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

序
陈引驰过去一百年间，所谓的“中古文学”大抵是因循着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规划，涵盖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时段。然而，若扩大视野，比如在史学看来，“中古”所包含的范围无疑更大。以个人的考虑，或许整个的汉唐文学，都可以纳入“中古”，而如果稍严密而紧束些，至少从东汉到中唐的文学，应该视为一个前后关联、持续演变的文学时代，在我所谓的“中国文学的第一个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学的第二个轴心时代”之间。
在这样的一段“中古文学”之内，中国文学经历了关键的变化：伴随着中古贵族社会逐步成型、发展乃至最终衰微的过程，士人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多元并存、互补交织的时代，中唐以下，开始了儒学为宗主的思想世界的建构；
“文学”的观念历经辩证的收与放，从最初的孔门四科的“文学”概念，到缀合文字、连属篇章的“文人”能事，再到“文”与“道”的新联接，逐渐清晰或曰稳定下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观念丛结；
“文人”的身份及其认同，渐渐凸显出来，作为中古贵族社会之中的存在，“文人”多属于贵族或与权力圈层深刻关联的阶层，与这种身份相应，知识（包括文学的知识和技术）的摄取和拥有是他们所怀抱的“文化资本”；
随着“文人”群体的扩大，与宋代显得较为均质化的科举士大夫相比，唐代文人的身份光谱是最为宽展的，因而在主要由贵族性文人书写的六朝文学至多姿多彩的人群所书写的唐代文学之间，文学整体的特质似乎表现出由“学问”而“天才”的变趋；
从早期与音乐紧密结合的艺术样式，赋、诗等文学体式逐次转向以文字为中心的道路，产生了对语言文字本身的重视和追求，文之骈偶化与诗之格律化，都是脱离音乐的文学基于文字本身的特质尝试建立自己的美学的自然趋势；
中古文学的呈现，从辞藻之趋向华丽、骈俪的日益铺展、用典的多样邃密到声律的自觉运用，以诸多文学技术的精密、提升乃至交互结合，实现所追求的艺术风貌，形成中古时代美的文学的典型；
中古文学的发展和丰富，突出地体现在文体的愈分愈繁的繁衍、对各种文体认知的渐渐成型和不断衍生、各种文体之间的名义重迭和交互影响、赋与诗之间核心文类的迭代转移；
中古文学的场域从以宫廷及藩府为代表的与权力合一的所在，弥散向渐次疏离政治中心的文化空间，文学的中心随之相对固着或迁移不居，终至于在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外星星点点，而参与文学的人群也因之而敞向多元的书写者和接受者。
——凡此等等，动态以观，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谓是中古文学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演进之中的关键动向及成果。上述的这些，是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课程、各色的讲座之中，我常谈到的一些想法，或者聊到若干特定的侧面，或者较为整合地勾勒一幅草图。与年轻的学棣们聊到可以或值得关切的方向，心中怀着这么一个大致的框架，多少会暗自鼓动、建议乃至明示他们去做相关的研讨。
俪成秉承家学，好读亦能读古典，不仅知之，且乐之者。最初接触，是写有关李贺的本科毕业论文之时，感觉俪成读长吉诗细致入微，颇有自己的体会和认知；作为指导教师，我无所贡献，记得仅提示应当看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有关长吉的数条，以及我的老师陈允吉先生的数篇论文。稍后两年硕士生阶段，俪成在从查屏球教授研习唐代文学之后，回来攻读博士学位，范围大致就是汉唐之间的文学；据我所知，他们同学间也自行组织读山谷诗，那就延及宋代了。
俪成的选题，我们相与商议，经过数番斟酌，最后选定的是中古前期的文人身份的显现、变化及与文学的关联。我很高兴俪成能下这个决心，而这个题目所需要的努力，非同一般，无论之前的熟悉程度如何，得花功夫从设定的视角和立场，重读这一时段的文献、史籍。我相信，俪成是投入了很多精神的，虽然看起来他貌似从容不迫地进行着。学位论文的最后阶段，因为当时我所处的特殊境况，只能在非常零散而无法把控的情形下读审俪成的论文，但整体而言，凭着对他在学术上较为完好的学养、认真诚恳的个性和细密周到的风格的了解，我是放心的。
转眼又是数年，经过修整、充实而完善的论文形成了书稿。承俪成的美意，请我在书前写几句。对这部篇幅颇大、内涵丰富的书稿的整体思路和主要见解，俪成其实在书的“绪论”和“结语”中，已有很清晰的概要说明，毋庸辞费。我能说的，大概也就如下三点：
