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

今天，我“领到”三个新的抄谱员。一个德国犹太人，艾尔莎，性格还算友善，红棕色短发，一个长满雀斑的尖鼻子，一双黑色的眼睛，像极了可怜的小胡萝卜须。另外两个是俄国人。艾拉，二十二岁，金色的眼睛总是躲着我们的视线——是羞怯还是不信任？她只和自己的同胞说话。索尼娅，特殊犯，这头衔不说明什么。她来自乌克兰，是个肌肉丰满的漂亮姑娘——这也不算加分项；不过她为人不张扬，和善乖巧。而对于我，最为重要的是，她音乐素养不错。艾拉和索尼娅在乐队里弹钢琴，但现在钢琴没有了。我进乐队没几天，一些士兵就把我们那架上好的贝克斯坦钢琴——估计是从某个犹太人家里抄来的——搬走了，搬去了集中营那些趾高气扬的军官先生们的食堂。我很怀念那架三角钢琴，但没能弹多久！鲜有的能触摸琴键的那几次，我不禁猜测之前弹奏这钢琴的是怎样的人：演奏家？钢琴神童？富家子？老人？……
阿尔玛笑着走向我：
“你一定很满意，很快就能编出新曲。”
没等我表示同意，她便转向其他乐手：
“别忘了，明天我们有演出！一切都必须无—懈—可—击！我准备上《蓝色多瑙河》，今天我们先排练一下。”
耳边不断响起的错音让我头痛欲裂。阿尔玛不停地斥责：“蠢鹅！蠢牛！屎脑袋……”她掌握的所有脏话顺着音乐节奏脱口而出。
“法尼娅，到我这儿来。怎么会有这个错误？再来！”
乐手们重新开始。我站到指挥身后，按规范的方式读谱——阿尔玛其实不会读总谱：应该从上到下，一眼就将各声部全收眼底。随后我核对每本分谱。分来的抄谱员大部分水平很差，她们不懂音乐，全无判断，抄写时，音符该点在谱线上还是谱线中全凭一时之兴。
于是，我在谱上纠正，我讲解，弄完后坐回来继续和彼得•克鲁德的音乐打交道，我得把他的《十二分钟》的钢琴谱改编成适合我们的乐队总谱，这是一支尤为轻松愉悦的集成曲。这任务相当紧急，因为爱娃、洛特、克拉拉和我要在近期的音乐会上演唱这首歌。《十二分钟》的旋律才在我的脑海中重新响起，又来了，阿尔玛又叫我了，她提高音调，或是大叫：“你们以前奏过这曲子啊，你们应该会的啊！”之后又是一长串可鄙的动物名：猪猡、蠢牛，最后以掏粪工喜闻乐见的大量“屎脑袋”收尾。她的指挥棒不停地敲打着出错之人的手指，憋了半天的耳光最后照顾了珍妮。阿尔玛一旦被情绪控制，她身上那种大资产阶级的优雅很快就荡然无存！我始终无法习惯她对乐队成员的这种惩罚方式，尤其在这儿，集中营，我完全无法接受。
等气氛稍稍平静下来，我又开始了对《十二分钟》的改编，沉浸在音乐美妙、神奇的世界里。乐段在我脑中自然展开，一拍接着一拍，音符在我笔下迅速生成……我忘了一切，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我喜欢这段轻快的音乐，这属于节日的欢快的音乐！……
屋外响起一阵哨声，宣告筛选结束，营房解封。
一个通信员出现在门口：
“起立！快，姑娘们！克莱默指挥官到！”
阿尔玛一下变得面无血色，僵在那里。难以置信！克莱默人还没到，她就已经立正。柴可夫斯卡和“歪嘴”福尼娅又开始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有在指挥官面前出现的资格吗？可见范围内没有东西会冒犯到他吧？音乐室是否足够整洁？我们是否足够整洁？我估计她们会检查我的手，然后大吼：“还不快去洗洗！”
约瑟夫•克莱默是比克瑙集中营指挥官。此时我对他还所知甚少，女孩们很少和我谈起他；而且他来这里听音乐时向她们展示的那张面孔和其他男女囚犯看到的肯定不会是同一张。只有爱娃稍微详细地和我说过一些：“他喜欢音乐，正因为他和曼德尔我们才活到现在，我们的生死全在他一念之间。在这里，他的表现总是非常得体，但有个在医务营干活的波兰姐妹告诉我，党卫军把人‘装车’送去屠杀时的那种集体歇斯底里，他也一样有份，而且数他最疯狂，为了做出表率，他会毫不犹豫地一棒打碎一名女囚的头颅。”
这禽兽——我无法称之为人——即将出现……我对他的到来充满好奇。我想与他攀谈，想将他弄个明白。这是我的毛病，我的为人。我坚信这一切必有缘由，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让他们如此热衷灭绝犹太人。没人会为了杀人而杀人，肯定另有目的，那是什么？这群甘受驱使的刽子手，无视人类的所有律令，施行这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用了什么借口，他们才不至于唾弃自己？是的，我知道他们被洗脑，有人向他们灌输说我们犹太人是劣等种族，在精神和智识上，将我们视为——白纸黑字写着——“由原始冲动所控制、破坏欲难以衡量、无耻下流的动物”；我知道我们面前党卫军的行为源自这句可怕的文字：“忘却类人者未必是人的人必将灾祸临头。”
