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风与铜钱 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 1268—1368

【引言】

这是一本关于“蒙古袭来”（元日战争）以后日本与元朝关系的小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蒙元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重新评价蒙元帝国给世界历史带来的整体性影响，把蒙古时代视作世界史的一个分水岭，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是推动欧亚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力量。日本史研究学界虽然大多只关注日本列岛社会内部，但也难免受到世界史学科整体动向的影响。

相较于将朝鲜半岛纳入蒙元帝国视野的研究（譬如鲁大维《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将日本也吸收到蒙元帝国治下的欧亚大环境里面更为困难。在整个蒙元时代，日本从来不曾接受过蒙元帝国的统治，也不是元朝的朝贡国，日本的朝廷或幕府甚至连一次正式的外交使节都不曾向元朝派出过。与后来中国明朝与日本的封贡关系相比，对于元朝来说，日本只是一个偏居海外的“不臣之国”。两国之间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的初期，也就是日本所谓的“蒙古袭来”。这场战争无论从持续的时间、战事的规模还是给日本造成的破坏来说，都是非常微小的。日本列岛几乎游离在蒙元帝国的政治影响之外，在整个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都算是一个异类。那么，日本是蒙古时代的例外吗？这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采用海洋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地分析蒙元帝国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我们跳出民族国家的束缚，寻求更广阔的叙述框架的手段。蒙元帝国既是一个陆上帝国，也是一个海洋帝国，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研究者所证明。关于蒙元时代东亚海域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得益于榎本涉的精彩研究（《东亚海域与中日交流：9—14 世纪》），我们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元代中国与日本仍然保持了极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虽然战争一度中断了中日间的航路，但两国的跨境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此外，当时大量的日本留学僧搭乘这些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商船，渡海到元朝去求学，入元留学僧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宋代，这一点极其重要。相较于海商们在元朝的短时间滞留，入元留学僧们在元朝生活的时间更长，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他们对元代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足迹也更为广泛。回到日本以后，留学僧们往往能够接触到日本社会和政治的上层，进入贵族和武士社会内部。有了这些跨越国境的海商和僧侣，日本各界可以更为便捷地接触到元朝的信息，元朝也通过他们给日本社会和政治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这样一个越境的过程是更为持久、深入的，是一次经济和文化上的“蒙古袭来”，它的重要性甚至比“蒙古袭来”战争本身还要大。

本书所关注的时间从高丽使节潘阜抵达日本开始，到明朝实施海禁并且与日本断绝往来为止，覆盖了大半个蒙元时期。之所以在明朝初期搁笔，是因为这时候东亚海域的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时期（参见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这次剧烈的变动同样给日本带来了震动，称得上是“蒙古袭来”以后又一次强烈的冲击，使得日本室町幕府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以应对明朝建立起的东部亚洲新秩序。这是蒙元时代的尾声，也是蒙元时代给日本所遗留的。如果没有蒙元时代中日两国的密切联系，当时的室町幕府也许不需要如此迫切地在新秩序面前做出自我调适。

此外，本书还试图通过叙述“蒙古袭来”前后的史事，为大家呈现一幅日本中世政治、宗教、社会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关于镰仓、室町幕府和公家朝廷的内容，也是本书着力描述的。希望大家读过之后，能够对日本中世国家的政治形态和社会样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以“神风”为题，但“神风”在第四章就已经刮完了，关于元日战争的部分其实只有前四章。本书所重点着墨的时间段是元日战争的“战后”而非“战时”，因此对战争场面的描述并不多，对战争过程也只是一笔带过，如果是只对军事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会感到遗憾，在此只能说声抱歉了。

［本书是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海洋史视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后日本对元关系研究”（2020PJC091）、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结语】