首先，俪成的这部书，是形成了自己格局的一项研究。这不仅是指他就中古早期的长时段中文人的身份进行了基于文献的条理清楚、脉络分明的纵向疏理，更因为这一疏理是具有分析性的，不限于平面的叙说，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展开观察。如以往固有就某一特定的官位职守与文学书写的关系的研究，俪成则以“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来提举其实质的关系，从而既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古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能历时地贯通所谓“文人”在变化的具体政治设置中的延续性。
其次，俪成的观照，是多层次而具有透视性的。对于文人既揭示其扮演的角色的不同特点及离合变化，如“侍从”“书记”的分别与融合；至于文人与相关的政治权力的关系，也注意上下、内外的不同，如处在权力中心的帝都之皇帝与朝廷，与处在外藩和地方官僚系统之中，自是各有其特点，至于暂时（如谢灵运）或长久（如陶渊明）置身权力关系之外的文人，如何维系其文化身份，书中也有论说。
再次，讨论文人的身份及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而言，终究还是期望有助于对文学的理解。俪成的书，对于中古文学史上的相关文学问题，从自己的角度有所挖掘或重审，诸如公宴书写与侍从角色、书记职责与“笔”的华丽化等，进而对认识理解“文”“笔”之关系，也有意义。而在我看来，俪成所论及的因士人重视文学书写之才，而在童蒙教育中将诗赋写作置于经学研习之先，将“才”高置于“学”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由“学问”到“天才”的变趋。
综而言之，有自己的观念和格局，观照多层面而透辟，推进对于此一时段文人与文学的理解，俪成此书可谓成功，值得学界之关注。
自然，我不能说俪成的书已然完善，我们很少有幸运遇到这样的事，何况他所处理的是跨度八百年的“文人”与文学的一段历史，其中的裂隙乃至不确当处，高人或能很快提出异议和商榷。如今怕少有学者，遑论初涉学苑的学子，愿意或者敢于处理一长段的文学文化史。这固然是学术上的谨慎和方法上的稳重，但这么做大约更合宜于规范性的工作，意图转换视野、有所开拓，不能不从顶上做起，立其大，则其小不可夺。
在这个意义上，我站在俪成这边。俪成的研究已敞开了一个能拓展的学术面向，不仅可以向唐代下延，而且在所涵盖的时代之中也应仍有珠玉可掇。俪成青春正盛，是所期望。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身兼“士人”和“文人”两种身份，在科举产生之前的汉魏六朝时期，参与文学创作的文人中绝大多数都身兼士族身份，并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因此，在汉魏六朝，文人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深刻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生态。本书梳理了汉魏六朝不同时期文人的主要身份属性及政治角色的变化过程，特别关注对于文学创作有要求的各类职官的构成及其职能中与文学创作相关的部分，探讨了文学创作在仕宦与精英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并分析了不同政治、社会身份下文人的创作生态。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总结了文人身份变迁过程与汉魏六朝文学作品风格演进、文类地位升降和文学批评话题演生等问题的关系，试图从文人身份出发，为汉魏六朝文学史、汉魏六朝文人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人身份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徐俪成，1989年生，浙江德清人。200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2017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晨晖学者。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绪论1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1
第二节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文人身份的两个面向4
第三节“文”“文士”与“士人”9
第四节前人研究综述14
一、　汉魏六朝士人与文人关系研究16
二、　汉魏六朝文人仕宦状况研究17
三、　汉魏六朝文人集团、文人群体研究19
四、　士风与文学关系的研究23
第五节本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24

