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集 全民阅读版

导 读

公安派是晚明崛起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由于袁氏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世称公安派，并把袁氏兄弟称为公安三袁。
一
袁宗道，字伯修，号石浦，在公安三袁中是长兄。他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岁入学，十九岁中乡举，二十七岁中进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万历二十五年(1597)充东宫讲官，任春坊中允、右庶子等职。
伯修是公安派的带头人。清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明史·文苑传》中也有记载：“先是王(王世贞)、李(李攀龙)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
伯修的思想，深受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他受教于李贽，主要在禅学方面。他很早就钻研心性之说，并试图“以禅诠儒”，寻求释儒两家的合一。他的弟弟小修在《石浦先生传》中说：“七八年间，先生屡悟屡疑。癸巳(1593)，走黄州龙潭问学，归而复自研求。”比起两位弟弟，他的儒家思想要更浓一些，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极感兴趣。他的为人也比两位弟弟稳实严谨。中郎在《出燕别大哥三哥》诗中，形象地描写了他这位长兄的性格：“长兄见老成，劝余勉为吏。钱谷慎出入，上下忌同异。”伯修爱慕白居易、苏轼，因此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白苏斋”。著有《白苏斋类稿》二十四卷。
在公安三袁中，伯修的文学创作，从数量到成就都不及他的两位弟弟。他为人平恕，自甘淡泊，因此他的诗文也都有质朴、淳厚、温雅的气度，显露出他独特的“性灵”。小修评论他的创作“诗清润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懒不多作”(见袁中道《石浦先生传》)。
二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生于隆庆二年(15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郎“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间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见《明史·文苑传》)。二十岁中举，二十五岁中进士。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任吴县知县，时年二十七岁。虽然顺从了当时世俗的成规，从科举而进入仕途，陷入官场的羁绊，但是以风雅倜傥自居的袁宏道，不久就对这种生活厌倦了，这种情绪在他任吴县职期间，与亲友的书信中多有表露。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一封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这里道出一任七品知县，不得不曲意周旋于形形色色的差使之中的苦处。他在吴县仅作了两年官，便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辞职。这时期创作的诗文收在《锦帆集》中。
辞官后的袁宏道，怀着摆脱羁绊的欣喜心情，纵情山水，“走吴越，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见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中郎先生行状》)。这个时期，袁宏道创作了大量的诗文，都收在《解脱集》中。
他三十一岁(万历二十七年)起任顺天府(今北京市)教授。当时宗道也在京做官，中道入了京都太学。兄弟三人在城西崇国寺建了蒲桃社，时常与朋友论学赋诗，并遍游幽、燕名胜。这时期所创作的诗文，收在《瓶花集》中。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请假回到故里公安，不久伯修去世，他很伤感，也无意再做官。于是家居六年，“时于城南(指公安县城南)得下洼地，可三百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先生偕中道与一二名僧共居焉。潜心道妙，闲适之余，时有挥洒，皆从慧业流出，新绮绝伦。而游屐所及，如匡庐、如太和、如桃花源，皆穷极幽遐，人所不至者无不到”(见《中郎先生行状》)。袁宏道居柳浪馆六年，除了游历，便专门读书，研究佛学。至此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更臻于成熟圆通。这时期他创作的诗文收在《潇碧堂集》中。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三十九岁，第二次入京做官，起任吏部郎官。这时期他曾到陕西作过主考官，遍游秦中诸名胜，所创作的诗文收在《华嵩游草》中，这一次做官也不到四年，便请假南归，途中与中道游百泉(在今河南辉县市西北)，遍游襄中诸名胜(袁中道在《南归日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程)。这时他的故乡公安遭了水灾，于是移居江陵沙市。袁宏道在沙市修了一座楼，起名砚北楼；在砚北楼前又盖起一座三层小楼，可以瞭望长江，起名卷雪楼。这里就是他后的归宿，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卒于此。
袁宏道纵情山水，洒脱豪放，是一位风雅潇洒的名士。他也是一位干练廉洁的官吏。在吴县为官廉正，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的拥戴，连当时在朝的宰相申时行也曾感叹“二百年来，无此令也”。他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建立公安派的理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明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功绩。他与李贽交往甚密，自称为李贽弟子，思想和文艺主张都深受李贽的影响。
袁宏道的创作有《袁中郎全集》。他的散文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诗歌，尤其他的山水游记，大都文笔婉丽清秀，“灵动俊快”，寄寓了他的理想、情怀，显露了才情。他的尺牍也写得很好，大都感情真挚，语言亲切平易而富于风趣，不乏传世精品。
三
袁中道，字小修，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天启三年(1623)。在袁氏兄弟中，小修年寿长，但是科场中却不如两位兄长那般顺达。他历尽科场的辛酸，直到四十六岁，才考取进士。授徽州府教授，迁国子博士，历任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
中道在少年时代就显露了文学才华，十多岁便写了《黄山》《雪》两篇赋。青年时的袁中道以豪侠自命，走马击剑，饮酒娱乐，纵情山水，“足迹所至，几半天下”。中年以后，由于科场失意，更加嗜酒纵欲。这时他写的诗文，多反映了这种伤感的情绪。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这样描写他的弟弟：“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
中道崇敬的两位人物，是中郎和李贽。他的思想、风度、文艺主张都与中郎相近，而又不及中郎那般锋芒毕露。所以他能对公安派的理论及创作，作出较客观的评价。
袁中道的创作，数量上超过他的两位兄长。现存的诗文，包括《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珂雪斋选集》，以及《游居柿录》，都是他在世时刻印出来的。现合为一集，总名为《珂雪斋集》。小修的散文成就也超过他的诗。他写的传记《李陵温传》《梅大中丞传》《赵大司马传》《江进之传》，都很出名，刻画人物生动而传神。他的山水游记写得很美，因为他精于鉴赏书画，艺术造诣很高，所以他的游记，多用画家重笔渲染的笔法，把山光水色描绘得瑰丽多姿，充满了诗情画意。
