕴的古老文化地基上重构文化形态，毫无疑问，
既要破解“东方主义”建构，摆脱“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西方中心论”
魔咒，又要尊崇人类共同价值，融入全球命运共同体，力避“闭门造车”“自
说自话”。中华文化圈之亚洲“四小龙”等的强势崛起，《曼谷宣言》“亚
洲价值观”“亚洲可以说不”的高调推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
大成功，相当程度上意味着韦伯、列文森等关于儒家思想是经济形态和社
会结构现代化阻碍因素等刻板成见的终结，印证了亨廷顿“东亚经济的成
功有其东亚文化根源”的论断。

世界上从未出现也不可能出现某个单一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和文
明，人类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形态模式，多元并存始终是其基本格局。
资本的全球化绝不能夷平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每个民族都有与其他民
族相区别的独特文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模式可以通用天下，放之四
海而皆准。正如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无论东方文化还
是西方文化，所有文化形态都是“偏至”的，都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
陷的，同时又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每一个“他者”都是建构自我
意义的必备要素，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

序一

- III -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来，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东方，出现了一股
回归传统文化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高涨，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抬头，等等，这一文化现象，颇耐人寻味，
体现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摆脱依附，从“文化自醒”
到“文化自觉”的历程，反映了后冷战时代，新的文化认同结构变化的时
代背景。

现阶段，对于我们，当务之急是回答“我是谁”，即从学理层面系统
阐释业已获得世所罕见巨大成功的中国道路，以及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当然，这一文化形态的重建和形成，远非一日之功，“运动式”的“毕
其功于一役”往往事与愿违， “细水长流”“潜移默化”才是文化生成与传
承的基本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善的文化形态得以重建后方可传播，
才能“走出去”。事实上，文化形态的重建过程，就是一个与“他者”沟
通的过程，一个传播的过程，一个让“他者”“了解”自己、“理解”自己、“接
受”自己的过程。这也是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领域兴起以及备受关注的
缘由。

跨文化传播和交往，是破除相互理解障碍、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和途径，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源于全球化的直接驱动，与资本全球扩张、
殖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民族独立、后殖民、现代化等深刻的社会变
迁密切关联。创造一个世界市场，是资本概念的固有内涵。伴随着资本的
扩张、财富的渴望、冒险家的勇敢、殖民者的贪婪，地球由几个分割的板
块连接到了一起，变成一个整体，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历史真正成了
“世界历史”。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跨文化传播学，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
后期的美国，是战后世界格局变化和美西方持续全球扩张的产物。一批文
化人类学家直接服务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成果，成为跨文化传播学
产生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作为一

个交叉学科领域，跨文化传播学吸引了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国际
关系学、经济管理学等领域学术力量的关注，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
传播学两个学科，分别称之为“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高校之一。跨文化
传播是北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北外新闻传播学科的
优势特色发展方向。近四十年来，北外依托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雄厚实力、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优势和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丰富资源，围绕跨
文化传播，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丰硕、特色鲜明，综合优势突出。博
士专业建设方面，学校最初在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跨文化传播研究，在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研究，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
究专业设置跨文化与翻译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海外汉学研究等。国际
新闻与传播学院围绕“国际传播”，开设有11个博士研究方向，包括跨文
化传播、战略传播、全球传播、符号与文化传播、体育传播、传播效果评
估研究、国际出版传媒研究、中外出版文化研究、政治传播、视听传播、
艺术史与艺术传播等，形成完整体系。

在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计划每年编纂一本《跨文化传播论丛》，集纳师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
的最新成果，应时应势，很有意义。希望大家秉持“凿深井”的精神，心
无旁骛，持久恒远，一年一年，坚持下去，铸成品牌。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袁军

2022年2月28日

序二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
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遭遇挑战。逆全
球化、极端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广泛活跃，增加了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
因素，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焦虑。
一些西方媒体由此妄图挑起国际舆论争端，以“武汉病毒”等标签污名化
中国，通过将疫情问题“政治化”把中国推向国际舞台的风口浪尖，并大
肆炒作涉台涉疆问题，以达到抹黑中国形象的目的。

便是在这一复杂的国际新形势之下，我国更需要直面来自国际舆论
场所发出的挑战。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更为频繁的杂糅交融与交
锋碰撞，我国国际传播的任务更加迫切、艰巨而重大。但长期以来，西方
牢牢把握着国际舆论场的话语霸权，“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我国对外话语权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往往陷入“有理说不
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窘境，也导致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
国际地位极不匹配。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高国际议题的设置、引导能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
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也即意味着明确了
我国新闻传播学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新闻传播学的蓬勃发展能够建立
起属于中国声音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叙事理论体系，从而使中国在大国博弈

