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

中国作为一个诗文大国，历代不乏优秀的诗文选本。有些优秀的诗文选本一经问世，便家弦户诵，甚至洛阳纸贵。关于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中曾论述道：“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这段话里，鲁迅先生敏锐地拈出了影响选本这一文献形态传播的三个关键因素：作家（作品）、选家（选本）和读者。在三者之间，选家处于核心地位。选家通过选本，将作家的作品推介给读者，同时，选家也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别择、品鉴，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审美兴味及美学主张。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写道：“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可见，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手段，直接通过作品，并辅以适当的评点，更为直观地向读者传达选家的美学主张，从而能够更快地打动读者。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面对浩若烟海的诗文作品，如果没有时间，抑或没有能力进行广泛的阅读，借助选家的选本，读者能够高效地达到自己的阅读目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鲁迅先生前面提到的，在读者看来，操持作品别择的选家是否具有一定的“名位”，是关乎选本是否流行的核心要素。因为“名位”意味着选家不凡的鉴别眼光，好比文物一经大师鉴定，尽管身价倍增，但买家却心甘情愿掏钱购买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远的如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稍近的如明代茅坤编选的一百四十四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代张伯行编选的十九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一
“唐宋八大家”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韩愈（768—825），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官终柳州刺史。从韩、柳二人的生卒年可以看出，二人生活的时代高度重合，皆为中唐贞元、元和时人。韩愈之兄韩会与柳宗元之父柳镇交谊甚深，韩愈与柳宗元可谓世交。二人相交以义、相商于道，尽管文风不同，论道有别，且分属不同政治集团，却能相互敬重，全交情于始终。
八大家中北宋占有六家，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六家中的核心人物。欧阳修自宋仁宗年间登上政坛、文坛，其后三十余年，围绕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学集团，其中，嘉祐二年（1057）是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欧阳修知贡举，曾巩（1019—1083）、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2）皆是这一年登进士第。王安石（1021—1086）尽管早在庆历二年（1042）就已进士及第，却在庆历四年（1044），由曾巩引荐给欧阳修，并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遂成为欧门中人。苏洵（1009—1066）于嘉祐元年（1056）偕二子来京，参加第二年的科考，并在张方平的引荐下拜访了欧阳修。苏洵与欧阳修年龄相仿，欧阳修前此已经听闻过苏洵的文名，此番相见，大加赞赏。其后，由于苏轼、苏辙连中高第，三苏文名声震京师。
“唐宋八大家文”，也即韩愈所说的“古文”。在唐以前的《文选》时期，文学创作一直以诗赋、骈文为主流。自中唐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并创作“古文”以来，至北宋，在欧阳修的带动、影响之下，“古文”创作逐渐成为文坛主流，涌现出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一批古文大家。《文选》时期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笔之争，逐渐让位给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诗文之分”。至南宋，基于丰富的古文创作实践，作为指导古文创作的理论—“古文之学”应运而生。古文之学兴起的一个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优秀的、有广泛影响的古文选本的大量出现。
唐、宋在政权上是两个朝代，在古文创作上却是一个时期，因为两者在古文创作的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文脉相通，都属于古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将唐、宋古文揽入一个选本的做法，始于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选文六十余篇，尽管规模不大，却收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八家文章，基本奠定了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的格局，俞樾在《九九消夏录·八先生集》中称其为“八大家之滥觞”。元末明初，朱右编了十六卷本《唐宋六先生文衡》，六先生，实为八先生，也即韩、柳、欧、曾、王、三苏，因有六个姓氏，故称“六先生”。《唐宋六先生文衡》流传不广，今已不存。但俞樾在《九九消夏录·八先生集》中亦称之为“八大家之滥觞”。至明嘉靖年间，经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的再发现、再整理，唐宋八大家的选本体系才最终固定下来。
诗文选本在科举考试兴起之前，尤其是书籍的复制、传播还没有商业化之前，其编纂目的更多是在发挥其文学批评作用，比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等，皆是其类。隋唐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为朝廷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参加科举的士子们（习称“举子”）逐年增加。据贾志扬《宋代科举》研究，举子人数从北宋中叶（十一世纪初）的两三万人，增加到北宋末（十二世纪初）的近八万人，而到南宋后期（十三世纪中期），更猛增到四十万人，这标志着“科举社会”出现了。随着科举社会的出现，指导举子们应试的书籍也多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雕版印刷业的繁盛。南宋魏天应编纂的《论学绳尺》就是一部指向性非常明确的选本。共十卷，收文一百五十六篇，作者大部分为科场折桂者，可称得上是南宋一百余年科场优秀试卷的汇编。
除了选择科场范文提供给举子们学习模拟，人们也从前人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可供学习揣摩的作品资源。明罗万藻《此观堂集·韩临之制艺序（代）》说：“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别为一界。”古文而有法可循，应自唐宋古文始。作为现存最早的评点类古文选本，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所选文章皆是唐宋古文名家经典篇章，其评点的关注点也主要放在文章的结构形式、用笔技巧上，对具体的内容并不关注，显然也有指导举子如何应试的实用目的。可见，古文选本从兴起之初，就与科举取士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至明代初年，官方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的八股取士制度。八股文僵化的程式，大大约束了举子们的创造力，也悖逆了唐宋以来日渐成熟的古文传统。举子们尽管平素鄙弃八股，但是，作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举子们又不得不潜心揣摩八股文的写法。他们发现，唐宋古文竟然与八股文在写法上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一点在明代归有光身上就看得非常清楚，号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为文潜心学习《史记》《汉书》，成为古文大家，同时，他也是写作八股的高手。他在《与沈敬甫》中云：“春闱之文，读之，诚自谓不愧，但徒为市中浮薄子所讪笑，以是不出也。”“春闱之文”也即八股文，可见，归有光私下对自己的八股文水平是很自信的。清代的张伯行早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据张伯行的两个儿子张师栻、张师载为其编写的年谱《张清恪公年谱》卷上记载：“（康熙）二年癸卯，公年十有三，始作文。四子五经以次读毕，乃习为时艺，甫试笔，即敷畅有条理，先生长者咸异之。公尝自言：‘初学文时，随俗诵习时选墨程，屡试辄斥。乃从先王父言，取前辈八大家文习之，果获售。’公为文思如泉涌，下笔立就，稍有未慊，即自改窜，尝云：‘文愈改愈佳。’故有一题而数易稿者，统计前后所作四书文数千首。”据此可知，张伯行早年仅仅诵习时选，也即八股文选，无法考中，于是听从祖父的建议，改为诵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最后得以考取功名。
如果说归有光的古文写作与时文写作间或交互影响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那么张伯行先学古文，再研习时文应举，已经成为明清举子们代代相传的诀窍了。他们将古文的笔法融入八股文的写作之中，以提高八股文的文体品位。茅坤在《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中这样告诫后辈为文之法：“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汝辈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学。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艾南英《金正希稿序》也说：“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举子们有这样的需求，选家就会想办法满足这些读者需求。为此，茅坤、储欣等人选编唐宋古文选本，并在其评点中努力打通古文与八股文的写作技法，并有意用八股文的题义章法来评点古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御选唐宋文醇》条评价茅坤、储欣的古文选本：“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八比，即八股，四库馆臣并没有苛责茅坤和储欣，反而将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了：八股文源于古文，然古文之法并非拘于八股之法。至如王闿运《论文法—答陈完夫问》说：“八家之名始于八比，其所宗者韩也。其实乃起承转合之法耳。”将八大家之名与八股相联系就显得非常牵强了。
综上所述，明清间，唐宋八大家选本广为流传，与其深度参与科举考试的工具价值密不可分，这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容易被后世研究者有意或者无意忽略掉的历史逻辑。

