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之日

《天赐之日》中译本序言

 1967年，我的父亲高罗佩作为荷兰驻日本大使，在回国诊疗时病逝于海牙，享年五十七岁。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已在海牙寄宿生活了三年，并未跟随父母同去东京。我虽然很珍视与家人在日本度假的回忆，然而忙于青少年初期的各种事务，还顾不上去理解和探究父亲怀有的热情，或是一生执着的东西。父亲去世之后，通过阅读他的著作、随笔、书信和学术论文，我才开始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并且心中时常涌起惊异与敬畏之情。我曾经反复读过他的几本书，尤其是狄公案系列小说，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显然是由于我的思想随着时光流逝而日渐成熟。假如我和父亲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机会再度相见的话，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父亲所写的狄公案系列小说非常成功，曾被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在全世界三十八个国家先后出版，近期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文全译本。对于新老读者来说，这一系列作品已成为不会过时的经典探案小说。狄公之所以能够与英国的福尔摩斯和马普尔小姐、法国的梅格雷一同跻身于著名侦探之列，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中国明代背景下的精巧故事。几年之前，荷兰推出了新版的荷文本全集，出版社请我为每个单本写一篇导言。我很犹豫是否应该接受这一请求，因为父亲在后记中已经解释了许多细节问题，并且1980年前后出版的荷文本全集中还收录有扬威廉•范德魏特灵 所作的精彩序言。在出版社的一力坚持下，我决定写出关于父亲创作每部小说的个人回忆，比如这一系列的第六部小说《漆屏案》（1958年出版），父亲写作的灵感显然来自于一架四扇朱漆屏风，那是父母收藏的古董之一，曾伴随他们飘洋过海，走遍了各个外交任所；我们曾在家中养过几只长臂猿，而《猴与虎》（1965年出版）中也出现了一只黑猿，在被狄公刻意诱导时抛下一枚金戒指，狄公随即发现戒指的主人已遇害身亡，左手的四根手指竟被齐齐切断！作为一家人，我们多少与狄公生活在一起，亲眼见证了他的种种遭际，以及如何开始一次次新的历险。
 《天赐之日》创作于荷兰海牙，时间是1963年，之后便是一个闰年。父亲在黎巴嫩和马来西亚连续任职七年之后，全家于1962年8月返回海牙，即荷兰外交部的所在地。一直等到1963年8月，父亲才被任命为外交部某个部门的主管。这将近十一个月的休假，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同时继续创作狄公案小说。我们搬入位于胡弗街88号的一座宅院，父亲的书斋里摆放着所有藏书、中国画以及其他物品，陈设的方式与之前在吉隆坡等地时一模一样。他从热带地区回到寒冷潮湿的冬日荷兰，并在这里写出了《天赐之日》。
 当我应邀为《天赐之日》中译本撰写序言时，我首先重读了这部小说，因为它显然与狄公案系列作品完全不同。在阅读的时候，类似的场景和回忆从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或是关于父母，或是关于全家居住在海牙的日子。令许多狄公案粉丝大为惊异的是，《天赐之日》的主角不是狄公，而是约翰•亨德里克斯，一个曾在荷属东印度（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工作与生活过的前殖民地公务员；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中国的古城，而是生机勃勃的阿姆斯特丹；插图不是明代风格的白描，而是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几何图形，尽管其中仍然不乏裸女形象。莫非这部小说是一个尝试，运用不同的故事、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向现代小说的转型？在许多方面，狄公正是父亲的化身，父亲与约翰•亨德里克斯又有哪些相同之处呢？他们具有共同的背景。我的祖父曾在荷属东印度皇家军队里担任军医官，因而父亲在荷属东印度度过了童年，并从此生出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作为一名殖民地政府的公务员，约翰•亨德里克斯去荷属东印度工作，在太平洋战争和后来的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中失去了一切，随后返回荷兰，为了让自己与曾经的遭遇达成和解，为了“重建过去，发现现在”。父亲写作《天赐之日》时，正值工作暂停期间，他很可能驻足稍歇，抚今追昔并思考未来。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将会更加了解约翰•亨德里克斯。父亲并未将自己等同于这一人物，但是他们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约翰•亨德里克斯乘坐出租车前往老运河88号时，曾有如下自述：“我一向喜爱精细的手工技艺，正是因此，我喜爱台球、线描和打靶。”除了最后一点，其他方面皆与父亲本人非常吻合。他喜欢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里打台球，书中描写约翰•亨德里克斯第一次遇袭之后、在酒吧间里观看两人打台球的细节便是明证。在狄公案系列小说中，我们见过许多幅线条细致的白描插图，都是父亲亲手绘制的。在《天赐之日》里，我们也会看到几幅线描画，不过与业已熟悉的明代风格插图迥异其趣，几乎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用线条与圆弧表现抽象的人脸或面具。父亲很喜欢画画，起初想成为艺术家，沉醉于将概念化的形象转变为画面。我们并不清楚约翰•亨德里克斯究竟喜欢哪些“精细的手工技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父亲在第一次驻日工作（1935-1942）时，就学会了一门精巧的技术——篆刻印章，后来在重庆任职（1943-1946）时愈臻完善。小说中有一对惨遭杀害的母女，小女孩名叫扑扑，父亲在马来西亚养过的一只小长臂猿也叫这个名字。当时是1962年，小长臂猴的健康状况不佳，父亲在吉隆坡的旅馆房间里细心地喂养照料它，数月之后，它因患病毒性肺炎在迪克逊港死去，父亲为此非常难过。他给约翰•亨德里克斯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足见多么喜爱那只小长臂猿，并且对它的离世感到多么悲伤，这与约翰•亨德里克斯失去爱女的心情是极其类似的。