四
时代造就了公安三袁，也造就了公安派。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孕育产生。新的经济因素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引发出新的文化精神与旧的文化传统反复较量。这一时期的复古主义的高涨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
明代中期复古主义的文艺思潮，具体地体现在明代文学复古主义运动上。其代表人物是前后七子。“前七子”指明弘治(1488—1505)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文学派别。他们针对明初文坛被“台阁体”束缚的诗文创作和文风萎弱的时弊，以复古为号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取“台阁体”而代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矫枉过正，走向形式模拟的歧途。“后七子”是指嘉靖(1522—1566)到隆庆(1567—1572)年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形成的文学派别，他们是继“前七子”之后，明代文坛的又一股复古主义流派。他们推崇何(何景明)、李(李梦阳)，效法秦汉盛唐，提倡格调、法度，其复古主张基本与“前七子”一致。“后七子”左右明代文坛达四十年之久，其声势极盛，追随者极多，以致当时诗文模拟成风。
前后七子在明代文坛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们复古模拟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主张，一度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普遍衰退的后果。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到了明代晚期万历年间，进步思想家李贽、焦竑、徐渭、汤显祖等人的一系列主张就代表了反复古主义的思潮。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公安派理论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李贽(1527—1602)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他对程朱理学提出批评，反对以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人的欲望。李贽文艺理论的核心是“童心说”(见《焚书》卷三《童心说》)。他强调作家要保持纯真美好的心灵，挣脱世俗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把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见解写出来。这一主张显然和复古派的文艺观背道而驰，它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要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汤显祖(1550—1616)既景仰李贽，又与袁氏兄弟多有交往。他提倡文艺创作应重“情”，重“意趣神色”，并对通俗文学、小说、戏曲的地位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公安派的理论，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受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进步思想影响，在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一、 公安派反对复古，提出了“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他的弟弟中道在《花雪赋引》中说：“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文章。”他们认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时代就应该有不同的文学。“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这里所说的“势”，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变革，文学的发展也必将不断推陈出新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就是复古倒退。
二、 公安派从文学的发展观出发，在创作中反对因袭模拟，倡导创新。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复古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模拟因袭成风，形式主义泛滥。“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见袁宗道《论文上》)袁宗道在《论文》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弊病：“司马迁之文，其佳处在叙事如画，议论超越。而近说乃云：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驯雅，虽子长复出，不能成《史》。则子长佳处，彼尚未梦见也，而况能肖子长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三袁所反对的是形式主义的模拟古人，而不是笼统地一概排斥古人。袁中道就曾告诫他的侄子祈年和彭年：“若辈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珂雪斋集》卷三《蔡不暇诗序》)袁宏道更明确提出学古不必泥古的观点。他们主张“见从己出”，倡导文章要有“精光不灭”的创见。
三、 三袁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唯情论”的文艺思想，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论。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赞扬小修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次提出了这一文学主张。“独抒性灵”，就是要求文学创作以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为主。他们认为各人的“性灵”是不相同的，因此文学创作应从各自的“性灵”出发，“不拘格套”，“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作品就会有自己的真面目，就有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
袁氏兄弟的“性灵说”，除了真性情的涵义外，还包含着“灵”的一层涵义。“灵”即指“慧黠之气”，对于作家来说，就是“才气”“美感”。因此，三袁提出的“独抒性灵”的创作论，不仅要求作家表现真实性情，而且还要表现这种天生的“灵气”。同时他们还强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趣”：“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见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在这段话中，袁宏道已经对“趣”作了解释，那就是人对美的欣赏领悟。作家在作品中表现这种“趣”，必须不受限制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聪明才智。三袁在他的山水游记中，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趣”。