第一章俳优·颂者·文吏·儒生：汉代文人身份的转型26
第一节赋者诗流：游士到风人的转型28
一、 从诸侯游士到宫廷文人28
二、 游士土壤的失落与“见视如倡”的焦虑31
三、 从俳优之讽谏到儒士之风刺：西汉文人对赋的改造33
四、 从风到颂：统一帝国中文人政治功能的转变37
第二节治章解烦：文吏与文儒的融合41
一、 政治宣传、文书办公与书记角色的兴起41
二、 文吏与儒生之争46
三、 博学与建功：儒生与文人的融合51
第三节高衢骋力：汉末游士之风的复兴55
一、 走出乡里：东汉文人的求仕路径55
二、 汉末重才之风与文人地位的提升60
本章小结65

第二章君主·名士·皇族：晋宋文人群体的扩展与社会身份的
改变67
第一节“宾主同作”与士族文学的兴起67
一、 从“君命臣作”到“宾主同作”：公宴诗作者地位的提高67
二、 两晋十六国“宾主同作”的扩展73
第二节从清谈之士到文义之士：东晋名士的转型80
一、 清谈中的言文会通80
二、 桓、谢与名士文人化的开端87
第三节宋初皇族与南朝尚文态势的形成94
一、 从“雅道无闻”到“宋武爱文”94
二、 文学侍从与宋初宗室的文学爱好的培养101
本章小结108

第三章从“奉酬顾问”到“文学相处”：南朝文人的侍从角色110
第一节清选官与侍从角色110
第二节清选官的具体职务112
一、 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112
二、 秘书、著作116
三、 东宫属官（附诸王属官）121
四、 中书令（中书侍郎）129
五、 吏部尚书（吏部郎）131
第三节侍从角色的特性与对文学活动的推动作用133
一、 高门“官历”：侍从角色的官职“连续统”133
二、 侍从角色的集聚性与诗文创作的集群效应138
三、 “清官”之“清”与高门士族诗赋写作142
本章小结145

第四章侍从角色与汉魏六朝的即席文学147
第一节汉魏六朝公宴诗的政治功能148
一、 陈诗展义：公宴诗的政治宣传意义151
二、 赋诗观志：公宴诗的政见表达功能155
三、 寄诗以亲：公宴诗的君臣纽带作用159
四、 建功与隐逸：作者政治处境对公宴诗主题的影响163
第二节即席写作与尚敏之风167
一、 贵速与即席：尚敏之风兴起的原因168
二、 刻烛与争敏：南朝即席写作的规则化与竞赛化172
三、 天机的捕捉：尚敏之风与南朝的灵感论178
四、 从雕饰到天然：尚敏之风与齐梁诗风的变化182
本章小结187

第五章“属辞劝表，文人之伟者”
——侍从、书记的合流189
第一节侍从与书记的地位之别189
一、 南朝书记角色的发展189
二、 侍从与书记的地位差别192
第二节南朝开府宗室的三套僚佐系统194
一、 士族群体的扩大与幕府僚佐起家的普及194
二、 州府僚佐、军府僚佐与王国僚佐195
三、 军府、王国僚佐与府主的依附关系199
第三节宗室开府之风与军府僚佐身份的变化202
一、 宗室开府之风与军府僚佐地位的提高202
二、 军府文职僚佐的两重角色及文学活动207
第四节侍从、书记在文人身上的合流210
一、 南朝书记角色的侍从化
——以记室参军和掌书记为核心210
二、 南朝“文笔兼能”文人的个案分析：
刘绘、王融、谢朓、江淹216
第五节南朝后期书记的“华要”化与“笔”体地位的提升221
一、 书记角色的“华要”化222
二、 以书记为文宗：陈朝君主对书记地位的提升224
本章小结228

第六章书记角色与汉魏六朝公文的功能转换230
第一节汉魏六朝文人的连珠体练习与公文的骈俪化230
一、 连珠与公文的关系：连珠体起源再探231
二、 陆机《演连珠》与连珠体的骈俪化234
三、 连珠体与六朝公文的骈俪化：以荐举文为中心237
四、 事理相承与文辞相应：公文中连珠句的引入方式240
五、 结论244
第二节汉魏六朝文人的檄文写作与檄文的文学化245
一、 檄文的起源与政治、军事功能247
二、 成为“文章”的公文：檄文的文学性阅读251
三、 功能性的消隐与文学性的突显：檄文在类书中的变貌254
四、 向谁作檄：文学性阅读与檄文的拟题258
本章小结262

