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灯守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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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塔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84986
出版时间2020-0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3B3078865ED54DEF83D
上书时间2024-12-12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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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塔，原名徐伟锋，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已出版著译30余种，主要有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中英文对照）《石头里的琼浆》《滚石有苔》《双铧犁》（与仕宏合著）和《双弹簧》（与野宾合著）等，学术专著《一个诗人的考辩——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吴宓传》《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等，翻译书籍《哈姆雷特》《菊与刀》。有诗作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10余种外文。诗作手稿被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库收藏。有“石头诗人”之誉。
目录
自序与望舒进行更好的对话|002
第一章花都少年——“说不尽，阳春好”
第一节/小康之家、女性倾向的名字与自卑情结的根源|001
第二节/小学和中学：旧文学的营垒、新文学的初遇|005
第三节/练笔、鸳鸯蝴蝶派的影响、自办杂志|006
第二章洋场情种——“陌生人在篱边探首”
第一节/革命大学里的唯美主义者、偷偷写诗|014
第二节/象征主义创作的端倪、翻译浪漫派小说、同时加入共青团与国民党、被逮捕|018
第三节/办杂志、开书店|029
第四节/受冯雪峰的影响大量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及其对望舒思想和创作的影响|040
第五节/引玉书屋版《从苏联回来》的译者不是戴望舒而是郑超麟|063
第六节/加入“左联”并参加成立大会|078
第七节/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爱情诗与革命诗|088
第八节/《现代》杂志的托举、喜欢上了西班牙文学、诗论|122
第三章游学欧洲——“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
第一节/爱情的许诺、出国准备、海上航行的寂寞与兴致|147
第二节/拼命翻译以赚钱、转入里昂中法大学、与法国人的交往和合作|152
第三节/游历西班牙、被开除、狼狈回国、被施蛰存鼓吹为诗坛盟主|175
第四章黄金时期——“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第一节/解除婚约、休整、《现代诗风》、结婚|213
第二节/《新诗》、南北诗人大联合、诗界、反对“国防诗歌”|220
第三节/诗集《望舒诗稿》、译介外国诗歌|227
第五章逃亡香港——“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
第一节/逃到香港、林泉居的优游生活、娇妻爱女|242
第二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受命主持创办对外宣传刊物《中国作家》|247
第三节/为何不撤离、被捕、日本鬼子的酷刑、硬骨头的抵抗、苦难的结晶|262
第四节/被营救出狱、为了活着而屈辱地工作、继续偷偷地创作抗战诗歌|291
第五节/大义灭亲、又想用自杀来挽救婚姻、协议离婚、再婚、乱世中短暂的家庭幸福|306
第六节/留港粤文艺作家的联名检举、赴上海为自己辩白、幸亏夏衍的直接干预|312
第七节/本想在上海安居、最后一首诗的主题是隔膜、最后一部诗集是《灾难的岁月》、再度被通缉、再度逃亡香港、再度离婚|321
第六章北京贵宾——“只要严肃地工作，前途是无限的”
