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潢贵胄 宋代宗室史

中文版序
为《天潢贵胄》的中文版作序，我感到由衷的光荣和喜悦。英文版的读者群以西方学者为主，这是一个重要而活跃的群体。但是中国研究的中心无疑在中国，中国的读者群，包括学者和有兴趣的外行读者，必然要大大超过西方读者。感谢赵冬梅教授的忠实劳动，我现在终于有机会把我的作品奉献给这个广大的读者群。我对此充满感激。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一些人觉得是后现代）、大众文化与共和制政府的时代，阅读——更不要说写作——一部有关宋代宗室的书，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离谱。即使是对于专研宋史的学生来说，他们耳熟能详的宋代，也是一个伟大的士大夫的时代，那段历史留传下来的是范仲淹、司马光、苏轼、二程、朱熹的名字，而不是什么王子皇亲。
对于以上看法，我不无同感，然而我还是要说，对于宋代历史，甚至往大处说，对于中国帝制社会来说，宋代宗室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启示。
第一，宋代宗室的发展是一个多侧面的过程，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起初，宋代宗室采取了唐代宗室的模式，但是很快，它就发展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机构，比如大宗正司（请勿与承自唐制的宗正寺相混）。更重要的是，到了神宗朝，当新一代宗室成员与皇帝的关系超出五服，问题出现了——是否应当像唐代一样，给这些宗室以平民身份，不再提供廪禄？经过反复争论，皇帝决定维持他们的宗室地位、继续提供廪禄（降低了额度），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生长不息的宗族，到宋朝灭亡为止，达到十二代。宋朝的决定在本质上追随了周代“宗”的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宗族关系在本“宗”初祖的所有男性后裔之间无限延伸。这一模式为明清宗室所继承，它展示了一个“宗”在大量国家资财支持下的运行情况，任何关心中国宗族组织性质的人理应会对此发生兴趣。
第二，宗室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在北宋，当宗室被隔绝在宫廷的高墙深院之中，得到徒有虚名的高阶，并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时，宗室在政治上确实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但是到了南宋，情形则大不相同。1126年，当大约3000名宗室成员被女真人掳掠到北方时，也有几百名宗室设法南渡，在高宗的朝廷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接下来的150年里，宗室在科举考试中时有优异表现，在各级各类政府中供职，他们中甚至有人——赵汝愚——做到了宰相。与此同时，宗室仍然是一个特权集团，登名《玉牒》，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科举和做官等方面享有法律特权。倘若将宗室的作用置之阙如，人们便很难全面理解南宋政府的运作状况。
第三，我想指出，应当从更广阔的、宋代帝制政体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宗室。宗室绝非自然的宗族组织，我强烈主张它在本质上是专制政体的延伸，是皇帝出于皇权目的的造物，并为政治因素所塑造。我认为，宋代的皇权统治具有两大基本原则： 抬升皇权，以扩大皇帝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鸿沟；加强对历史上曾为篡权力量的内廷集团——宦官、外戚家庭、宫廷武装和宗室——的控制。宗室正体现了这两条原则。
最后，我要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人们致以谢忱：王曾瑜教授不仅鼓励本书的翻译而且慷慨赐序；刘东教授和芙瑞达·默克（Ｆreda Murk）博士，以及前文曾经提到的赵冬梅教授。加州的王氏基金会为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对此谨表感激。当然，本书的错误应当由我来负责，我要祈求读者的原谅。

贾志扬
2004年10月于宾汉姆顿大学（Ｂinghamton University)

1127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和3000余近支宗室。徽宗之子赵构在杭州重建宋朝，他死后帝位回到了匡胤子孙手里。流落到南方的宗室继续得到政府的特权和照顾，但获得了应举、做官的自由，逐渐融入士大夫阶层，个中佼佼甚至官至宰相。1279年，宋朝灭亡，赵氏三兄弟后裔作为宗室的历史宣告结束，作为宗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宋朝宗室充满传奇与变幻的历史长卷，其中有娓娓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制度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