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荫龙诗文集(精) 9787559801272
全新正版 可开票 支持7天无理由，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22.46 3.3折 ￥ 68 全新
库存2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编者:朱龙华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01272
出版时间2018-09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30297634
上书时间2024-01-2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后 记
父亲的文稿，历经战乱，损毁繁多，本书为迄今所能搜集到的诗文（除编辑、辑录的前人文集，选本，代笔碑文外）之全集，并遵循父亲遗愿，以《甘寂寞室诗词集》与《甘寂寞室文集》结集。其中绝大多数文章曾在20世纪40年代的《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以前出版的《朱荫龙诗文选》、《甘寂寞室集》（线装本）中的诗文都已收入本书中。这些诗文全部都经重新校勘，改正了缺误处。但由于原稿的年代较远，诗文中尚有部分缺失处无法补全，希望读者见谅。父亲的一些著作：《词学零札》《〈说文解字〉句例初稿》《石涛丛考》《王半塘先生年谱》等，现藏于桂林市图书馆。由于客观原因，本书未及收入刊印，或可待将来结集出版。
本书的出版，前承桂林市政协、广西文史研究馆、桂林博物馆、桂林图书馆大力支持；此次刊布，蒙桂林市政协魏华龄、王玉梅两位副主席，作家尹汉胤先生，画家沈丰明先生，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庞伟民同志以及广西师范大学诸位领导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同志，广西师大档案馆，宜兴尹瘦石艺术馆，山西大学档案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桂林靖江王陵博物馆，桂林桂海碑林等个人和单位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编成，二哥龙华，大妹袭南，小妹袭明，堂兄大哥袭文，以及晚辈北鸿、迅红、艺红、朱勤、朱江，都作了很大努力，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我们缅怀父亲，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朱西昌
2016年6月
【免费在线读】
商品简介
朱荫龙(1912—1960)，字琴可，自号甘寂寞室主人，幼年得旧学之传，青年就读于北平民国大学。治学涉猎颇广，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尤有贡献。曾在南宁、桂林等地任教，并曾任广西通志馆编审，后在山西大学任教。朱荫龙自幼学习古诗词，曾有“桂林才子”之誉。
本书是朱荫龙先生作品的合集，包括其创作的诗、词、文，并附有章士钊、柳亚子等人与朱荫龙的唱和诗词、来往书信及对他的评价追念等文章。朱荫龙后辈收集整理，许多文字为*手资料，弥足珍贵，是一本了解“桂林才子”朱荫龙为人、学识、才华的集子。
作者简介
朱龙华，1931年生，广西桂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世界古代文化史和欧洲文艺复兴史的教学与研究。撰有《希腊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等多部学术专著，编有教材《世界历史•上古史》等，译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等书。曾应邀到意大利和希腊进行学术访问。
目录
代序
甘寂寞室诗词集
甘寂寞室文集
朱荫龙年谱
附录
后记
内容摘要
朱荫龙（1912—1960），字琴可，自号甘寂寞室主人，幼年得旧学之传，青年就读于北平民国大学，曾有“桂林才子”之誉。这本由朱龙华主编的《朱荫龙诗文集(精)》是朱荫龙生前作品的合集，包括其创作的诗、词、文，章士钊、柳亚子等人与朱荫龙的唱和诗词、来往书信及对朱荫龙的评价追念等文章。书稿内容由朱荫龙后代收集整理，包括珍贵的照片和文字资料。
主编推荐1. “桂林才子”朱荫龙后辈整理的*手资料。
2. 内容丰富，包括朱荫龙创作的诗、词、文，以及与章士钊、柳亚子、茅盾、田汉、陈迩冬等学者的往来唱和。
【内容简介】
精彩内容