第一节/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香港、冒充押货员乘坐货船北上|337
第二节/邀请杨静北上团圆、被杨静婉言拒绝、与母亲和孩子在一起|338
第三节/参加首届文代会、供职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住院坚持工作|342
第四节/诗人之死、给自己打针出了问题、隆重的追悼会、胡乔木亲笔写悼文、葬在万安公墓、诗歌比石头更牢固|344
附录戴望舒年谱简编|350
内容摘要
《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是有名诗人戴望舒的传记作品。戴望舒曾以一首《雨巷》风靡一时。其一生诗歌作品百首不到，却佳作迭出；其创作之严谨，为后人敬仰；其求新求变，以至反叛到否定自己的成名作，也不同于一般人。本书共分“花都少年”“洋场情种”“留学欧洲”“黄金时期”“流亡香港”“北京贵宾”六章内容，刻画了“雨巷诗人”坎壈而富于创造的45个春秋。全书材料翔实，剪裁得当，叙述丝丝入扣，可读性甚强。同时，本书对传主成就最突出的诗歌创作，领会深入，剖析独到，分析其诗思诗艺，精见叠出；对戴望舒的法文、西班牙文翻译之详情也如数家珍，行文中充满考证而又绝不枯燥。本书初版于2003年，是有关戴望舒的第一部传记作品。
主编推荐
1、谨以此书纪念戴望舒逝世70周年，带领我们重新认识戴望舒，还原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诗坛”。2、北塔是诗人、作家、翻译家，和戴望舒有着相同的身份，有着诗人的感性和理性，以诗人的眼光走进戴望舒，去体会、感受、理解戴望舒的一生，勾画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戴望舒。3、本书将戴望舒的一生分为6个部分，从他的出生谈起，直到去世，讲述戴望舒坎坷而短暂的一生，让我们看到戴望舒诗人的一面和感情生活的一面，看到戴望舒由早期的忧愁到后期强烈爱国情怀再到最后无奈的心理转变历程。4、初次披露大批极为珍贵的资料，填补了研究戴望舒领域的很多空白，全面、翔实、客观的还原戴望舒，看到戴望舒忧愁背后的狂热。5、作者北塔是研究戴望舒的专家，将所有戴望舒的资料细细阅览，层层剖析研究，从细节入手，将戴望舒的一生展现出来，是研究戴望舒极具说服力的一部力作。6、《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教材入选篇目，《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作为教材延伸阅读读物，可以了解诗人写作的背景，提升爱国情怀。
精彩内容
小康之家、女性倾向的名字与自卑情结的根源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是戴望舒名诗《我用残损的手掌》中的四句。写作此诗时，他逃亡于日寇占据的香港，他的回忆和想象都疯狂地开启着。这几句诗所描写的是他回忆中的家乡情景。“湖”指西湖。望舒小时候的家就在西湖附近，对他来说，西湖是全世界最美的风景，而他念念不忘的，尤其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中间两句加了括号，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寇铁蹄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 为了暂时忘却周遭的囹圄，他紧闭双目，让自己的心飞向故乡，沉醉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仿佛看见了苏堤、白堤上的繁花，仿佛闻到了柳枝折断时散发的芬芳，仿佛感到了湖水和荇藻的凉意。他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它们都沉迷于回忆的快乐之中。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诗歌观念的体现，即“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这一观念跟他的许多诗学观念一样，源自法国象征主义，如他翻译过的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说：“香味、颜色和声音都相互呼应。”波德莱尔在评论雨果的时候，曾引用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的话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一样，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 戴望舒的祖籍是南京。他的父亲曾在河北的北戴河火车站工作，所以幼年的望舒曾随父在北戴河待过一段。