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文榕生/梅雪芹/宋怡明一致推荐，挑战《大象的退却》，以森林为视

在我研究此项目的十年间，中国环境史（尤其是森林史）在中国和西方世界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我开始写作时，最重要的研究聚焦于农业、河流以及水利。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以及马立博（Robert Marks）的概述性英文学术研究，构建了以衰退的叙事模式来理解中国环境史的总体框架。我深受上述第一代（学者的）环境史研究影响，特别是伊懋可和马立博。但是，我也在思考，这一谜题中是否有一些缺失的碎片——长期的可持续利用甚至是保护的事例。
在我十年的研究和写作期间，涌现了数十部重要的英文环境史著作。贝杜维（David A. Bello）的《穿过森林、草原与高山》（Across Forest，Steppe and Mountain）和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 ）的《帝国之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详尽地展示了清代的环境保护制度。张玲的《河流、平原与政权》（The River，the Plain，and the State）展现了书写早如北宋那样具有深刻而复杂历史的朝代的可能性。2018 年，我与约翰·S. 李（John S. Lee）、戴伯力（Bradley Camp Davis）、布赖恩·兰德（Brian Lander）以及K. 西瓦拉马克里什南（K. Sivaramakrishnan ）聚在一起，组成小组，以“亚洲的木材时代”为题共同研讨亚洲森林史。他们的几部著作和论文与此书几乎在同时期出版或发表，包括大卫·费德曼（David Fedman）关于殖民地时期朝鲜林业的《控制的种子》（Seeds of Control），金田（Aurelia Campbell）关于明代建筑的《帝国建立了什么》（What the Emperor Built），以及张萌的《清代中国的木材与森林：维持市场》（Timber and Forestry in Qing China）。
在中国，这个领域正因为新发现的材料与新视角而快速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丰富的森林契约文书，以及对徽州林业数十年的研究。当我着笔时，清水江文书仍然较为新颖，张应强的《木材之流动》刚刚出版，现在（此类研究）已经发展起来。在浙江和福建，又有数以万计的森林契约文书被发现，杜正贞、郑振满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清代和20 世纪初整个东南地区地方森林社会的活力。虽然这些文档似乎更多地展示了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历史，而不是环境本身的变化，但这项研究有望进一步改变这一领域。
由于中国森林史正在英文和中文学术界快速发展，我也因此特别感谢本书的中文版继英文版后能很快出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肖峰和上海光启书局的热情。张连伟教授及其团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全部翻译工作，发现并修正了几处错误。在这一过程中，他必须决定如何翻译学术语言，以保持对两种不同语言的忠实，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文言文原著的忠实。出于这两种原因，中文版与英文版之间存在些许差异。本书的任何疏漏和错误之处都由我本人负责。
还有一个复杂之处在于，怎样表述这本书所思考的历史时期。在英语中，有三种主要选择，一是使用“imperial”（帝国时期）或“late imperial”（帝国晚期）；二是使用“Song，Yuan and Ming”（宋元明）这样的朝代名称；三是使用源自欧洲学术界的术语，比如“medieval”（中世纪）和“early modern”（早期近代）。我希望欧洲历史学者能阅读我这本书，所以我明确地选择一个比较的框架，使用了“early modern”这一术语。这当然没有完美地契合这本书的历史时期。在欧洲学术界，“early modern”指的是从1453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或1492 年（哥伦布航海）到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期。然而，这些年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并不那么突出。
我认为欧洲森林史从大约1500 年开始的变化，其实早在大约1200 年开始的中国森林史中就得到了预演。为了激起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一观点的回应，我选择了“early modern”。他们当中有些人仍旧把我的书称为“medieval”，认为欧洲的事件更加重要；为了让西方的历史学家承认中国的重要性，依旧有待努力。不过面对中国的读者，有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把“early modern”翻译成中文时，怎样最好地传达我的观点？中文版译者、编辑和我考虑了好几种可能性，最后决定使用“早期近代”作为“early modern”的最佳译名。这不仅因为这个中文词汇保留了我的原本用意，还因为在中国，“近代”传统上指的是1840 年之后的历史，要指称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早期近代”更加易于理解。我希望，关于怎样对比和联系中国历史、欧洲历史以及其余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会启发出更多的思考。
最后，当在我写这篇序言时，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参加2021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这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因为森林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植树造林，将成为任何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然而，在解决像气候这类大问题时，人们非常容易陷入绝望或幻想。我希望本书展示的中间路线是可行的：在早期近代中国，人们能够通过实施新的复杂实践来促进森林种植，应对森林砍伐的威胁。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结果也并不完美，但是几百年中建立起来的造林体系限制了环境和经济灾难。
孟一衡（Ian M. Miller）
纽约
2021 年11 月1 日

从蔡京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中国发生了一场贯穿宋元明的“森林革命”，千万根巨木，不仅营造出繁荣的木材市场，也缔造了东方海军神话。现代林业制度，原来起源于中国而不是西方？帝国兴衰与森林进退相生相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 本书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足以挑战伊懋可《大象的退却》，意义堪比彭慕兰《大分流》。

孟一衡，本名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出生于美国费城，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史、中国史。曾任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研究员、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访问学者。

以往的森林历史研究者多着眼于天然林的兴衰、演替变迁，而孟一衡则从人工林建设的角度探究生态环境的修复，这与中国早已为恢复生态环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殊途同归。
文榕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 

《杉木与帝国》强调的大造林及森林管理，与《大象的退却》侧重的森林滥伐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在丰富中国森林史内容的同时，也揭示了相关历史时期人工林业体系的社会和生态代价，由此人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纠结不已的多重面相和复杂性，这就为理解早期近代中国环境史奠定了重要基础。
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大象的退却》译者

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中国同行对孟一衡的许多方法并不会感到陌生：细致地关注民间文献，深入地分析赋役制度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过他在环境史这个出人意料的领域运用了这些方法，提出了令人振奋的论点。他颠覆了我们关于中国森林随着时间变化的许多假设，从中得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新发现。
宋怡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版序言
序：大造林......................保罗·S.萨特
致谢
命名规范
导论
森林、官僚体制和经济
樟与杉之乡
中国的木材时代
第一章 富足的终结
管理的富足
宋朝木材危机
官有林管理
私有林经营
未走的路
第二章 边界、税收与产权
边界调查
税务核算
森林登记的普及
林业与行政管理
第三章 猎户与寄居家族
边缘户口
乡村及其不满
白银经济
移植和移民
村民和寄居者
第四章 契约、股份和讼师
税收和产权
股权
土地和劳动关系的转变
木材法律
种植和森林生态群落
第五章 木与水（一）：关税木材.
早期发展
调节种植经济
统一帝国，合并市场
从专制到通货膨胀
千年的市场监管
第六章 木与水（二）：造船木材
宋金战争和宋朝水军的转型 
蒙古人出海 
神仙与宝船
16世纪的造船厂 
森林与中国海权 
第七章 北京的宫殿与帝国的终结
木材、贡品和强迫劳动
重返峡谷
木材巅峰
结论
失去的现代性
移民危机 
走出森林之路
附录A：税收数据中的森林
附录B：关于史料的说明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颇有见解的环境史、森林史著作，也横跨明清史、社会经济史领域。作者使用了大量宋元明清时期的民间文献等史料，论述扎实。作者面临的疑问也颇似“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等老话题，不同的是他从森林这个角度提出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