 《天赐之日》并不是一部随时用于轻松消遣的作品。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曾经说过：“在你能够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之前，必须先细细品味字句。”在发现其深层涵义之前，我重读了两遍。首先，这是一部惊险小说，约翰•亨德里克斯陷入黑帮的阴谋之中，黑帮不但从事贩毒和凶杀活动，还诱骗女人去中东卖淫——即使六十年后，这些仍是受到世人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其次，约翰•亨德里克斯在荷属东印度失去了所有挚爱之人和所拥有的一切，返回荷兰之后，必须重新找回自我。此书的核心之一是交织在故事里的禅道思想。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想必会说：“如果你想要完全了解禅宗，那就去读《天赐之日》吧。”事实上，父亲在小说的注解中曾这样写道：“禅常常被当作一种宗教或哲学体系。它并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达到拯救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从书本上学到，只能从生活本身学到。”在《天赐之日》1984年英文本美国初版和1985年荷文版里，曾附有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所写的后记，其中的见解相当深刻，将约翰•亨德里克斯经历的苦难与禅学实践联系在一起。约翰•亨德里克斯被关入日本集中营后，曾受到宪兵上尉植田的折磨。在审讯暂停时，植田谈到自己的禅宗师父曾经提出的难题，以此来挑战约翰•亨德里克斯：“融化富士山顶的白雪。”这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因为富士山顶的白雪永远不会融化。日本投降后，植田遭到逮捕，即将被处决时，将这一难题交给约翰•亨德里克斯去解答。约翰•亨德里克斯经历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意外事件，包括黑帮的凶残和女人的魅惑，当热水壶里的蒸汽扑面而来时，终于在一瞬间达到了禅悟的境界，全部故事发生在二十个小时之内，发生在2月29日，即闰年特殊的一天里。《天赐之日》问世后，当时的荷兰评论家们忽视了这方面的内涵，纷纷发表负面评价，扬威廉•范德魏特灵对此提出了尖锐的驳斥。
 狄公虽然笃信儒家思想，但是在查案时，常常要与佛法、僧人及寺庙打交道，对佛教持有保留态度，小心地避开重视佛教、承认佛教在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说法。从狄公案系列小说中，明显可见父亲对于东方各种宗教有着深入的研究。即使在《天赐之日》里，约翰•亨德里克斯也会读慰藉人心的佛教书籍，因为“佛教告诉我们活着就是受苦受难”。
 不久之前，我们发现了一部父亲的手稿，作于1941年，名为《东皋禅师生平及著作》，之所以从未发表过，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搁置。后来，他又写出了一个有所节略的中文本，1944年在重庆出版，限量发行一百册。 在此之后，他继续搜集有关东皋禅师的新资料，显然有意进行增补，但是没能找到时间来最终完稿。东皋是一位中国僧人，经历了明亡之后的社会动荡，于1677年东渡日本，成为著名的禅宗大师，并以多才多艺而闻名于世。禅宗发源于禅，后来传播到日本各地，并出现多个派别。父亲以东皋禅师为引导，研究禅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终其一生都对佛教抱有兴趣。《天赐之日》来自于这种种努力，使他得以在当代背景下，将禅道与约翰•亨德里克斯的故事结合起来。 
 《天赐之日》的故事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其旧城区极富本地特色。我已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五十年，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老运河，带有铁栏杆的桥梁，建有山墙和门阶的房屋，夜晚照亮的路灯，凡此种种都在书中有着生动的描述。因为海牙是荷兰外交部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以前回国时总是住在海牙，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经常前往阿姆斯特丹，或是去荷兰皇家博物馆观赏丰富的中国艺术藏品，或是去跻身其中的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 。后者位于最古老的城区内，从中央车站一路步行过去，沿途有各种景致值得赏看，狭窄的街巷，运河上的桥梁，停泊的驳船和船屋，霓虹闪亮、美女摇曳的窗户，这些景象也都出现在《天赐之日》中。还有许多诱人的小咖啡馆，供应荷兰杜松子酒，木头柜台后面站着身形粗壮的老板，约翰•亨德里克斯曾数次逃入一间类似的所在，只为喝下一杯杜松子酒。
 1963年，《天赐之日》荷文本初次发行，出版商范胡维（Van Hoeve）也曾推出过狄公案系列小说荷文本；英文本初次发行于1964这个闰年，属于私人版本，由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艺术印刷社负责印制，该社也曾推出过三部狄公案小说的英文初版（《朝云观》《红楼案》《漆屏案》）。父亲为英文本与荷文本亲自设计了风格相同的封面。他一定花费了多年时间来考虑撰写这样一部小说，在其中可以融入一些不合于狄公案系列作品的因素，比如他曾读过的大量现代背景下的探案故事，两个台球爱好者的对话，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以及禅在约翰•亨德里克斯所有经历与挣扎中的重要性，长期形成的创作意图在此得以圆满实现。对于父亲来说，幸运的是上天赐予了他足够的时间，从而使这部久欲下笔的作品最终得以完成。

托马斯·范古利克
2022年4月，阿姆斯特丹

《天赐之日》是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系列之外唯一一部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既有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普通人艰难生活的叙写，包括种种现实与心理困境，同时还有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思想的考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中，追寻人类的精神救赎与出路，从中折射出高罗佩本人所具有的多重文化人格中重要的一面，即作为荷兰人的精神特质。

高罗佩之子托马斯·范古利克为中文版特别作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