望舒的母亲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像封建时代的许多普通女性一样，并没有上学读过多少书；不过，在江南丰厚的民间文化底蕴中，即使是文盲，也能讲述许多文学或历史故事，也能整段整段地唱出雅得不能再雅的戏曲，也能一串串地抛出谜语、歇后语、谚语——童年的望舒在母亲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故事讲述中慢慢长大。正是杭州浓郁的文化氛围帮助造就了望舒诗歌中的古典倾向。苏联汉学家契尔卡斯基说：“戴望舒生在杭州，那是白居易和苏东坡讴歌咏唱过的地方。西湖秀丽的山水和古塔峰影常使诗人回想过去的时代……所以他不仅热爱法国象征主义，也同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望舒原名叫戴朝寀，字丞。他一生用过许多笔名，尤其是在香港期间；因为那时像他那样具有抗战倾向的文化名人，很受日本宪兵的“关照”；所以他有时发表文章不得不用笔名。
望舒用得比较多的笔名有：戴梦鸥（少年时代模仿鸳鸯蝴蝶派写作时候多用）、戴苕生（在法国留学时多用）、林泉居士（在香港时期多用）等。而以戴望舒一名行世。“望舒”原是“月御”的名字，“月御”是为月神驾驭宝辇的神仙，典出《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飞廉”就是“风伯”，即风神之名）。后来，“望舒”直接代指月亮；也因此，戴望舒还用过一些与月亮有关的笔名，如“陈御月”“戴月”“常娥”等。
戴望舒的长相是“似北实南”，或者说“外北内南”，他南人北相，内里还是江南人，但又不是奶油小生，他内心坚韧之勇，不亚于任何匹夫之勇。
好多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高大魁梧。如冯亦代说，望舒比他自己高了半个头，是个“黑苍苍的彪形大汉”。这简直是施耐庵用来描写李逵的词语。怪不得路易士更加详细而生动地记叙道：“他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个子既高，身体又壮；乍看之下，觉得他很像个运动家，却不大像个诗人。”跟他接触之后，大家都觉得他性情温和，心地仁厚，甚至有着女性的柔婉。如冯亦代描写道：“透过近视眼镜，两眼露出柔和的光芒，带些莫名的忧郁，但接着又衷心地微笑起来，没有一般诗人的矜持，而他的双手却又是那么柔软，有点像少女的手似的……”徐迟则说：“望舒的神态十分儒雅，语言音节清脆，像一条透明的小溪。”望舒的“表里不一”也许导致了或者说暗示着他性格的双重性或者复杂性，以及诗歌风格的两重性或者多样性，即软硬兼具，似软实硬。
望舒家本属小康，又在杭州那样的“天堂”里，他的童年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但他并非无忧无虑；因为他曾害过天花，而且留下了后遗症，长了一脸麻子。他的麻点不大也不深，离远看或在相片上看，几乎没有。所以，纪弦说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点，但并不难看”。不过，这对他的心态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内心深处为这一小小的生理缺陷有着颇深的自卑情结。他时不时要受到或熟或疏者的或明或暗的讥嘲，有人（包括一些好友）甚至拿它来作为闲聊的笑料、小说的原料。从小就有玩伴不直呼其名，而径直称他为“麻子”。小说家张天翼是望舒的中学同学。1931年12月，张在《北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猪肠子”是叙述者“我”的中学同学，两人在车站偶遇。“猪肠子”在问候“我”时，说“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那时候还有老鼠……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晚年纪弦毫不忌讳地供认自己曾开过望舒这方面的玩笑：“‘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记得有一次……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我什么叫作‘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可能正是因为这一自卑情结，戴望舒在表面上显得开朗、和蔼、大度，但他的心结似乎一直没有打开过，一直“带些莫名的忧郁”。或者如端木蕻良所说：“望舒多少是抑郁的。”也正因此，尽管他渴望爱情，渴望与异性接触；但一旦真的交往起来，他却又显得矜持、羞怯、手足无措，从而很难赢得对方的芳心。如望舒曾狂热地爱过初恋情人、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望舒爱得极痴极苦，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当然，望舒尽管有其软弱的一面，但他不是弱者。他看起来自由散漫，实质上在暗暗使劲、决不含糊。他一生尽管遭际困苦、心境凄凉；但他还是克服了自卑心理，做了许多工作，著译了很多作品，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勤勉、最优秀的文化人之一。