但对于我，到这里之前，哪怕在巴黎见过大规模的逮捕，这些言论还只是停留在纸面，并非活生生的现实。此刻，我不禁自问：有些人，男人、女人，怎么就能如此冷酷地实践这套东西？
我们一动不动地保持着立正的姿势，等着克莱默；他来了，身后跟着两个党卫军军官。这个人可够威风的。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一米八，公牛一般的脖子那么短、那么粗，让他长着两只巨耳的头颅看上去就像直接安在了一副铁匠的肩膀上。制服呢平贴在宽阔的胸部，略略隆起，仿佛一领胸甲。我感觉走进来的是一头野兽，它的步伐沉重但灵活。它的出现极具威慑力。
他走向为他准备好的椅子，坐下，摘下大盖帽，放到身边。剪得很短的栗色头发让他方脸的轮廓显得更为突出。他心满意足地倒在椅子上对我们说：“你们现在都坐下吧。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演奏！”
按照同长官说话时的规矩，阿尔玛保持着立正姿势问道：
“请问指挥官，您想听些什么？”
“舒曼的《梦幻曲》。”
他深情地说：
“这支美丽的曲子叫人心碎。”
低声给我翻译的爱娃嘀咕：“就他也有心？”
小提琴开始演奏，曲调优美，如梦似幻，继而音量提升，难以名状的惆怅徐徐流淌。指挥官双目合拢，任凭音乐将他浸没。我坐在抄谱桌后面，从这个方向，能够放心大胆地观察他。看到他这样松弛，远离艰巨的工作，何等地令人愉悦……大伊莲娜将凹陷却依然柔美的脸颊贴上小提琴，娴熟地拉起了独奏乐段。这是曲子的高潮，她用极其充沛的情感演奏着，投入了她对丈夫所有的爱，拉得如泣如诉，融化了克莱默的心。乐曲最后几小节快结束的时候，指挥官带着某种不舍缓缓地睁开褐色的眼睑，我惊愕地发现他那会说话的死鱼眼睛竟然湿润了。他将自己交付于内心深处的温柔，顺着他精心刮过的脸庞，滑下几颗如珍珠般珍贵的泪珠。那个头颅被打碎的女人，她的同伴要是见到这一幕会有何感想？
如同其他人借助手淫，他在音乐中释放了筛选带来的紧张感。放松下来的总指挥向阿尔玛颌首表示满意：
“多么动听！多么深情！”
但紧接着，他的眼神变了，眼中的光彩消失了，他看到了我们。他意识到我们也存在吗？不会，虱子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消灭。
他冲我点了一下：
“她在这儿是做什么的？”
阿尔玛向他解释说我会唱歌。
“会唱什么？”
“《蝴蝶夫人》。”
我想等我从集中营出来，应该再也不想听到普契尼这部作品的任何一个小节了！
他点点头：
“让她唱一段。”
演唱于我是简单、平常之举。同样简单、平常的，是我扫视观众的那一瞥。但看着克莱默，我心跳加速；我感到向来干燥的双手反常地出汗了。这不是紧张，我怎么会紧张呢？现在的风险并不比平时更大，让党卫军看守长不悦和在指挥官面前唱砸《蝴蝶夫人》中的名曲一样危险。不是这样。对我来说，歌唱应该是一种自由的行为，但我没有自由。歌唱首先是一种给予欢乐和爱的方式，然而我疯狂渴望看到这三个党卫军像猪一样被宰杀。就在这儿，在我脚下……
站在这群屁股瘫坐在椅子上的男人面前，身后是这支滑稽的乐队，我感觉掉入了一个让人忍不住要大声尖叫的噩梦——这尖叫能救命，能助你逃脱那席卷而来的极度恐惧，但你张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头上悬于一线的厨灯和舞台台口的灯带以及那灼人的聚光灯能一样吗？灰蒙蒙的四壁，木板间还零星漏着缝，和那些光线朦胧、漆金绒面的座椅依稀可辨的演出大厅不啻天渊。我不禁想起另一些场面，那些我曾演唱过的酒吧。没错，那些地方塞满了德国人，一眼望去，一片灰绿色的军服，间或有几点黑色。但我是自愿前往的，而且是去给他们下套：唱歌只是掩护，以更好地迷惑他们，战胜他们。
很快，我记起一个人。那是经常在“梅洛迪”酒吧出现的丹伯曼中尉，高个子，棕发，长相帅气，他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称呼：弗里德里希博士。每周五，他以这个名字在巴黎电台播音，煽动法国人仇视犹太人。他说话略带西南口音，因为这位原第五纵队成员是在一名波尔多情妇怀中进修的法语。他在酒吧有个更响亮的外号——大脚弗里德。丹伯曼迷恋着一个名叫苏珊娜的陪酒女郎，这个犹太姑娘是我的情报员，勇敢极了。
每晚，只要他一来，我们就一瓶接一瓶地给他灌香槟。犹太人是他最喜欢的话题。他色眯眯地搂着苏珊娜的肩，嬉皮笑脸地高谈阔论。有一次，我故意问他：“您是怎么鉴别犹太人的？”“我，小心肝们，啊哈……他们休想瞒过我……靠嗅觉……五十米外我就能闻出来。”我们和他一起开怀大笑，他，和两个犹太人！我们会记住他的每句话——喝醉的人话还真是少多了！
这一闪而逝的回忆与此刻无关。乐队开始演奏，我的耳朵跟上节拍，听出当下的段落，进入某种倒计时：三、二、一……舞台表演的习惯压倒了焦虑，我开口歌唱，自由自在，又不由自主。