......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在散文创作史上极有成就的八位作家的并称，他们分别是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及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以各自的创作实践，使散文重新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
清代张伯行编选的19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虽与明代茅坤所编选的164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同名，但选文只有317篇，篇幅上更为适宜，不仅包罗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作，同时也选择了古代“考公”必读的策论和范文，及文人雅士日常应酬往来的典范文体。
本次三全本整理以同治八年正谊堂书局刊本为底本，并参校八大家各家别集，原文尽可能保留正谊堂本的原貌。除正文外，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和探索的原序、文引、本传、评点也一概保留。注译部分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外，在人物、事迹等考订方面及文章主旨的阐释方面，皆不乏新见。

编选者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皇帝亲自举荐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并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雍正皇帝擢其为礼部尚书，并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因此张伯行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张伯行著作宏富，有《正谊堂集》十二卷、《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学规类编》《性理正宗》等传于世。

1．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清代名臣张伯行的清正人生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8-11-29 07:54 
（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律监察委员会网站）
2．
习近平讲述的故事丨清官张伯行（新华网客户端2021年4月21日）

1．中国古代“考公”必读书。
1707年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清代名臣张伯行创立“东南第一学府”鳌峰书院，1709年编成刊刻《唐宋八大家文钞》用于教授福建九府一州品学兼优的秀才、监生和童生。至1905年废除科举，鳌峰书院共培养出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出自鳌峰书院。
《唐宋八大家文钞》每位作家选文前均有“文引”概述总结其文章特点；也有从正史中节选的作家“本传”介绍其生平事迹；每篇文章后都有张伯行和茅坤等名家的评语，从文章立意及行文结构分析其特点，指点读者如何写作、分析文章。
2．涵盖中学所涉及唐宋八大家的主要篇目。如韩愈的《师说》《马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等等。
3．“唐宋古文三百篇”。
《唐宋八大家文钞》与《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珠联璧合，撷取中国诗文顶峰时期的精华。《唐宋八大家文钞》19卷，共317篇。具体到每一位作家的篇卷分配是：韩愈3卷60篇，柳宗元1卷18篇，欧阳修2卷38篇，苏洵1卷2篇，苏轼1卷27篇，苏辙2卷27篇，曾巩7卷128篇，王安石2卷17篇。曾巩的文章和为人备受宋代理学家朱熹推崇，致力复兴理学的张伯行推崇曾巩文章内容的“醇正”，认为其阐释的义理广大精微，而文章形式上又质朴简洁，便于初学者模仿写作。
4．选文既有“仰望星空”之作，又有“脚踏实地”之篇。《唐宋八大家文钞》既涵括了八位古文名家“仰望星空”的哲理散文，如韩愈的《论佛骨表》《原道》《原毁》、柳宗元的《朋党论》、苏轼的《留侯论》《贾谊论》等等，同时也选编了苏轼的科举考试范文《刑赏忠厚之至》及数篇古代“申论”，尤其是选录了唐宋八大家日常人情往来常用文体的范文，如同僚、师长、朋友、亲人之间的书信、祭文、书启等常用文体。全书在致力“考公”的同时，注重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