第七章“与世相绝”与“以诗示志”：隐士与地方官员的身份书写263
第一节寄意与适性：从陶渊明诗看隐士的身份书写263
一、 “寄意一言外”：诗歌对隐士之“意”的传递263
二、 赋诗自娱：诗歌写作与隐士形象270
三、 “适性”的创作：陶渊明诗歌风格与“性刚才拙”的统一272
四、 以文观德：陶渊明作品与隐士身份的关系275
第二节山水与止足：谢灵运的名士身份书写278
一、 黄屋非尧心：“心”与“迹”的辩证关系279
二、 从“止足”到“隐逸”：谢灵运诗中的身份书写283
三、 “栖清旷于山川”：山居诗赋与“山居隐士”的身份定位288
第三节“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谢朓对谢灵运身份书写的
继承与发展292
一、 谢朓宣城诗对谢灵运永嘉诗的继承292
二、 “会是共治情”：谢朓宣城诗中对“二千石”政治角色的
书写294
本章小结298

第八章“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士人群体的幼年文学训练与
精英身份的生产301
第一节“幼属文”的概念及南朝以前的发展状况301
一、 “幼童”的范围301
二、 汉魏之间的“幼属文”事迹与学习途径304
第二节南朝追求早仕之风与属文年龄的提前308
一、 南朝士人年寿之忧312
二、 年寿之忧与早仕之风316
第三节幼童教育中文章与学问先后关系的转换319
一、 由先通经到先文采319
二、 幼童的诗文学习之途322
第四节幼属文与齐、梁文论中的才学关系之辨325
一、 “幼属文”之风与“文才天授”观325
二、 南朝文论中的“才主学辅”观念331
第五节“幼属文”事迹的传播与高门士族的精英身份再生产333
一、 家族长辈的直接推扬335
二、 “舅氏”与“父友”的作用338
三、 高门与寒士在“幼属文”宣传资源上的落差340
本章小结344

第九章梁武帝的选才新政与“才子”的身份变化346
第一节从政才到文才：“才子”内涵的演变346
第二节梁武帝与“才子”称号的普及351
一、 梁武帝的选官新倾向与“才子”身份的认定351
二、 武帝的文学地位与“才子”认定的权威性354
三、 “诏授”与“才子”的快速迁转途径357
第三节“创革礼乐”与“献赋阙下”：梁初“才子”的政治功能362
一、 梁武帝的“创革礼乐”362
二、 “才子”赋颂与南北朝正统之争——重读《石阙铭》364
第四节“后进文士”的政治角色：待诏文德与会聚兰台372
一、 文德省的设立与文德待诏的意义372
二、 “兰台聚”与御史地位的提高376
本章小结388第十章文人社会身份的变化与“以文观才”“文人无行”观念的
产生390
第一节“以文观才”的成立391
一、 从“赋诗观志”到“以文观才”391
二、 “以文观才”的理论与实践394
第二节才俗之隔：文人身份认同的形成399
一、 “才俗之隔”的形成399
二、 从“士庶之隔”到“才俗之隔”401
第三节文人“恃才傲物”形象的成立409
一、 从“文人不护细行”到“文人恃才傲物”411
二、 文才与门第的冲突413
三、 “文士以职卑获诮”：“文人无行”批评背后的权力运作415
本章小结420

