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

译本序

“反动势力的沉重乌云浮游在国家上空，希望的明灯熄灭了，忧郁和苦闷抑压着青年的心，黑暗势力血腥的手重又迅速地编织起奴役的网。”—高尔基对沙皇俄国的这段描写，完全适用于莱蒙托夫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小说《当代英雄》所反映的俄国社会。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的血染红了彼得堡参议院广场，起义失败，尼古拉一世加紧了镇压，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纷纷遭到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有的被送上断头台。普希金在诗歌中传播自由思想，咒骂沙皇的黑暗统治，打动了千万人的心，却激怒了沙皇政府，这位诗人终于在受尽折磨之后死于非命。
莱蒙托夫短促的一生（1814—1841）就是在沙皇俄国这种血腥统治下度过的。他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受过贵族学校的教育，但十二月党人的流血事件和普希金等具有自由思想人物的不幸遭遇，在这个早熟青年的心田上播下了叛逆的种子，培养着他对沙皇统治的强烈憎恨，酝酿着他大量讴歌自由、反抗专制的动人心魄的诗篇。普希金不幸逝世（1837）以后，莱蒙托夫写下悲愤的诗篇《诗人之死》，表达他对这位大诗人的悼念，同时发泄他对沙皇统治不可压抑的愤懑。这篇诗很快就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和整个俄罗斯，莱蒙托夫也因此被捕，流放高加索。他在高加索第一次过了半年的流放生活。高加索的自然景色和生活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见闻，扩大了他的视野，给他提供了新鲜的创作题材，培育起他以后写作许多优秀诗篇和《当代英雄》的思想感情。莱蒙托夫回到彼得堡以后，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和虚伪习俗，使他产生强烈的反感。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目睹这么多卑鄙和可笑的现象。”当时莱蒙托夫热衷于文学创作，同文学界许多人士交往；可是他的生活圈子毕竟突不破彼得堡贵族的上流社会，摆脱不了他们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寂寞，彷徨，悲哀，绝望，不断地在诗篇中发出呻吟： 

我寂寞，我悲伤！—没有一个知心的人，
可以在我心灵痛苦的时刻一诉衷肠……
希望……老是徒然地希望有什么用？
而时光在消逝—全是最好的时光！
爱，爱谁呢？—短暂的爱情不值得，
永久相爱又不可能……
窥察自己的内心吗？—往事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欢乐，痛苦，全都那么平淡。
热情又怎么样？—热情的甜蜜冲动，
早晚会在理智的语言下消失干净，
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世界，——
人生的把戏是多么空虚和愚蠢！

莱蒙托夫同沙皇政府是做过激烈斗争的，他的诗有力地鞭挞了反动的专制统治，但他在精神上还是摆脱不了极度的空虚和苦闷。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和具有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的绝望心情。这是一种“时代病”。这种“时代病”在19世纪上半世纪流行于俄国，并且通过作家、诗人的笔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患这种“时代病”的青年就是所谓“多余人”，著名的如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等。这类人物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对停滞在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感到不满，他们正像赫尔岑所指出的，“在这个奴性的世界和卑鄙的野心世界中感觉不到任何热烈的兴趣。然而他们却注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为人民和他们距离日远，他们和人民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却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
《当代英雄》中所反映的“当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它所反映的“英雄”就是这样的“多余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俄语中的“гepoй”（英语中的“hero”）一词同汉语中的“英雄”一词含义并不完全等同。“гepoй”可以作“英雄”解，但还有“中心人物”“时髦人物”“风流人物”等含义。莱蒙托夫的这本小说，也可以译作《当代的时髦人物》，但《当代英雄》这个译法早已通行，我国读者对此早已习惯，因此这里也仍沿用旧译，不再改动。不过，为了让读者深入理解作者的主题思想，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其实，这一点作者在序言里是讲得很清楚的：“‘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正是由“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才构成了毕巧林这样一个“英雄”。十分明显，这里的“英雄”同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英雄”是两回事。莱蒙托夫在这本书里所塑造的毕巧林，也只是一个患有严重“时代病”的贵族青年的形象，同一般所说的“英雄”，毫无关系。
再来看看毕巧林这个人物吧。毕巧林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已传播到俄国，而沙皇尼古拉又竭力想保持封建贵族统治的农奴制的时代，这个“多余人”也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他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又无法把过剩的精力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再加上集“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于一身，像毕巧林这样的贵族青年也就必然无法避免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堕落，以致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像他在日记里所坦白的那样：“我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饱经情欲的磨炼，我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可是我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丧失了这种人生最美的花朵。”
的确，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俄社会里，毕巧林不可能同人民站在一起，也就不可能找到光明的出路。他那种深入膏肓的“时代病”是无可救药的。毕巧林对这种病的“自我感觉”很强烈：“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远不知足。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像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对毕巧林的思想行为，莱蒙托夫显然抱着批判的态度，指出他是由一代人的缺点构成的，因此对他冷嘲热讽，挖苦揶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除了嘲讽之外，作者对毕巧林还抱有一定的同情和原谅，对他的生活遭遇表示惋惜，对他的思想行动流露出共鸣。这不是偶然的。贵族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不能不使莱蒙托夫对生活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主人公抱着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复杂的感情，何况他自己也多少受到“时代病”的感染呢。他嘲讽毕巧林，谴责毕巧林，但把真正的仇恨集中到他所生活的“当代”，并把批判攻击的矛头对准造成这样的“当代”的“当局”，也就是沙皇政府。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英雄》在它发表的“当代”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获得进步人士的赞许，却遭到反动派的仇视。