结 语

本书最后一节“日本向何处去”给大家卖了个关子。改变的时机终究还是出现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一代雄主朱元璋在南京去世。皇长孙朱允炆即位为帝，随即开始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起兵反抗。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开始了。应永八年（1401），感到时机成熟的足利义满派遣博多商人肥富、同朋众（在将军身边从事杂务或艺术活动的僧侣集团）祖阿为使，以“日本准三后道义”的名义，重新开启了对明朝的外交活动。次年八月，使节团一行人完成使命，在距京都不远的摄津兵库港（今兵库县神户市）登陆。足利义满迫不及待地专程从京都跑去兵库迎接。这次与日本使节团一同抵达兵库的，还有明朝建文帝的使节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一行人。

明朝使节依据先前的惯例，仍然是两名僧侣的组合。进入京都后，他们被安排在京都郊外的法住寺、仁和寺下榻。足利义满派兵将两座寺院围得水泄不通，防止明使和外界接触。即便足利义满对明使的来访早就望眼欲穿，但面对可能遭受的非议和指责，还是延续中世以来的对外态势，将外国使节隔离起来，让册封仪式在私密的条件下举行，尽可能避免被更多人知晓。应永九年（1402）九月五日，义满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天，义满率亲近的公卿10 人、殿上人10 人与显密僧侣先行抵达会场北山殿（足利义满出家后的居所）的四角门外等候，明使一行从四角门进入中门，缓缓步入会场。足利义满、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三人的座椅摆放在一面屏风的正前方，其中义满坐北朝南，天伦与一庵则一东一西相对而坐。义满就座后，将明朝的诏书放置在桌上，对着诏书三拜（或一拜），并烧了一炷香。接着，明使向义满交付了建文帝的赐物。这样，这场仪式才算正式结束。

这场“册封仪式”现在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譬如桥本雄指出，仪式的过程是不合明朝的规制的：足利义满自己坐在了主位上；将明朝的诏书称作“返牒”，把建文帝的赐物叫作“进物”；

没有穿着冕服而身着袈裟；拜礼的次数也远远少于明朝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仪式被限定在极小的规模内举行，武家的重臣们都没有到场，甚至连负责外交事务的禅僧们也被挡在了门外。因此，桥本认为，尽管足利义满接受了明朝册封，并向明朝朝贡，并不能代表足利义满从心里接受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之所以建文帝会一反太祖以来拒绝日本朝贡的态势，无疑是与当时国内的情势有关。肥富、祖阿抵达南京时，正是建文帝与

燕军的战争态势胶着的一年。这年冬天，燕军决定不再与南军（建文帝军）继续纠缠，而是集中兵力直扑京师。建文帝大概是急于获得包括海外各国在内的各方势力的支持，因此违背了太祖以来对日本断交的态势，选择册封足利义满。建文帝给义满的诏书，落款是建文四年（1402）二月初六，当时形势尚对南军有利，但到了明使一行出海的春季，长驱直入的燕军在灵璧之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五月攻陷扬州，建文帝的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等到义满捧过建文帝的诏书，成为朝贡体系之中的“日本国王”之时，南京已经被燕军占领了两个月。

因此，正像本文第一章提到的那样，对海对岸的局势有着敏锐观察的足利义满，特地为回访明朝的使团（谢恩使）准备了两份国书，大概是到了明朝以后，再填上“永乐”的年号。在这份给朱棣的国书（表文）中，足利义满命人写下了“戡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如反掌；启中兴之洪业，当太平之昌期”这样露骨的吹捧语句，以期讨得刚刚从硝烟中走出的新君的欢心。

于是，足利义满的如意算盘得逞了，永乐皇帝对义满迫不及待的上表感到欣慰，再次册封他为“日本国王”。这样一来，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关系算是确定了，日本重新获得了与中国的合法贸易渠道。无独有偶，建文帝册封足利义满这一年，适逢朝鲜使节来华进贺朱允炆寿辰，在途中听闻燕王获胜，当即马不停蹄地跑回朝鲜，另派使节入明庆贺新君即位。朝鲜与日本的判断，可谓如出一辙。