有谁能知道这几秒钟里我的挣扎？绝不会是不动声色的克莱默。他只是将脸转向阿尔玛，说“不错”。之后，他又用同样的礼数指着克拉拉问：
“那她呢？”
“也是歌手，指挥官先生。”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桌子后面的座位上，一身冷汗，克拉拉迈步向前，浑身洋溢着能为指挥官演出的骄傲与自豪。是该羡慕还是可怜她呢？她用意大利语演唱了阿里亚比耶夫的《夜莺》，这支曲子非常适合她的嗓子，她唱得很有水平。
克莱默与看上去也很满意的阿尔玛交流了一下，又指向弗洛拉，乐队的荷兰手风琴手，挺粗笨的大块头，身上剩余的脂肪一颤一颤。弗洛莱特从牙缝里低声给我翻译，他的裁决让我凉了半截：
“她音乐水平有限，不该在这。”
终日提心吊胆，我们自以为已为这类噩耗做好了准备。错……冲击来临，我们还是会被一下掏空。
“让她去我家，我妻子正需要个佣人帮忙照顾女儿。”
他从椅子上起身，迈着发条熊般的步伐，朝我的桌子走来，整个音乐室的气氛凝固了：阿尔玛和女孩们笔直站着，柴可夫斯卡、玛丽拉、帕尼福尼娅在门里立正；而我坐在乐谱前，我等着，也不起立，我这个犹太人。我尽可能地享受着这桌子给我的特权。其他人全屏住了呼吸。克莱默来到我身边，检查起我的工作；他的大腿差点靠上我的肩膀，我能感觉到他的体温。他真是异常高大，仿佛全部的暴力、全部的兽性都包在了这张人皮里面。他俯下身，巨大的骨架和强壮的肌肉让我有一种压迫感，我真想把他推开好好喘一口气。他的声音洪亮有力：
“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能听懂这话，但没回应。他重复了一遍：
“你有什么需要吗？”
爱娃为我翻译：
“他问你还需要点什么。”
“是的，指挥官先生，喏……”
我递给他一支铅笔，不是随意拿的，而是明显标着“英国制造”字样的那一支；这样就算死在他手里我也不亏了。他接过铅笔看了看，深蓝色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他把笔还给我，转过身去，爱娃把他的回答翻译给我听：
“他说会给你发铅笔。”
他又和对着他微笑的阿尔玛说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她用来接待这个党卫军头目、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的那副奴才相。我想破口大骂，但忍了下来。何苦白白送死？毕恭毕敬，阿尔玛把这贵客一直送到门口。终于，他走了，带着两个一言未发、机器般的随从。
所有人顿时长出了一口气，像一群蝗虫般扑向我：
“你给她看了哪支笔？”
弗洛莱特拿起笔惊叫：
“你简直疯了！”
熟悉的咒骂不绝于耳：蠢货，傻瓜，笨蛋……她们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将那支铅笔传来传去。
“好嘛，看看上面标的！”
“这是挑衅！”克拉拉抱怨道。
一个波兰人一把抢去这个引发骚动的物品，给她的同胞看：
“就是这个，她竟敢把这个给指挥官看。”
弗洛莱特大叫：
“你真是彻底疯了！你想过没，他会把我们送去毒气室……”
她们全都变得歇斯底里，目光中充满怨恨：
“你没有权力拿我们的性命冒险！”
这让我忍无可忍，我也大喊：
“够了！反正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去那里，那就索性好好玩玩他们！我觉得太可乐了，把‘英国制造’塞到他眼皮底下。一样要去毒气室，还不能先找点开心……”
只有爱娃笑了笑，她冷静地点醒我：
“你该庆幸，他不够幽默，没理解你的用意。”

她们是纳粹灭绝营里命悬一线的女囚。她们曾是专业乐手或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她们为出工、收工的劳动队伴奏。她们上午为即将被送入毒气室的难友演出，晚上又要为完成杀戮的刽子手奏乐消遣。音乐给了她们一线生机，音乐为她们提供嘲弄、反抗屠夫的武器。忍辱偷生，她们是奥斯维辛的女子乐队。
法国歌手法尼娅·费内隆是乐队的一员。走出生天三十年后，她终于决定直面这段地狱般的岁月，给夜夜折磨她的集中营记忆除魔，首次向世人讲述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的故事。
1980年，本书经作者和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共同改编为电视电影《集中营血泪》（Playing for Time），荣获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