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

本书主要以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为基础，以客观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史的发展为坐标，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视域中展开研究。本书力图通过系统考察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从拒斥到接受，再到批判，直至超越和扬弃的理论认知过程，挖掘其认知转变背后的深层理论逻辑运演，以及这一过程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生成与深化的重要影响，从而帮助我们获得对马克思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本质的更为准确、更为深入的理解。

刘钊，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试读：摘自 第二章 对劳动价值论解读视角的逐步转换:为科学解读李嘉图经济学做理论准备的时期 “对象化”与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辩证解析

第三节 徘徊于斯密的经济学视域及其所带来的哲学影响

在《评李斯特》之后，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哲学话语的根本转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已经进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新视域。虽然这只是一种逻辑指认，但是他们已经在这种基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新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中来讨论现实的人的解放问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获得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般逻辑，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在这条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之外，又展开了另一条基于现实历史的狭义的科学实证批判思路，从而开始直接建构起有关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话语。正如柯尔施已经指出的，“随着马克思革命的社会理论唯物主义的成熟，便出现了越来越强调狭义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以其传统的形式，就像它由伟大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阐发的那样，对于有关资产阶级社会和彻底变革这个社会的实际通路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路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初步肯定的体现，也是构成后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基本语境。但是，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并未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在经济学层面上的理论视域的提升。从根本上看，《形态》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学上仍然处于斯密的理论视域，即以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特征为参照，以单纯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线索层面的分工来观察生产，从一般性的交换关系形式层面的交往来理解社会关系，还没有上升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生产的经济学视域。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无法对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视域作出正确区分，这就导致他们在对唯物史观的深化上及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话语的建构上都难以深入下去。

一、“分工”与“交往”：基于斯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解

《形态》中“分工”与“交往”无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它们构建起了对私有制社会本质的理解。但是，此时的“分工”和“交往”究竟处在经济学理论视域的何种层面，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对《形态》中这两个概念的经济学理论视域的准确定位，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新世界观方面成熟程度的准确把握。事实上，从该文本的整体思路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和“交往”这两个概念的把握，仍然是基于斯密经济学意义的理解，还没有进入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经济学视域。

马克思本人对分工问题的讨论最早在巴黎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当时他主要还是在人的劳动异化的思路中去理解分工问题的。如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指出，“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卖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现在正是人的劳动的统一只被看作分离，因为社会的本质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存在。分工随着文明一同发展”。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是把分工放置在抽象人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中进行解读的。在他看来，私有制社会中的“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内部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因此，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角度得出了“分工是关于异化内部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的结论。

到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进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新视域，因此，对分工概念的把握已不再立足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我们看到，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问题的讨论是从一种对现实历史的科学实证批判思路中展开的，而不再用“异化”那种只有“哲学家易懂的话”来阐述分工。他们在这里引出分工概念的目的，是想沿着分工和所有制的线索展开对私有制阶段的各社会形态的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又决定了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也就是说“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并且这种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就是指那些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表达的所有制的含义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的内容，而分工和所有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新视域的过程中，对某些范畴的界定还比较模糊，从而没有把这些内容完全表述清楚。因此，我们在分析《形态》这一正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文本时，就不能只从形式上去理解某些概念，而要把它们放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的思想历程中，去考察其所表达的真实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与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不同的所有制发展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这个阶段的分工还很不发达，即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此，分工“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所有制形式也只能限于家庭的扩大。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并且随着这种分工状况在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之间的加剧，社会结构中产生了城乡之间的对立，最后发展成了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与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这就必然在所有制形式上表现为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共存的状况。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呈现为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以及手工业式的工业状况，与这种很不发达的生产力相对应，分工也是很不发达的。在农业中，土地的小块耕作使得分工受到阻碍，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工业中，不仅各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现分工，就连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水平也非常之低，因此，处在这种分工状况下的所有制必然是与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同业公会所有制形式。

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的分工并不是处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概念，就此时的分工本身来说，它实际上还只是一个斯密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分工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分工，并且在从分工和所有制的对应关系的角度考察社会历史过程时，不应该只进行一种经验式的描述，而应该从二者构成的内在矛盾的线索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身。但是，在上述这段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事实上是指斯密那种受影响的社会自然力的“赐予”，还不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分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第一种部落所有制形式的时候，若是讨论具体的历史性的分工，就应该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去分析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分工，而不是经验性地描述一种分开来工作的状况。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本人专门从这一角度对蒲鲁东进行了批判。而在斯密那里，分工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斯密是在用创造使用价值的社会自然力赐予的角度去反对重农学派时讨论分工问题的，这就决定了斯密的分工只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指一般的人类自然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受斯密的影响，只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笼统地描述与分工相对应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但是无法讲清所有制形式何以会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也无法解释各个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过渡。

本书立足于经典文献，以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认识演变史为主线，系统考察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自身哲学历史观的影响，着重说明马克思是在对李嘉图的唯物主义的超越之后才达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真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