从这件事情里我们可以看出，自元日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这个岛国的变与不变。中世以来，岛国以“独善”的姿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其作为“神国”“佛国”的自尊，严格保持着孤立主义的对外态势。但日本社会上下对境外商品（唐物）的需求从来不曾中断，这让日本并未成为漂浮在海面上的孤岛，而是与大陆保持着各个层面上千丝万缕、若即若离的联系。这种联系总体上呈现出越发增强的趋势，直到宋元之际，已经有两种“唐物”对日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一是中国的铜钱；其二是“活着的唐物”—那些背负着大陆知识、文化与人际关系的禅僧。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场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旋风降临日本列岛。日本统治者坚持的不理会、不答复、不让使节进京的孤立主义态度，没能阻止元日战争的发生。但从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来看，除了宗教和精神层面，元日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是极小的。双方的密切交流很快得以恢复，这使得两种“唐物”很快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大量流入的中国铜钱渗透到日本社会各处，成了列岛的流通货币；而作为“活着的唐物”的禅僧，通过较之南宋更为广泛的留学活动，构筑起了一道横跨东海的人际链条，使得海的这一头与海的那一头成为一个整体，日本的五山禅林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禅宗文化圈的一部分。留学僧回到日本之后，以“知中派”的身份活跃，对当时的政治外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到14 世纪中叶，东亚海域的全局性动荡发生之时，

日本列岛与大陆的联系较之一百年前更为密切，实际上已经无法与中国隔离开来（东亚海域全局性的动荡，实际上也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体现）。但须知这样的紧密联系不是元日战争所带来的，而是得益于战争以后横跨东亚海域的海商、禅僧们的活动，也得益于元朝相对宽松的贸易管理体系。因此，日本没有因为元日战争而成为蒙元东亚秩序下的孤岛。日本不是因战争，而是因交流和贸易进入世界史上的“蒙古时代”之中。正因为如此，当足利义满开启与明朝的外交之时，他所具有的关于海外的知识和情报以及判断力，已经与一百年前的执政者迥然不同。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比较有限，尚有很多方面、很多角度是本书未能充分讨论的。譬如书中曾多次提到但并未充分展开的文化因素。在蒙元的时代过去以后，日本在明朝的同时代出现了繁荣的“室町文化”，譬如枯山水园林、能剧、狂言、茶道、水墨画……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起来的。这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宋元文化嫁接之后开出的绚烂之花，其中很多的源流都可以从宋元文化在日本的载体—五山禅院当中追溯。这同样与14 世纪的东亚海域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很多文化因素在南宋末年已经播下了种子，但却在元日战争后繁荣的文化交流中开花结果。

最后来解释一下本书的标题。题名“神风与铜钱”是反映本书线索的两个重要关键词。仿佛日本用“神风”抵御了蒙元的进攻（虽然实际上是武士们在发挥作用），而蒙元却用“铜钱”（即铜钱所代表的东亚海域贸易与交流）征服了日本。当然，蒙元帝国的统治者从未主动有过这样的想法。对与日本这个“不臣之国”的贸易，元朝虽然不至于消极，但也称不上积极。铜钱的大量流入更是元朝推行纸钞政策的副产品，蒙元的合罕和宗王们恐怕并不能预料这些不起眼的钱币将给日本带来多大的影响。当然，这也许更加符合本书的主题—冲破一切阻碍（哪怕是战争带来的交通的阻断）、克服一切困难，想要建立跨国间交流、贸易渠道，恢复正常交往的努力，是不一定受统治者意志所拘束的。就像“神风”这个词所显示的一样，战争所带来的动荡与阻隔不过就是一阵风，它终将会过去，繁荣交流的“战后”时代一定会到来。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于漕河泾