中获得立足于中国实践与价值体系的理论指导，进而主动掌握话语地位与
优势，化解中西方之间巨大的“话语逆差”，从西化的思维困境和话语藩
篱中突围，扭转并打破“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构建良好的国际舆论与
学术理论环境，真正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当前，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深深根植于中国
土壤，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思想，以人民性为工作导向，以用中国
观点解决中国问题为学派渊源，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为学术目
标，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必能响应时
代的使命，跨越文化与地理的差异与隔阂，为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走出一
条别开生面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外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
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回顾北外八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厚重的历史与
语言积淀能够为国家国际传播的需要提供坚实基础，八十年的辛勤耕耘也
为向国家输送国际传播人才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独特的历史背景为北外刻印了深厚的国际传播基因。北外的前身是在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在
当时极为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北外仍然坚持办学，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
翻译人才与外语人才。北外也是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第一所外语类高校，
从创办之初便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与指导。多年来，北
外一直作为我国培养外语人才、外事翻译的主要基地，在为国家输送对外
人才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全面的外语教育为北外浇筑了卓越的国际传播实力。北外获批开设
101种外国语言教学，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
非通用语建设基地，同时也是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八十年来，
北外逐渐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等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格局。在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
科评级为A ，位居全国榜首。学校秉承着延安精神，坚持为国家战略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我校校友中先后出任驻外大使400多人，出任参赞2000
余人。国家的对外传播工作中处处可见北外人的身影。

北外的国际新闻传播学科，在新时代的号召之下不断发展壮大。我
校国际新闻传播学科的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81年，三位北外毕业生
参与中国日报社的创建为北外新闻传播学科的诞生埋下了火种。英语系于
1985年创办国际新闻专业方向，2009年国际新闻的本科专业被批准为教
育部特色专业。2014年7月7日，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目前，
学院已经系统性建构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体系，拥有一级学科“新
闻传播学”学术型硕士学位授予权和“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学位授予权，
并拥有高校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国际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21年是北外国际新闻传播学科探索的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学院践
行着对教育教学的不懈追求，一心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国新
院创办了“多语种国际传播实验班”，联合新华社协同培养，且率先开设
了与英国博尔顿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项目，培养
高层次、全视野、重实践的多媒体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并且，2009年起国
新院开展的“国传班”项目作为中宣部、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培养的
重要项目，深入挖掘学科特长，强化了以“多语种、小语种、复合型”为
特色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招收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优秀大学生，为
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六家中央级主流媒体培养、输送了大批国际新闻传
播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如今，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具备了系统完善的学科建设矩阵。
学院已经形成了多语种、融媒体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且牵头32家
重点高校发起“多语种国际传播教育联盟”；并成为跨文化传播史论的研
究重镇，拥有多位该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形成跨文化传播研究集
群效应，并充分依托多个学会和论坛开展学术交流建设，成功创办英文学
术期刊《国际跨文化传播学刊》；同时还建设起了跨文化传播与管理人才
创新平台，提前布局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创立了全球传播实验室，通过大
数据追踪国际舆情动态。

值此四十周年之际，学院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也同时取
得突破。学院教师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各类科研立项上取得成功，“国
际传播能力指数”项目获得阶段性进展，“融媒体实验室”的建设更是迎
来了关键性突破。学院还与多家媒体机构和实验室开展深度合作，开办北
外大讲堂“为公讲堂”系列讲座和外专讲座。我校新闻传播学科正在为立
志从事国际传播事业的学子们打造更高更强的平台，积极培养新时代“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高手，力争为国际传播的人才
队伍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2021年也是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和艺术研究院合署联合办公的第
一年，两院同时推进多项共建活动和共融举措，各项工作中成绩与荣誉收
获颇丰，携手创造了新的辉煌。两院共同探索学科方向特色，新成立了艺
术教育与传播中心、XR互动媒介联合实验室、北外国新I影像工作室、“Z
世代”创新传播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五个中心。国
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静待艺术的种子播撒、成长、绽放，艺术研究院也同样
等待着国际传播的力量扎根于艺术的土壤。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和艺术研究院教师近两年
内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集。论文涵盖跨国新闻史研究、国际传播
实践前沿、传播战略研究、艺术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理论探讨等多个领域，
涉及相关学科领域前沿研究议题，研究视角新颖、研究方法扎实、理论基
础深厚，呈现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总体学术风貌，以
及在国际传播、艺术传播领域的学术贡献，更体现了北外学术研究的严谨
务实，兼容并蓄。本书的每一篇学术成果都来之不易，十分期盼能与新闻
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学子们，以及任何对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感兴
趣的读者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在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
断攀升，站在国家软实力建构、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层面来说，“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经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根本要求。2021年，恰
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以及国际

新闻与传播学院耕耘探索40周年。从这不平凡的一年出发，北外新闻传
播学将在不久的未来，积极推进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的建
构，为国家输送更多的国际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继续为国家传播战略服
务，力图跨越地域、文化与社会的边界，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在国际舆
论场中亮明中国观点，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
听到中国的声音。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 苏大鹏

2021年12月31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研究：探索与前沿》集纳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和艺术研究院教师的新近研究成果，聚焦理论前沿，关照现实问题。内容涵盖跨国新闻史研究、国际传播实践前沿、传播战略研究、艺术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理论探讨等多个领域，涉及相关学科的前沿议题。本书适用于新闻传播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子，以及任何对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艺术传播感兴趣的读者。

姜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主编，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国际跨文化传播学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学理论、传播思想史、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新媒体研究。专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获第四届吴玉章奖（2007年）和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09年）。刘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国际传播》杂志责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新文化传播。

《国际新闻与传播研究：探索与前沿》聚焦理论前沿，关照现实问题。内容涵盖跨国新闻史研究、国际传播实践前沿、传播战略研究、艺术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理论探讨等多个领域，涉及相关学科的前沿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