古典诗词的天鹅之歌——忆父亲（节选）北京大学教授 朱龙华1941—1942年，在有“抗战文化名城”之称的桂林，一位30岁左右的本地青年创作的古典诗词，受到先后来访的文坛泰斗级大师章士钊先生、柳亚子先生的高度赞赏，他就是我的父亲朱荫龙，又称朱琴可。章士钊先生评论他说：“适游桂林，与临桂朱荫龙琴可遇。琴可年未三十，治小学，勤文辞，都有条理，尤笃于词……颇以恢张广西词自任。”柳亚子先生在敌占香港之后“间关内渡，止于粤西”，定居桂林三年，开始了他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他把在桂所写编为《骖鸾集》，共有十卷之多。在卷一序言中，柳亚老坦言：“起予者专享田寿昌，晚乃获朱琴可，半载以还，更唱迭和，亦既裒然成帙矣。”亚老在此把父亲和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相提并论，不免有点过誉，但他对父亲的亲切指导和高度评价确是很好令人感动的，因此徐铸成先生说当时他在桂林常听闻老先生们“对琴可之清丽诗词，赞赏不绝口，称其功基之深，辞藻之美，不愧为当时诗坛之俊秀”。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学生，对父亲受到高度评价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但年幼无知，又说不出什么道理。后来我读父亲写的《柳亚子先生及其诗》，开篇就引用了亚老说的一席惊人的话：“我是喜欢写旧诗的人，不过我敢大胆地肯定说道：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作旧诗的了。”旧诗即古典诗词，亚老此话是明指古典诗词已到了最后阶段，父亲是接近同意的，因此他从不教，也不要我们学写旧诗，要的是“少看线装书，多学新文化”。当时我知道西方童话有天鹅最后的歌声优婉无比的故事，就觉得正好用它来譬喻或形容这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古典诗词，于是我就有了“古典诗词的天鹅之歌”的自以为是的想法，这有点“童言无忌”般的顽皮，却也包含了对柳亚老带头、父亲和众多诗家词人参与的诗词活动奋发自强的缅怀和崇敬。只愧我自己才疏学浅，几十年来一直是古典诗词的门外汉，未敢班门弄斧，这个想法也就始终秘而不宣。今年获知庞伟民先生对我父亲写了内容丰富的评传，我的弟妹子侄多年搜集整理父亲诗文遗稿的工作也有了可喜的成果，准备合编出版《朱荫龙诗文集》。他们都希望我围绕这段童年往事写一回忆短文，盛情之下，勉强动笔，自述心声，绝不是什么学术定论，知者悯其愚直可也。在我10岁左右，便觉得父亲和周围的人有点不同，那是从问父亲为什么取“琴可”这个名字引起的。有一天，父亲陪我上学，进校门后有老师认识他，就叫他“琴可先生”，我好像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恭敬地叫他，虽不知“琴可”二字怎样写，却记住了音。后来回到家就问父亲这两个字怎么写，是什么意思。他说：“‘琴可’就是‘荆轲’，你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吗？”我点了点头，他就高兴地说：“我最佩服荆轲，要学习他！”这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父亲要这样学荆轲就使他和别人真的有点差别了。荆轲是武侠，父亲却是标准的文人，根本不会武，他学的就是侠义的精神了。那时，我常听到家里老人埋怨父亲死读书不理家事，人人讲究的升官发财他却不理会，我想这就是父亲的荆轲精神的一个表现吧。1944年，父亲请画家尹瘦石为他画一幅全身肖像，背景是桂林山水。画上父亲自题诗说：“放诞朴愚两得真，尹郎妙手擅传神。”在小注中他引龚璱人诗“朴愚伤于家，放诞忌于国”，说与他自己十年来的作为很相似。我觉得“放诞”是意味着政治上敢言敢批，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持批评态度，因此不愿做官同流合污，更不用说升官了；“朴愚”意味着重义轻利，不善理财，更不必说发财了。这就是父亲不屑于升官发财的荆轲精神——也可说琴可精神的核心价值观。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不仅使他有所不为，还更使他有所为。他有自己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大业”，主要就是章士钊先生所说的 “笃于词……颇以恢张广西词自任” 。1943年，父亲曾以反讥自嘲的口气写了一篇《乞官》长诗，先形容他不愿做官遭到“妻拏纷诟詈，戚友交讥弹。家风隳吾手，里评等嚣顽”。然后反过来坚决捍卫自己的抱负：“负气不可屈，当门竟种兰……抗志期万古，绝业许名山……论世气纵横，一座惊危言。千夫纷指目，色笑腾乡讪。”那些年（1941—1944）他在章士钊、柳亚子二老和田汉先生等左翼作家的启迪开导下，取得诗词创作的丰收，气魄更大、意境更深、信心更强，岂不也是他的荆轲精神焕发出的灿烂耀眼之光吗？通常说唐诗宋词，就是指诗（古典诗）的写作在唐朝最盛，词的写作在宋朝最盛，以后的诗词都不如它们，元明如此，到清朝就更不如了。一般而言，这是一个规律，但也有例外，那就是词的创作和研究，或曰词学，在清朝中期以后有特别繁盛的发展，学人们通称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嘉道谓嘉庆、道光年间，也就是19世纪前半期，从此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正好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最后60年，即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又称晚清，则更有发展，而且和广西桂林关系密切。因为“晚清词学四大家”，桂林人王鹏运、况周颐就占了两位，其他两位也受到王鹏运的影响，可说以王为首。王鹏运开创的临桂词派（亦称广西词派）也使桂林的名声得以发扬。这段粗略的回顾可说是了解父亲“以恢张广西词自任”为终身大业的一个词史发展的大背景。