与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一样，中世的日本贵族也将自己想象成“世界中心”，觉得自己的生活场所京都是一个清净无比的美好空间，越远离这个空间，就越充满污秽、疾病和妖魔鬼怪。在他们眼中，遥远的异国是充满“鬼形”“鬼类”的恐怖世界，决不能沾染。所以这些贵族们决不想离开他们的“清净空间”，也决不愿意外国人擅自闯入他们的“净地”。日本西南端通往琉球海路上的小岛，更是被命名为“鬼界岛”，仿佛从那里跨过一步，便是人鬼殊途。特别是当时日本的医疗水平低下，由海路传播而来的烈性传染病给日本人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令他们一遇到传染病流行，就与外国人的入境联系起来，惊呼为“夷病”。中世贵族的世界知识如此闭塞狭隘，如何能够应对世界形势的风云突变呢？

本州岛西部（西国、镇西），也就是当时日本的西部地区，当地的居民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可以接触海对岸的信息。我们在第二章将会谈到，九州民众与高丽的接触十分频繁，与宋朝的来往也早已十分密切。来自宋朝的高级“唐物”—中国的书画、陶瓷、工艺品、书籍等正通过九州的窗口博多（今福冈市博多区）源源不断地运入京都。居住在九州的海民们才不在乎什么“鬼形”“鬼类”，对他们而言，与海对岸的外国人接触意味着无尽的珍宝与机会。随海而来的财富、知识与信息，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外，一个像商人一样不畏艰险远涉重洋的群体—留学僧，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南宋的江南地区。这些留学僧主要出自禅宗这个盛行于南宋的宗派，他们也是本书所要竭力刻画的人群之一。这个群体归国以后，将会给狭隘的京都贵族社会和幕府上层带去最新的大陆知识，并在“蒙古袭来”以后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危机》

早在镰仓幕府建立初期，镰仓禅宗五山之一的寿福寺已经创立，但当时的寿福寺还不是一个禅宗寺院。将军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后，为了充实这里的僧侣人才，为幕府打造祈祷的队伍，从京都聘请了一大批僧侣。其中有一位叫作荣西，曾经两次到过南宋的江南地区，并且在第二次入宋的时候，在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学习了南宋最为流行的禅宗—黄龙派禅法。荣西后来被幕府任用，成为镰仓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但当时的幕府要员们对禅宗并不感兴趣，因此，荣西在镰仓期间一直都是以一名密教僧的身份行事的。在当时的日本，禅宗不过是刚刚从南宋传入的新事物，天台和真言的密教才是宗教界的绝对主流。这样的情况到北条时赖当政时才发生转变。一部分传统宗教势力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使幕府的领导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禅宗这个来自海对岸南宋王朝、极富异域魅力的新宗派。经北条时赖、北条时宗两代得宗的扶持，禅宗寺院已经在镰仓拥有很大的势力，但在京都，禅宗的发展还有待时日。在镰仓时代幕府是禅宗最重要的庇护者，今天我们查阅北条时赖、北条时宗父子的画像，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剃光了头、身披禅宗式九条袈裟、结跏趺坐在宋朝式椅子上的模样，仿佛已经得悟的禅宗高僧。

这片以禅宗寺院为中心的新空间，与镰仓市中心的早期寺院在外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天台宗、真言宗这类日本主流宗派的寺院采用受到隋唐以来建筑风格影响的式样，经过奈良、平安时代以来数百年的演变，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和样”建筑，而禅宗寺院采用的是南宋江南风格的建筑样式，当时被称作“唐样”或“禅宗样”。今天在镰仓圆觉寺还有一座中世时期的舍利殿，被视作日本禅宗样建筑的代表。

