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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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物质文化史研究家、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他是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小学毕业后便闯入了他称之为“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的社会，先后做过士兵、作家、大学教师、文艺副刊编辑、文物讲解员、物质文化史研究者……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他都秉持着“耐烦”态度，在各个行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不朽传奇。

在文学创作领域，沈从文是京派的重镇。他的小说独树一帜，散文影响广泛，很多作品甫一发表，即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肯定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刘西渭(李健吾)称《边城》是一部田园诗般的杰作：“这里一切谐和，光与形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品，正要叫人看不出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从文自传》问世不久，《人间世》杂志在征集“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周作人、老舍不约而同地把这部作品列为自己爱读的作品。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沈从文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息息相关。

沈从文是一位讴歌“人性”、守卫文学纯洁性的大师，他的文学理想是营造供奉人性的“小庙”：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1933年10月18日，他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蠢的期待！”“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在他看来，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很难产生“伟大作品”。而中国文学要想取得进步，作家们必须改变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作者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宜将它媚悦流俗，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责任和权利。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作者是得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羞辱，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失败。”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虽然他努力融入新时代，但他依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作家一味追求“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他即或不是个懒人，还是作成一个懒人的结局”。为此，他一头扎进了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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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湘西世界。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孔多镇不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作家生在湘西、长养在湘西，这片大地滋养着他，孕育了他的精魂。他在小说、散文中，饱含深情地书写着这片神奇的土地，表达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爱与恨、情与仇。

 ——李扬 （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