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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姚锦镕 译
出版社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
版次1
装帧精装
货号9787563738267
上书时间2024-12-01
《我的大学》
16岁的阿廖沙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没能实现,阿廖沙无处栖身,只能与他人共用一张床板。为了生活,他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在这期间他尝遍了酸甜苦辣,这些地方也就成为了他的社会大学。后来,他接触到了大学生以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阿廖沙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高尔基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我的大学》是1922年完成的。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叙述十六岁的主人公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在那里,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须首先为生存而去干活。于是他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在《我的大学》里,高尔基用自己的笔触反映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民粹派反抗沙皇统治的活动,展示了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在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中,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就已经对俄国的丑恶现实十分憎恶,一直努力探索生活的道路。他曾经幻想自己做一个强盗,劫富济贫或者用祈祷上帝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当时他还很年轻,当然这只是天真幼稚的幻想。在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他也未能找到曾苦苦思索的“怎么办?”的问题的答案。接触了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高尔基又想从他们那里找到新的生活道路。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师卢托宁都注意到了。他总看见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带些书到面包房里来,有时候在杰连科夫家里聚会。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有时候还发生争论,其中朗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场面和高尔基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的交往,描写得非常生动。当时,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其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对此说得相当形象生动:“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像是蜘蛛网。是从亚历山大三世陛下的心脏里出发,通过各部大臣、各级官吏,直连到了我手上。最后甚至还连到兵士头上。这条线网罗了一切,就像一座座无形的堡垒,维持着皇上千秋万代的统治宝座。”
《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上花了不少笔墨。当时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作战,少有成效。与此同时,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正在觉醒。他们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民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争取过来。而19世纪80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看见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当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种预感,后来他对这一斗争的前景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尔基离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河畔一个叫克拉斯诺维多沃的村子。农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他感到非常苦恼。高尔基认为,农民的素质要比工人差多了。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罗马斯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但最后落得一场空。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了。高尔基便离开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从此不再与民粹发生任何来往。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三部曲就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二十岁,四年后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大学》作为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故事情节简单,内容和结构的组织与安排亦没有经过谨慎细致的构思揣摩,仿佛缺乏一定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然而,正是这些看上去存在的缺陷焕发着强烈的感染力,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用简洁优美的言语勾勒他的成长片段,在其中我们感到浓浓的真实和那些在灰色的环境中闪耀出的感人的光辉。
姚锦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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