四、 三袁与李贽、汤显祖一样，对通俗文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极力称赞民歌《擘破玉》《打草竿》，在《徐文长传》中赞美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在《觞政》中把儒家经典与小说戏曲相提并论；他还把《西厢记》推为元曲之首，并盛赞小说《金瓶梅》《水浒传》等。在晚明统治者强调道统，而鄙视小说、戏曲一时成风的情况下，三袁对通俗文学的卓识，同样具有离经叛道的色彩。
五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三袁文艺思想的核心，他们的诗文创作实践，也基本体现了这种文学主张，从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三袁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
一、 “独抒性灵”是三袁社会理想在创作主张上的体现。由于“性与俗违，官非其器，万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袁宏道《与朱司理》)，因此“任情而发”，“任意歌咏”，“独抒性灵”这些才是他们致力于诗文创作的真正意图。
在三袁的诗文中，虽然大量的是有关山水题材的作品，但是他们涉及社会现实的创作，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三袁作品中的人物传记，就明显地表现了三袁思想的叛逆特色。如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袁中道的《李陵温传》《回君传》等，这些传记作品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大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沉重压抑下，或离经叛道，或科场失意，怀才不遇，或穷困潦倒，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人物与社会的尖锐冲突。袁宏道为徐文长写传，他显然不仅仅限于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这也正是袁宏道真实感情的流露。这类作品描写的视点与倾向性，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作者自我舒展个性的人生理想是相一致的。
三袁诗文的重点，是描写自然山水的作品。他们的社会理想、个性在现实中得不到施展，只能通过纵情山水和山水题材的作品，曲折地表现出来。也就是“借山水之奇观，发耳目之昏聩；假江河之渺论，驱肠胃之尘土”(袁宏道《与陶石篑》)。因此三袁山水题材的作品，总是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摆脱社会束缚的喜悦，从大自然中探寻人生的乐趣，慰藉苦闷的心灵，从而追求个性人生的自由。因此，三袁的诗文，不是对自然山水纯客观的描摹，不是仅仅追求自然形态的逼真，而是在湖光山色的描绘中，展现出作者浓郁的主观情趣，从而达到一种“情与景会”的艺术境界。
这种“情与景会”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三袁山水诗文的写意性上。这一点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往往信手写来，轻轻着笔，淡淡点染，而性灵流溢，情趣盎然。如他在游记《西湖二》中，写了西湖初春的桃李争妍，并且极力地赞美西湖傍晚的山容水色，虽只寥寥数笔，读后却使人感受到“别是一种趣味”的风致，它既是一篇游记，又是优美的抒情散文。这种“情与景会”的艺术境界，还表现在作者对自然山水的偏爱上。如在《爽籁亭记》中，袁中道有一段听泉的描写。他在对泉水作了富于变化的描绘中，展现了听泉爱泉的丰富感受，乃至把听泉的感受与对人生的思考统一起来。把作者陶醉于自然山水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又如袁宏道游飞来峰，“直穷莲花顶，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游五泄，发现奇石“相顾大叫”，“跳吼大石上”，游桃花源而留连忘返，无不表现了他们这种对山水的癖好。
从三袁自然山水题材的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来看，也具有它的特色。其一，作者所偏爱的，进入诗文的自然景物，或自然质朴；或变幻多姿，富于生机；或新奇而富有个性。这种选择提炼的倾向性，与三袁反对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二，三袁笔下的自然景观，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趣。在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穿插了世俗的生活情景，并使之交融统一。如袁宏道《虎丘》，并没有更多地着笔于山水，而是出色地描绘了苏州人中秋之夜游览虎丘的盛况，以及赛唱吴歌的情景，是一幅展现吴中风俗的精美图画。在《灵岩》中，对“响屧廊”和“西施履迹”的一段描述，以及僧人的“瞪目不知所谓”，仆人的“徘徊色动”，也充分表现了世俗之乐，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二、 从表现形式上，三袁的诗文具有朴素自然、通俗浅近，不拘格套的特色。这也是受晚明时期通俗文学，以及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
在语言上，三袁强调“本色独造语”，也就是不加粉饰、不事雕琢、不蹈袭古人，用作家自己的语言，去抒写自然趣味和心灵感受。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强调口语化，甚至提炼俗语俚语，使之入诗入文。这一特点在三袁的诗文创作中有着普遍的表现。这种通俗浅近的语言风格，是作者追求形式上“不拘格套”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当时僵化摹古文风的突破。
三袁“不拘格套”的创作特色，还表现在体裁的多样化。而且他们通过自己出色的创作，使许多不被当时文人重视的体裁，焕发出生气。如三袁的尺牍、日记、题跋、随笔，或抒情，或议论，或叙事，都写得挥洒自如，而又简洁凝炼，很有特色。
三袁的诗文创作，受明代中、晚期反理学、反复古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思想内容和形式风格上，都有新的开拓。对明代以及后来进步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公安三袁的创作成就又是有限的，他们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高峰。这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有关，也有三袁主观方面的原因。三袁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从一个方面说，由于回避了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就易于导致文学创作脱离社会现实，追求个人情趣的倾向。因此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多偏重于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积极的人生追求较少，往往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
本书选目以能反映公安派的思想及创作特色为标准，并收录了历来流行的名篇，照顾到这套丛书的普及性、通俗性特色，因此所选散文部分多于诗歌，而散文部分，又以山水游记为主。入选诗文原文主要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苏斋类集》《袁宏道校笺》《珂雪斋集》，并参阅了一些注释本，吸收了一些有关研究成果。本书在注译过程中，得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李健章先生、唐福龄先生的指教；武汉大学古籍所的陈世饶先生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武汉大学古籍所所长宗福邦先生复审了书稿；武汉大学古籍所资料室的汪波同志提供了宝贵的图书资料。在此谨致谢意。

