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研究

王著，男，1979年生，苗族，贵州遵义人，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管理学博士。现任职贵阳学院，副研究员。

导论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一）研究缘由

中国生态移民肇始于20世纪末。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脱贫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时期，国家规划对1628万农村人口实施搬迁，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81万。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省份，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交织。2001年至2015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①试点、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完成了104.4万农村贫困人口搬迁。根据国家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部署，贵州省立足实际，聚焦14个深度贫困县、20个极贫乡镇、2760个深度贫困村，精准锁定搬迁人口数据，规划了188万农村人口的搬迁任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搬迁的15.3%，是全国贫困人口搬迁最多、规模最大的省份。截至2019年6月底，贵州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到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也顺利完成，开始转入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新阶段。

经过多年建设，贵州生态移民社区初具规模，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均收入显著提高，迁出区人地矛盾大大缓解，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生态环境逐步得到良好的保护和恢复。笔者曾于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间，由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派往X县2镇挂职锻炼，开展贵州省第三批“部门帮乡、支部结对、干部驻村”工作，指导和帮助生态移民社区建设。在工作中以及随后多年调研发现，移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引发了原有乡村生活习惯的流变，社会交换关系分化消解了传统村庄的“差序格局”，生计空间改变使移民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焦虑。随着移民安居新的社区，基本生产生活、就业服务、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问题接踵而至。传统村庄的内生秩序被削弱，而移民社区秩序还处于生长阶段，社区内利益分散、多元且复杂，加剧了社区秩序的无序化。内生秩序式微客观上弱化了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为治理社区无序状态加强与村自治组织的合作，村自治组织出于重构原村庄权威，与乡镇政府共同形塑移民社区的外生秩序，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悬浮”于社区之上。可以说，生态移民社区治理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当前，理论界关于社区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一方面是乡村社区治理研究，另一方面是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然而，对于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的研究，却是一个崭新的议题。它既不属于乡村社区治理研究的范围，也不属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范围，而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新型城乡社区形态的治理范畴。与之相似的研究中，有学者考察了传统村庄社区向“超级村庄”转型的过程，认为“超级村庄”的出现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村庄的特殊存在方式，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城，而表现出诸多中间性的特征：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某些生活秩序，表现出非城非乡又亦城亦乡的特点①。也有学者把中国农村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②基于此，笔者将生态移民社区类似于上述学者的界定，定位于一种新型城乡社区，将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研究作为新型城乡社区治理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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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贵州省J村生态移民搬迁后的社区为研究个案，综合“自上而下”政策建构主义范式和“自下而上”底层结构主义逻辑的研究进路，将社区秩序与社区治理这两大主题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中，以秩序逻辑为主线、治理逻辑为辅线，研究生态移民社区不同场域的秩序和治理问题。系统分析了原村庄场域内生秩序“外嵌内治”和新社区场域外生秩序“内嵌外治”的两种治理样态，进而提出“互嵌共治”的治理路径，建构了基于城乡共生空间“五位一体”共生秩序的政策建议。本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对推进新型城乡社区治理实践以及社区治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