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文人经学与佛学征实风尚的互动研究

吴正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韩国国际交流团访问学者、韩国汉阳大学东亚细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出版专著《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金圣叹评传》，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概论

所谓“文人经学”，肇端于南宋朱熹“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之说①，是指以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等文人为代表的经学传统。这一传统为明代宋濂（1310—1381）、归有光（1507—1571）、唐顺之（1507-1560）、焦竑（1540-1620）等人所弘扬和发展。上述古文家为了纠正模拟之风和科举之学的弊端，主要从欧苏经学中汲取思想资源，提倡自得之见、文献实证和形声训诂，主张亲子之情不受礼制束缚，对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之际，以钱谦益（1582-1664）为中心，包括程嘉燧（1565—1644）、李流芳（1575-1629）、王志坚（1576—1633）、毛晋（1599—1659）、金圣叹（1608-1661）、徐增（1612-？）、归庄（1613-1673）等在内的文人，以传承宋濂至归有光一系的文人经学为己任；与此同时，佛学界兴起刊刻方册藏、以教疗禅和重视佛经古注疏等征实学风，诸人亦积极参与。

本文拟以上述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认为明清之际古文理论的变革不仅仅是由于钱谦益等人对明中后期空疏浮泛之学风的反动以及对嘉定学风的继承，还与明清之际佛学征实风尚与文人经学的互动有关，因而着重考察明清之际文学界的通经汲古与佛学界的征实风尚之互动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关系。

一、反经正学的新任务

正如钱谦益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和《答山阴徐伯调书》中指出的，钱谦益在其三十七八岁即1618年之后，建立通经汲古之学，确立归有光文学的典范意义，于是天启、崇祯年间，天下靡然向风。比如，钱氏《答山阴徐伯调书》云：

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临川汤若士寄语相商日：“本朝勿漫视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学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诸家，少得知古学所从来，与为文之阡陌次第。……仆以孤生设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①

明清之际，以钱谦益为中心，包括程嘉燧、李流芳、王志坚、毛晋、金圣叹、徐增、归庄等在内的文人，以传承宋濂至归有光一系的文人经学为己任；与此同时，佛学界兴起刊刻方册藏、以教疗禅和重视佛经古注疏等征实学风，诸人亦积极参与。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文人经学与佛学征实风尚在思维方式上产生相互碰撞和彼此强化。本书拟以具体的细致的研究视角，考察明清之际文人经学与佛学征实风尚互动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对文学理论演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