爱情的许诺、出国准备、海上航行的寂寞与兴致由于望舒不顾一切的追求，也由于父、兄的劝导，本来对望舒没有多少好感（当然也没有多少恶意）的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有时也同意望舒陪伴她聊聊天，走走路，使望舒深感欣幸；但望舒看得出来，绛年并没有对自己倾心，一直跟他保持着身心的距离，这使望舒甚为忧伤、烦恼。最后，望舒声言，如果绛年不接受他的爱，他将自杀，绛年遂勉强答应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望舒出国留学；说只有在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她才愿意结婚。
在1920、30年代，出洋可不是件容易的舒服的事，光是孤独、寂寞而劳顿的旅途就够让人受的，更不要说是一个人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独自生活的艰难困苦了。当时很多人虽然有崇洋倾向，看重几乎跟“洋”有关的一切；但要他们去长期在洋人鼻子底下讨生活，则会举棋不定。富家子弟尽管可以带着大量钞票出去，在物质生活上不用发愁，甚至还可以花天酒地，但他们受不了那种被看作二等公民的歧视，更受不了失去亲朋宠溺的孤寂。穷人家的孩子呢，出外的路费都要借，更不要说到了以后谋生的捉襟见肘了。所以，那时候许多年轻人视出洋留学为畏途。
望舒也如此。他一直拖着，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家里没钱；其次，他在国内的工作和创作都进展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法文已经到了这样娴熟的程度，似乎没必要出国深造。可是，施绛年看重的是一些大众化、标准化的东西，她要的是未婚夫的洋经历和洋文凭。在理性上，望舒可能也想过两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绛年根本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诗歌事业；望舒肯定也想到了两人的不合适，先不说这场恋爱的结果不可预知，就算两人能结婚，婚后的幸福也很难保证。但他太爱绛年，这份爱是那样持久、深入、固执，理性没有招数可以去破解，他的人生之路只能顺着这盲爱的方向；而确定这方向的其实就是绛年的意愿。她铁定了心，要望舒出国，望舒只好出洋；她要他早日起程，他不敢太耽搁。
1931年春夏之交，两人就订婚了，但望舒一直赖着不走；在绛年的连连催促下，望舒才于1932年10月8日搭乘邮船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
想到要离开熟悉的人和事，想到要跟刚刚有点亲密的绛年重新远隔，望舒几乎一夜无眠；这天早上六点，他就起来了。正在检查行囊时，绛年也起来了。她看上去睡眼惺忪，眼泡微肿，肯定也没有睡好，而且神情甚为悲伤。但她的悲伤是短暂的，因为她的感情是勉强被激发起来的，还远远没有像望舒的那样强烈、那样的不可收拾，还完全在理性的控制范围之内。她宁愿舍弃两人厮守的甜蜜和舒适，而要望舒表现出或者说去寻求她所认为的、实实在在的体面和好处。当然，在分别时刻，双方还是相当难舍和难过的，彼此都向对方显示了无比的柔情，都想到许多安慰，交代，甚至信誓。但他们都发现语言之路被浓情阻隔了，双方只是哽咽着，简单地告了别。
绛年、老友施蛰存、杜衡、穆时英、刘呐鸥、胡秋原以及施蛰存的父亲、望舒自己的姐姐等都到码头上送行。他们一起照了几张相片，后来施蛰存选了两张登载在《现代》月刊上，其中一张是望舒与绛年的合影。
一行人站在码头上初秋的风里，而望舒已经下到了甲板上。
船快要起航了。江面上水雾还没完全散尽，整个水面像一张离人的脸，瑟缩着，淌着泪，汽笛舒缓、低沉地鸣叫着，如同呜咽。此情此景，望舒感到几乎难以忍受，但他强行不让眼泪流出眼眶。绛年毕竟是女人，早已哭成了泪人儿。望舒赶紧写了张纸条，胳膊使足了劲，扔向绛年，一边顶着风大声喊着：“绛年，别哭。”但是，那纸条很不情愿似的，轻易地被风刮向水面，绛年迅猛起身追赶，但没有追上，眼看着它像一支断翅，贴在水面上，浮荡了一会儿，便彻底湿透，然后渐渐下沉。看到绛年那副可怜楚楚的模样，望舒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一边挥泪，一边挥手，望着那一行友好。只见绛年也踮起脚尖，使劲挥舞着一方白手帕，仿佛是一羽即将起飞的鸽子，动人极了；望舒几乎看呆了。直到整个码头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那方手帕似乎还在他眼前飘荡。
