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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被别林斯基誉为“文坛盟主，诗人魁首”，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俄国散文之父”，关于果戈理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已经无须赘述。长久以来人们对果戈理的研究热情一直长盛不衰，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解读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在果戈理时代，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形成了评论界的主流观点，同时也奠定了十九世纪果戈理文学批评的主要基调。果戈理被解读成一个揭露俄国社会黑暗和弊病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伟大的讽刺作家。到了二十世纪初，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开始受到白银时代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重新审视。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纷纷指出，果戈理的作品反映的并不是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把果戈理称作现实主义作家是十分荒谬的，而他同时代的那些批评家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苏联时期的果戈理文学批评实现了向别林斯基传统的回归，以赫拉普钦科为代表的苏联文艺学家再次确立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对果戈理的艺术世界进行全面的诗学分析，白银时代学者的声音被逐渐淹没并遗忘。随着苏联的解体，对果戈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断，代之以自由主义研究，果戈理身上被学者们贴上了“宗教作家”“浪漫主义作家”的新标签，对果戈理文学遗产的批评表现出多元化、多声部的新倾向。

事实上，无论在果戈理生前还是身后，批评家们对果戈理的看法从未达成过一致。在别林斯基时代，以舍维廖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学者对果戈理作品的批评结论与别林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在苏联时代，“永远的反对派”西尼亚夫斯基、《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等海外学者发出了与苏联学者完全不同的声音；直到今天，俄国学者关于果戈理的争论仍在继续，以瓦罗巴耶夫为代表的宗教解读派和以尤里·曼恩为代表的诗学解读派，都坚持自身方法与观点的正确性，互不认可对方的研究成果。果戈理研究的学术史表明，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解读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上都从未有过统一的观点，这一现象本身已经说明了其作品本身的复杂性。经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具有复杂而多意的深刻内涵，作为读者大可不必受限于文学史上对作品已经形成的定见，阅读的美好在于享受阅读过程，感受文字背后的思想，并与作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心灵碰撞。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让读者的心灵在碰撞中产生更多的花火，照亮、甚至改变读者的灵魂底色。果戈理的创作无疑是具有这种影响力的。

……

在果戈理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墓碑上写着选自《圣经》之《耶利米书》中的一句话，“我用痛苦的眼泪嘲笑。” 《圣经》是果戈理生前常捧读的书，这句话则是对他的人生与创作的注解。

——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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