不仅如此，宋朝建筑风格影响之下的日本禅宗寺院布局也和传统佛教宗派多有不同。当时其他宗派的僧侣一进禅寺，就能发现一个自己完全不曾认识的空间。曾有学者说，若你走进镰仓的禅宗寺院，你身边能听到的都是中国话。这虽然是个夸张的描述，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是因为无论是建长寺还是圆觉寺，它们的第一任住持（兰溪道隆和无学祖元）都来自中国的江南，此后也有多名住持具有江南背景。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这里仿佛是个富有异域风情的江南主题公园，对于渡海来此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能激发乡愁的地方。中国禅僧来到镰仓以后，原封不动地将江南的制度和寺院生活方式移植到了这里。

“蒙古袭来”前夕，镰仓山内山谷的禅宗寺院空间已经初具规模，“蒙古袭来”以后更是发展迅速，作为都市镰仓之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江南风空间，为幕府统治的中心城市注入了一股新风。可以说，山内山谷就好像南宋江南文化在日本的一块“飞地”（后来则是元代江南文化的“飞地”），它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舞台，“弘安之役”结束以后，这里也将成为连接大元朝廷治下的江南与日本社会内部的结点之一。

——《第三章 忽必烈的对手》

自元日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这个岛国的变与不变。中世以来，岛国以“独善”的姿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其作为“神国”“佛国”的自尊，严格保持着孤立主义的对外态势。但日本社会上下对境外商品（唐物）的需求从来不曾中断，这让日本并未成为漂浮在海面上的孤岛，而是与大陆保持着各个层面上千丝万缕、若即若离的联系。这种联系总体上呈现出越发增强的趋势，直到宋元之际，已经有两种“唐物”对日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一是中国的铜钱；其二是“活着的唐物”—那些背负着大陆知识、文化与人际关系的禅僧。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场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旋风降临日本列岛。日本统治者坚持的不理会、不答复、不让使节进京的孤立主义态度，没能阻止元日战争的发生。但从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来看，除了宗教和精神层面，元日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是极小的。双方的密切交流很快得以恢复，这使得两种“唐物”很快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大量流入的中国铜钱渗透到日本社会各处，成了列岛的流通货币；而作为“活着的唐物”的禅僧，通过较之南宋更为广泛的留学活动，构筑起了一道横跨东海的人际链条，使得海的这一头与海的那一头成为一个整体，日本的五山禅林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禅宗文化圈的一部分。留学僧回到日本之后，以“知中派”的身份活跃，对当时的政治外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到14 世纪中叶，东亚海域的全局性动荡发生之时，日本列岛与大陆的联系较之一百年前更为密切，实际上已经无法与中国隔离开来（东亚海域全局性的动荡，实际上也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体现）。但须知这样的紧密联系不是元日战争所带来的，而是得益于战争以后横跨东亚海域的海商、禅僧们的活动，也得益于元朝相对宽松的贸易管理体系。因此，日本没有因为元日战争而成为蒙元东亚秩序下的孤岛。日本不是因战争，而是因交流和贸易进入世界史上的“蒙古时代”之中。正因为如此，当足利义满开启与明朝的外交之时，他所具有的关于海外的知识和情报以及判断力，已经与一百年前的执政者迥然不同。

——《结语》

面对蒙古帝国的战争威胁，日本竟以不答复、不来往、不允许使节进京的高冷姿态回应。震怒之下，忽必烈两次发兵远征东瀛，却遭遇海上风暴，大败而归。日本将此风暴称为“神风”，这如何影响了日本人的世界想象和自我认识？

尽管两国遥相对峙，海上贸易热度竟超过唐宋时期。作为压舱物抵达日本的铜钱，为何让官民趋之若鹜？不畏风险、渡海求学的禅僧，归国后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与此同时，权力扩张的镰仓幕府，在战后加剧的国内危机中一步步走向崩溃。继起的室町幕府与天皇明争暗斗，权势地位渐趋逆转。日本进入动乱频仍的南北朝，李氏王朝崛起于朝鲜半岛，元亡明兴实施海禁，东亚国际秩序又将何去何从？

以海洋视角重新审视元日关系，环环相扣的历史联系一一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