那些日子里，望舒特别疲惫，一是出国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二是他心里感受极为复杂、紧张，所以身心交瘁。回到船舱里，望舒一下就倒在床上，呆呆地倚躺了很久。思绪不断地在心头翻涌。他感到疑惑的是：自己到底为何要万里迢迢地去留学？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绛年的要求。但是这要求绝对合理吗？他为什么要顺从她？顺从的意义又何在？难道仅仅是以为他爱她吗？望舒进而又觉得后悔。他在日记中说：“现在我全然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离开所爱者去远方是为了什么？如果可以，我真想返回，永远在所爱者的身旁，母亲、父亲和好朋友，这不就是世上生活得最快活的人了吗？”1想起所爱者，他心里稍稍平衡了一些，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绛年终于订婚，使自己的爱有了着落，心有了归宿，婚姻有了希望，这是他最感欣慰的。他原打算此去法国待上三四年，弄个文学博士学位回来，一方面满足绛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光宗耀祖有个交代。但临行前，当他跟绛年商量，希望她能去法国陪读时，绛年并没有爽快答应，使他不免心生疑虑，最后，他说自己只去两年就回国跟绛年完婚。他拿出绛年送给他的信物——一条项链，戴在了脖子上。绛年那娇滴滴的叮嘱仿佛又在耳旁回响：“你要永远爱着我，永远想着我。”由于海上旅行的极端寂寞，他不断地给绛年和朋友们写信。除此之外，他几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他怀着浓愁，想着家，想着绛年。他晚上睡不着，起身走向船舷，久久地仰望明月、星星和茫茫的大海。
那时，从中国去法国，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兴致好的可以在旅途中谈一场恋爱。钱锺书的《围城》中有过漫长航程中男女谈恋爱的描写，只不过小说中的方鸿渐、苏文纨他们没有谈成；而现实生活中的冰心和吴文藻却是在类似的航行中谈成恋爱的。
由于旅程太漫长，太寂寞，船上给乘客安排了一些娱乐项目，如跳舞、赌博、唱歌、喝酒等。望舒没有余钱也没有时间去赌博，他虽然一度酷爱跳舞，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基本上戒舞了，因为他忙，更因为他有了绛年，他不应该也不愿意再去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灯红酒绿。在船上，他只偶然地去跳过几回。由于他经济上一向拮据，这回出国，又借了相当一笔钱，所以他得赶着翻译东西，来挣点小钱。他在船上，试图多译点阿拉贡的作品；但由于没有心思，他译得并不多。
也许是为了调节旅客们的烦闷心绪，船每到一个港口，他们都被允许上岸观光、购物。有些地方可以停留一两天，不失为一种相当不错的旅游方式。望舒跟大多数旅客一样，喜欢到岸上去欣赏异国情调，但由于囊中羞涩，他几乎没有买东西。不过，每到一处，他都要寄一批信。其实，他在整个航程中，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写信了。
10月11日，船到香港，望舒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只是散散步而已，他觉得，在晨雾中，远远地眺望香港，“它像一座魔术师的城堡”。
10月14日，船到西贡时，望舒的舞兴突然上来了，他跟几个旅伴一起，找了三位安南（即越南）姑娘，到当地最好的舞厅，着实玩了个尽兴。
10月19日，船到新加坡。土著人划着小船争抢着靠近邮船，向旅客们伸手要钱。望舒他们出于好玩，也是遵循惯例，把钱扔进水里，让那些土人下水去找。有些动作敏锐的，还没等钱完全沉下去，就捞上来了；有些水性好的，一直潜水到海底，把分币捞上来。有一个老头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他可以一只手迅速伸到水中去抢硬币，另一只手里还夹着雪茄；脸上则露出从容而得意的笑容。居然没有一个硬币遗留在水底，这使望舒他们大为惊讶。其实，这种无聊游客取乐的风俗在好多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如英国的毛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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