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思想史

序
 新版后记
 清代的“西学中源说”

序
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儒学思想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多次举行关于孔子和儒学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内外儒学思想的研究。我对儒学思想研究兴趣的增长，和这种活跃的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1986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举行首届学术讨论会，为参加这次会议，我写了《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论文。关于孔子的“和而不同”的观点过去学者们讨论得比较少，当我将这篇论文的要点向学术会议作了介绍以后，得到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先生的赞许，也引起学者们的讨论。1987年夏我作为中国孔子基金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应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之邀，去作学术讨论和短期访问时，就是讲的孔子“和而不同”的问题，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逵六教授精心译成德文，在德国介绍过。外国朋友也比较感兴趣。
从这里我觉得需要从一些新的角度去研究孔子和儒学思想。我又受到1988年夏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学术讨论会的推动，写了《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将其要点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我在会上的发言后来刊登于《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从这个时候起，我就酝酿着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思想史》的专著。
1988年冬季，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联邦德国首都波恩举行国际儒学讨论会，我写了《孔子与当今世界》的论文。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宫达非同志很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给我以鼓励。会上不少学者提出孔子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1988年夏我已写成《孔子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文，不过，在当时国内正在流行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有时竟有这样的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实地在某些方面加以肯定，文章就不大容易发表。所以这篇文章首先被译成德文在国外发表。直到1989年秋中国孔子基金会举行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我对《孔子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作了补充，向会议提出，并作了发言。这篇论文得到一些学者的鼓励，很快得以在国内公开发表。
在这几年里，我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对中国儒学进行了研究，我们的研究重点有三：一，对中国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二，重点研究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三，开始研究儒学思想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由我主编，将它们系统地汇集成册，以《中国儒学思想史》为书名奉献给读者们。这本书很快就要出版，我要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由于他们的鞭策和推动，这部书的写作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
我觉得，对待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需要在“研究、改造、继承、创新”这八个字上下功夫。所谓“研究”，就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辨别出它的优点和劣点，辨别出它的优良传统方面和陈腐传统方面。虽然有人说，这种方法不可取，甚至“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也不可用。可是我认为，“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存在是客观的历史实际。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全是劣点，那么我们民族何以几千年来的历史绵延不断？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全是珍品，何以我们今天仍然有消除封建思想的任务？但在今天要特别注意防止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
研究的成果需要加工、改造，尽可能地赋予新意。任何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的，受到历史时代的限制，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主干部分的思想文化，历史时代的烙印就更加鲜明。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完全搬到今天，不进行任何改造，不赋予新意，而拿来立即作为人民的理论营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它的改造；而对它的改造，正是为了更好地对它继承和创新。但在这本书中我们究竟做到了几分，那是要请读者们加以批评指正的。
张岂之
1989年11月25日
于西北大学

新版后记
《中国儒学思想史》一书，在初版三十多年之后，得以重印再版，得力于该书英文译者王改华女士的努力和中华书局编辑王传龙先生的推动，我们心存感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年代，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推动下学术思想界十分活跃的时期，在那个年代，我亲身访问了日本和西欧，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我写了《孔子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文，分别在德国和中国发表。这反映了我当时对儒学思想的研究和思考，这正是我们写作《中国儒学思想史》的背景。
值得庆幸的是，到今天来看，我们那时对儒学思想的主体看法，基本上经受住了历史检验，这也就是我们乐于接受中华书局的建议，将其原封不动地再版的原因。所谓主体看法主要指的是：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其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孔子所建立的；儒家思想对于其发展超出古人的界域，是可以容纳的；对于儒家以外的学说，是主张包容的。这就可以解释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科学思想也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例如“格物致知”的学说，在古代早期主要是从伦理角度立论的，而到了宋代，二程、朱熹将其纳入知识论的范畴，到了近代，“格致学”成了“科学”的代名词，“格致家”成了科学家的代名词。而晚明西方科学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受到了有着进取精神的中国儒生的欢迎，身兼官员和儒生的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在本书的序言中曾经写道：“对待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需要在‘研究、改造、继承、创新’这八个字上下功夫。所谓‘研究’，就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辨别出它的优点和劣点，辨别出它的优良传统方面和陈腐传统方面。”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今天也仍然是要坚持的。
当然，在初版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再看这本书，对于儒学思想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的总结方面，包括局限性等，都是要深入探讨的。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也一定很多，但是，我们几位作者皆已日在桑榆，作者中年纪最轻的也迈入古稀之年，其中宝才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令人怀念。岁月使人有子在川上的感叹。但我坚信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将这些留待给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后生们，他们定会交出使人满意的成果的。
今年是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这部小书恰可作为献给西北大学的一份礼物，这是令人欣慰的。
张岂之口授，时年九十有六。
2022年12月