《当代英雄》在艺术技巧上很有特色。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由五个中篇组成： 《贝拉》是马克西姆 ? 马克西梅奇所讲述的毕巧林生活中的一段故事；《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是以毕巧林日记形式写成，而《马克西姆 ? 马克西梅奇》则以作者的身份来讲述他同毕巧林的邂逅。这几个中篇体裁不同，独立成章，但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这好比几盏聚光灯从四面八方照射过来，集中到一点，把主人公的形象，包括他的全部经历、活动、思想、感情、性格特点，照耀得纤毫毕露，一清二楚。读完这部小说，毕巧林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毕巧林鲜明的独特性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作者从第一页起直到全书结束，始终集中力量来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塑造毕巧林这个艺术形象。
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作者还着意描写周围的环境，用自然景色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动，加强感染力。例如，在《塔曼》里，作者用月夜海上的惊涛骇浪来衬托那帮走私贩子慓悍粗野的性格，情景的美妙渲染，把读者带到19世纪俄罗斯这个滨海小城，使人仿佛亲眼看到主人公同走私贩子在这里展开的一场冲突，有声有色，但又毫不做作，十分自然，富有艺术的魅力。
莱蒙托夫是个天分极高的诗人，他的诗热情洋溢，朴素自然，他所使用的语言在俄国文学中达到了高峰，可以同普希金的作品媲美。《当代英雄》是散文作品，但莱蒙托夫使用的却可以说是诗的语言。不论叙事写景，或者人物对话，都显得简洁生动，富有诗意，而且成功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对莱蒙托夫的艺术技巧，俄国许多著名作家都有极高的评价。例如果戈理曾评价《当代英雄》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人写过如此真实、优美和芬芳的散文作品。这里可以看出对生活实际的深刻理解，将会出现一位俄罗斯生活的伟大描写者……”契诃夫也赞叹说：“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死也瞑目了！”别林斯基则对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做了全面的概括：“深刻的现实感，面向真实的忠实的本能，朴素，人物性格的艺术性描绘，丰富的内容，叙述的令人倾倒的魅力，诗意的语言，对于人类心灵和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雄浑而又豪放的笔画，灵魂的力量和威力，华美的幻想，永无穷竭的充足的美学生活，独特性和独创性—这些便是这部足以代表崭新的艺术世界的作品的特点。”

草婴

《当代英雄》是一部诗人所写的社会心理小说，其语言如同诗人所写的抒情诗，无论写景写情，无不诗意盎然。主人公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性格率真，却又找不到生活目标，精神空虚，玩世不恭，到处惹是生非，把非凡的才智和旺盛的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他的自私冷酷给他人造成了巨大不幸，也加深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形象，具有非凡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