结语422

参考及引用文献429
基本古籍及整理本429
今人论著433
期刊论文438
硕博士论文445

后记446

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在古代中国，“文人”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身份概念，有“文德之人”“饱学之人”“文章之士”等多重义涵，到了东汉之后，“文章之士”成为这一概念的主要义项。关于“文人”概念的含义和流变，参见“绪论”第三节的分析。然而，“文章之士”意义上的“文人”概念，本身亦蕴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文人”可以专指那些以文学汉魏六朝的“文学”有“学问”和“文章”两种义涵（参见杨明《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收入杨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本书所用“文学”概念，如无特别说明，均采用更接近当代“文学”观念的“文章”义。创作为主要成就的人，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作家”；另一方面，“文人”又与“士人”高度相关，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成为“士人”的代名词，带有强烈的身份意义。比如，文学史中常有“文人词”“文人戏曲”“文人小说”等概念，这里的“文人”，并非泛指“作家”，而是专指“士人作家”，与创作“民间词”“民间戏曲”“民间小说”的“市井作家”相区别。由于“文人”身份与“士人”身份的高度相关性，中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一词时，常会译作Literati、　Literatiofficial或Literati and Officialdom以强调士大夫在文学方面的素养。
“文人”一词两方面的含义，显示出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但是具备诗文写作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这种现象，源于中国的一种特殊政治文化，那就是将诗文写作能力，看作成为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以文取士”。从隋唐直到晚清，科举考试中始终包括对诗文写作能力的考核，就是“以文取士”最明显的体现。在“以文取士”文化的影响下，诗文写作能力与人的政治地位和精英身份挂钩，催生了大量试图通过学习诗文写作改变身份、地位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文学创作者的庞大基底，也是中国文学繁盛生态的重要推动力。
“以文取士”的政治文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在战国、秦汉之际，士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擅长诗文写作的人，但这只可看作个人的爱好，很少影响到士人社会身份或政治角色。直到东汉中后期，士人群体中才开始普遍形成对诗文写作的爱好和重视。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士大夫具文学艺术之修养，本不足异……然就文学艺术之欣赏为生活思想之一部分并蔚成风尚而言，则其事实起于东汉中叶以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六章《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295页。需要补充的是，即使在东汉中叶，将文才和仕宦联系的观念，还没有被社会舆论普遍接受。东汉末年，汉灵帝开鸿都门学，以辞赋书法取士，在这个念头还只是构想的时候，蔡邕就上封事阻止，认为鸿都门学“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后汉书》卷六十，第1999页。。上书者蔡邕本人精通辞赋诔碑，本以文才著称，但仍将文才称为“才之小者”，认为其与匡国理政毫无关系；再加上封事中“众心不厌”的表述，皆表明东汉末期的士人，大多仍不认为诗文写作能力对士人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但到了五百年后的唐代，社会舆论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绝大多数士人都将“以文取士”视为理所当然。中唐时柳宗元在写给岳父杨凭的《与杨京兆凭书》中评价当时的选官准则说：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9页。柳宗元认为，以文取士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唐朝的繁荣，与朝廷中“文章之大盛”有莫大的关系，这种观点，和蔡邕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东汉末年文章“非以教化取士之本”，到唐代中期“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对士人的意义从陶冶性情的消遣一跃而成为取得精英身份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最终形成唐代“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的局面。
那么这种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呢？隋唐开始实行诗文取士，是最容易想到的原因，但隋唐能够实行诗文取士的前提，是整个社会舆论中已经产生了“以文取士”的土壤，正如龚鹏程先生在分析唐代科举重进士风气产生原因时所说：“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不因官方意识而转移的。政府的措施，符合了社会的心理与需求，便广受赞美；违逆了，则根本达不成什么效果。……整个社会看重文学的价值，认定了能写文章的人就是要比光会读书的人高明，所以明经必不如进士。”龚鹏程《唐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9—220页。由此可见，唐代实行诗文取士之前，社会就已经有了尚文的整体风气，而这种尚文风气的产生，则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姚察在《梁书·江淹任昉传》的末尾，比较了南朝和汉代取士标准的不同：“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江淹、任昉）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梁书》卷十四，第258页。按照当时对“文史”概念的使用方式，姚察所说的“文史”，大约包括文章写作与史书编纂两项，但主要还是偏向文辞。参见胡宝国《从经史之学到文史之学》，收入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68页。在与南朝长期对峙的北朝，选官标准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北史·文苑·樊逊传》载：（天保）八年（557），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北史》卷八十三，第2790页。杨愔所举三位后生精英中，卢思道和樊逊均以文章出名，其中卢思道另有范阳卢氏的高门背景，暂且不论；樊逊不但“门族寒陋”，而且“貌丑陋”《北史》卷八十三，第2788页。，只凭文章之才便可以破格担任员外将军，证明文章之才已经成为北齐衡量任官资格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又《北齐书·儒林·刘昼传》载儒生刘昼在河清初年：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北齐书》卷四十四，第589页；据《校勘记》，原文中“举季才”应为“举秀才”。刘昼这样精习《三礼》和《服氏春秋》的正统经学家，为了考策得第被迫转习作文，证明北齐的精英评价标准也和南朝一样，经历了一个由经学趋向文史的转变。
上面所举的种种例子表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将文才定为判断士人才能高下的最重要标准。这种尚文的风气，不仅仅与取士程序有关，更全方位地影响到了士人的地位和个人评价，隋唐科举明确在选举制度中加入对诗文写作的考核，只是这种观念转变的制度化呈现而已。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