清代的“西学中源说”[ 摘自本书第十五章《清代儒学与自然科学》，标题由编者另拟，重新分段。]
梅文鼎受儒家经典《周易》、《中庸》和宋代理学思想影响，所以他的民族意识比较浓厚，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西学是发源于中学的。这种“西学中源说”，并非首肇于梅文鼎。
明、清易代引起的政治动荡，曾使一些有强烈民族感情的知识分子由读经谈理转而改读天文地理等经世致用之学，以图匡复明室和光复所谓华夏文化。
如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反清兵败后浮于海上，日与人“坐船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鲒埼亭集》卷11《梨州先生神道碑文》）
当时的另一学者陈荩谟作《度测》一书，其自序中写道：“《九章》参伍错综，周无穷之变，而勾股尤奇奥，其法肇见《周髀》，周公受之商高”，“《周髀》者，勾股之径；《法义》（即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的《测量法义》）者，勾股之疏传也。”
王锡阐则说：“《天问》曰：‘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说原本中学，非臆撰也。”（《畴人传·王锡阐》）
这些“西学中源说”，无疑对梅文鼎产生了影响。他的《历学疑问》和《历学疑问补》，则是天文学领域的“西学中源说”之集大成者。其中论述了中西二法的异同，认为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都出自中华典籍。如说“地球有寒暖五带之说”即《周髀算经》的“七衡六间说”，“地圆说”即《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地之为下说”，“本轮均轮说”即《楚辞·天问》中的“圜则九重说”，“浑盖通宪（指浑盖仪的原理）即古盖天法”，“简平仪亦盖天器，而八线割圆（指三角学）亦古所有”，等等。
还要指出，“西学中源说”在数学领域内的一个标本是“几何即勾股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如《几何通解》说：“几何不言勾股，然其理亦勾股也。”《勾股举隅》又说：“言测量至西术详矣，究不能外勾股之立成也。”
康熙著有《三角形论》，也是“西学中源说”的一个标本。梅文鼎赞曰：“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绩学堂诗钞》卷4）其实康熙所论而“著撰家皆所未及”的，不外乎梅文鼎反复阐说的“几何即勾股论”。
他提倡“西学中源说”，主观上虽有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愿望，但其论证方法和总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到清代中叶，有些学者对“西学中源说”又加以发挥。甚至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后期思想也沿袭此说。

本书共十五章，约34万字，以时代为经，以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为基础，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儒学思想的发展脉络，阐明各时代儒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转化动力，并特别分析了各时代儒学思想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资料丰富、脉络清晰、论证有力等特点。

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研究点有三：一，对中国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二，重点研究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三，开始研究儒学思想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这部专著里将探索中国儒学的演变轨迹，把儒学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复杂的、多方位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曾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校长。50-60年代，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后同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宋明理学史》。80年代中期以来，主编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儒学思想史》以及高校教材《中国历史》(六卷本)等。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华人文精神》等。主编《华夏文化》杂志。2016年，荣获“国学终身成就奖”。

1． 一部中国儒学思想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人的整体思想史，也是一部儒学思想与科学技术交互作用的发展史。读这本书，有助于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传统。

2． 中国传统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儒家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于其发展超出古人的界域，是可以容纳的；对于儒家以外的学说，是主张包容的。这就可以解释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科学思想也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3． 中国传统思想对科学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本书从具体时代、具体人物出发，力求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