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叙述学视域下口传史诗叙述研究

叙述是人的本能，是人认识外部客观世界和表达自身经验思想的一种最基本方式，与人类社会历史一样久远。叙述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是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没有叙述，人们的生活将不可想象。叙述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叙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叙述何时成为人类的一门语言艺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史诗（Epic）是一个民族远古时期文化的载体，包含神话传说、英雄故事、部落战争、宗教信仰、歌辞谚语、风俗习惯等丰富的文化信息，堪称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史诗具有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知识传承、教育娱乐等功能和价值，这使其在早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最终流传下来的史诗成为该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象征，《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之于印度文化，《伊利亚特》《奥德赛》之于希腊文化，《尼伯龙根之歌》之于德国文化，《罗兰之歌》之于法国文化，《卡勒瓦拉》之于芬兰文化，《江格尔》之于蒙古族文化，《格萨尔》之于藏族文化，《玛纳斯》之于柯尔克孜族文化，无不如此，不一而足。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史诗是以叙述为主的古老的语言艺术形式，是最早①的文类之一。由于现存史诗的复杂多样性和分类标准不同，目前对史诗的理解与界定也不一致。但综合来看，史诗是对人类社会早期族群的迁徙、灾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神话英雄人物艺术化地记忆与口头表达。文字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是对口头语言意义的符号化和媒介化。史诗起源于一个民族（部落)发展的初期，即无文字的口头文化时期，并以口头话语形式世

代口耳相传：直到文字符号出现后，史诗才有被文字符号记录的可能；但口头史诗转变为书面经典化史诗仅是可能中的可能。因此，书面经典化史诗(荷马史诗)是史诗的一个发展阶段的存在形态，是文字符号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产物。

本书以文字符号作为划分依据，将史诗的发展历程分为3个主要阶段：原初阶段（原始阶段）、口头-文字并存阶段和书面经典化阶段。从现存文本成因看，史诗可分为口传史诗和文人创作史诗两大类，前者为民间集体创作，后者为文人作者独自完成，两者是源与流之关系，即口传史诗是文人创作史诗的滥觞，文人创作史诗是口传史诗的一个变体。本书以口传史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不把文人创作史诗列入研究范围。

口传史诗本初职责是史诗艺人为在场听众演述传统的神话英雄故事，其演述的实质是一种叙述交流活动，把史诗作为一种叙述活动的探讨从古希腊就已开始，柏拉图是较早讨论史诗叙述模式问题的西方学者，但对该问题的研究没有延续下去，而被亚里士多德的戏剧化史诗理论所替代，荷马史诗的叙事结构得到亚里士多德的充分肯定，情节要素成为史诗叙述的第一要素，自此史诗叙述与情节结构被主观地联系在一起。史诗与戏剧合流，共同影响了西方文学总体叙事化发展倾向。黑格尔是史诗研究的集大成者，代表西方古典史诗理论的高峰，他深入研究了史诗的一般性质和特征，认为史诗的职责就在于叙事，并根据荷马史诗情节整一性的特征，提出了荷马史诗作者“一人说”。可见，黑格尔的史诗观建立在戏剧化史诗观基础之上，是书面化史诗研究思想的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一直把荷马史诗当作西方文学的源头，这无可厚非，但把荷马史诗权当书面文学，把荷马看成史诗作者的观点就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考察西方20多个世纪的史诗研究情况不难发现：西方对史诗研究的轨迹与史诗自身发展历程相错位。西方史诗研究始于己书面经典化的荷马史诗，以荷马史诗为研究典范的古典史诗理论“统治”西方史诗学长达20多个世纪。在20世纪，荷马史诗源于口头的假设终于被帕里和洛德证实，他们在……

新兴的广义叙述学以人类所有叙述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人类叙述的共同规律为目标，这就为整个口传史诗的叙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鉴于此，本书以文字符号作为分类依据，在已有的史诗叙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江格尔》为具体范例，在研究中引入并运用广义叙述学理论方法对口传史诗的叙述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而对不同阶段口传史诗的叙述特点和规律作出总结，为口传史诗研究推介一个新的理论方法，构建一个宏观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