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与人

译后记

随着《城邦与人》中译本的出版，施特劳斯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均已问世。但在国内学界，正如在国外学界一样，施特劳斯可谓毁誉参半，而且学者们对他的态度通常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要么非常喜爱，甚至崇拜；要么非常厌恶，甚至痛恨。几乎很难看到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这点颇让笔者感到惊奇。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和施特劳斯的具体观点有关，比如他表面上似乎反现代、反民主以及高扬“古典”；但另一方面也和他的研究、写作方式有关，比如他几乎无视通常的学术写作规范，也很少引用和他同时代的名家，尤其自《城邦与人》以来的晚期著作中，他更加显得“神秘莫测”以及“絮絮叨叨”，习惯了现代学术表达的我们，往往初读一过，根本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不过，晚近以来，施特劳斯在西方主流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日益凸显。比如，目前在对他的贡献及意义的综论方面，《剑桥施特劳斯指南》业已出版；在古希腊哲学和古典学研究、尤其是柏拉图研究方面，《剑桥柏拉图<理想国>指南》中随处可见他的方法论影子；该指南的主编费拉里（G. R. F. Ferrari）甚至认为，“施特劳斯并没有那么神秘，他最大的贡献就是高扬柏拉图的文学性，让柏拉图著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服务于整体的论证，这也是如今的柏拉图学界受惠于施特劳斯，却经常羞于承认的”。
对此，笔者想补充两点：一是施特劳斯在解读柏拉图对话时，不仅深刻揭示了其文学性或戏剧性，而且对论证部分的分析或阐发也极富洞见和力度，对他来说，柏拉图对话的文学内容和哲学论证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偏废。但从总体上来看，施特劳斯学派在这点上没有很好地继承施特劳斯，他们往往偏重于戏剧解读，而于哲学论证方面则用力不多。二是尽管西方柏拉图学界经常“偷师”施特劳斯且羞于承认，但我们中国学者没必要如此，我们没必要加入他们历史形成的敌对“阵营”，也没必要分沾他们由来已久的“积怨”，因为无论“施特劳斯学派”也好，还是“非施特劳斯学派”也好，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都是认识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借此可以最终达成对中国文明之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认知。
本书的翻译始于笔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读博期间，当时正致力于古希腊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的研究，甘阳老师建议我从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人读起，然后再读施特劳斯。但从他们转向施特劳斯后，我首先觉得眩晕，然后痛苦，因为仿佛面对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世界，无从选择，更无从下手，不过等平静下来后终于感觉到了喜悦，因为这两个世界的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仿佛让我看到了一片新天地。后来博士论文选择以柏拉图对话为研究对象，结合主流学界以及施特劳斯、克莱因等人的进路来处理《理想国》，与此同时，也开始着手翻译《城邦与人》。期间，甘老师创办了博雅学院，我便投入到学院的日常事务中，后来又一直忙于教学、科研、当班主任等等，一直到博雅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才稍得喘息，于是才最终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前后拖拖拉拉近十年，想来甚感惭愧。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刘小枫老师多次催促或鼓励，我的同事刘海川帮忙解答了一些近现代哲学术语的翻译问题，赵伟、何祥迪校对过本书的导论以及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在此一并深表感谢。此外，由于《城邦与人》一书极为著名，因而有不少热心读者自己翻译了全书或部分章节，并分享到网上，笔者参考了贺晴川、何祥迪、陈克艰等人的某些译法，在此谨表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从完成译稿到出版颇费周折，在付梓之际，我要感谢甘阳老师、舒炜师兄的信任，让我独自承译此书；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王晨晨女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旭以及彭文曼女士细致和耐心的编校工作。
当然，译本中的文责概由笔者自负。施特劳斯的行文密集晦涩，笔者尽力做到使之流畅可读，但限于学力，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诸位读者不吝指正。

黄俊松
2022年1月8日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城邦与人》是施特劳斯的代表作，堪称其诠释学范本。全书以提纲挈领的“导论”开宗明义，接下来三章分别论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柏拉图《理想国》、修昔底德《伯罗奔半岛人与雅典人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施特劳斯将现代人的困境，作为自己专致于古典作品的动力。他认为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尝试性的或实验性的：虽然古典作品陈述并阐明的古典原则并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恰当理解古典作品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对于恰当分析当今社会的独特性，并明智地将那些原则应用于我们的任务来说，或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