任巧珍（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

三袁，明代后期公安派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并称。袁宏道，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人。袁宗道，字伯修，号石浦。袁中道，字小修，一作少修，皆湖北公 安人。《三袁集》是《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前身为2011年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该书选取能反映公安派思想和创作特色的名篇，逐一 加以注释与翻译。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32开西式精装 简体横排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

任巧珍，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古代文史专家。武大中文系李健章先生和唐福龄先生指教，武大古籍所陈世饶先生审阅，武大古籍所所长宗福邦先生复审。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名先生任主编，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所熟知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司马相如、诸葛亮、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丛书涵盖面广、作者阵容强大、注释精准、翻译优美，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丛书特色 

本丛书由全国高校古委会倾力组织编写。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于1983年，是直属的事业机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古委会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丛书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本丛书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也是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普及图书。

选目涵括面广，全面展示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与时代面貌。本丛书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熟知的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贾谊、司马相如、诸葛亮、朱熹、关汉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使读者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感受中国文学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魅力。

体例科学，注译结合，方便阅读。各书由导读﹑提要、原文﹑注释﹑译文五部分组成，导读注释详尽，翻译优美流畅，为读者的阅读*程度地扫除了障碍，其中不少诗篇的翻译都达到了“以诗译诗”的水准。丛书排版与装帧经精心设计，是适合全民阅读的不可多得的精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