不过前人说的“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主要是指数量而言。据不接近统计，嘉道以后到清末有词集传世的词人数量在三千以上，可谓少见，然而质量、水平如何，则是颇有争论的。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也用了“嘉道以后”这个分期，但认为质量是仍未全脱词已衰这个规律。他说：“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模拟也。”（《人间词话》补遗第十七、《人间词话甲稿序》，这个序的作者署名为樊志高，据考证实为王国维自己所写。）王国维的评述代表了对晚清词质量欠高的普遍看法，虽然他也注意到晚清临桂派的王鹏运、况周颐，且评价较高（《人间词话》卷下第二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及四十七），但他未注意到王鹏运以“重、拙、大”为词作新风格基础的关键意义，评述似乎有欠公允全面。王鹏运提倡的“重、拙、大”，以我粗浅的体会，“重”是反对轻巧娇艳，代之以沉郁悲壮之风；“拙”则是质朴无华，近地气而去浮俗；“大”简单说就是关心国家大事，也有强调气概浩阔之意。可以说是针对时弊全面革新词作的纲领。父亲提倡发扬以王为首的临桂词派“重、拙、大”的风格，不仅就词学革新而言，还特别注意到它和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在父亲写呈章士钊先生“以证心印”的《莺啼序》一词中，以八国联军1900年（庚子）攻陷北京，王鹏运写词悲歌痛哭、怒斥当道的事例说：“记庚年、鼓角秋边泪……随意大笔翻腾，重拙洗净红翠。”情真意切，代表了新词派在民族危难时振臂高呼之声。从鸦片战争以来，神州大地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危险越来越重，有识之士的诗词创作中可见革新救亡的呼声，临桂词派可说是较早的代表之一。王鹏运的政治态度也是较进步的，他做官时“以直言名天下”，同情康、梁的改革运动，支持开办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康有为最初的一些有关改革的奏章因位微言轻不能上达，他就代为转呈光绪。改革失败后，他离职南下，以悲愤的心情继续在苏州从事词作。他的影响很大，不仅诗词界奉之为魁首，书画界也兴“重、拙、大”之风，例如活跃在苏沪一带的大画家吴昌硕画上自题可见类似“重、拙”之语，晚清画风为之一变。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即立志学古词，可能和当时书香门第喜欢教幼童读写古典诗词有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父亲5岁时拜刘名誉先生为启蒙老师。刘老是有名的饱学之士，经史之学而外还喜欢辞章训诂。他教学生认字写字、熟读四书五经之后，就引导学生初步读写古诗古词，这种以诗词助启蒙的教学是有点新意的，时人都认为他的私塾式教育要比一般的新小学优良。在刘老的教导下，父亲不仅喜欢读诗词，也懂得一些词律平仄之事和王鹏运临桂词学的由来。刘老在父亲11岁时即去世，以后他主要是靠自学完成学业。随着阅读渐多，见识渐广，他发现学写词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程，虽然在上中学时他因会写古诗古词受到师友的赞许，但他知道他的习作类似孩提牙牙学语般，接近没有水平，一律不加保存。因此他说“余为词自二十岁始”。这个“为”字虽属自谦，也极有认真严肃之意。那时他在私立北平民国大学读书，以文字音韵学为正业，也看到它有助于写词。他说当时“初填南乡子一阕，识者见谓可学，遂稍稍留意”，才表示他的词作有点新意，开始有点成熟的创作了。父亲大学毕业后，回故乡任中学教师，几经周折，按他的说法，“偃蹇多忧”，成熟的词作却逐渐见多。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日益加甚的年代，是全民抗战、烽火连天之时。作为大后方的桂林，这几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太平的，不过1938年底的几次敌机大轰炸，确实给我家带来极大的灾难。桂林石山多岩洞多，人可以在敌机来时躲避，称为“防空袭”，但整个城市被炸成一片焦土。我祖父盖了一座大房子，前通大街，后靠王城，即省政府所在地。敌机是集中轰炸这两处目标，我家夹在中间，三次大轰炸每次都中炸弹，前两次被炸倒，最后一次被烧光，我家的几间大街上的房产也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事对我父亲震动极大，除了恨死日寇，他最伤心的是家中两大书房的十万卷存书、古画全被烧毁。我们躲空袭时看到父亲的公文包里总藏着两本袖珍书，还为它们特别做了皮革封面，是万有文库的《说文解字》影印本，父亲曾告诉我说随身带着它是方便阅读，随时随地都可看。大轰炸以后，父亲的所有藏书就只剩这两本了。他在上卷扉页上先后写了两段极为沉痛的留言，书左一段说：“民国廿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敌机狂炸桂市，吾家中弹三枚，庐宇全毁，赏心图籍散失略尽，此书劫余残篇，每一展观余痛在心，益深敌忾，特识之数语俾后世子孙勿忘此国难家仇也。”书右一段则说：“吾家自十一月卅日被炸后越一月复毁于火，图籍之仅存者惟此书二册，大业未就百事已堕，发皇来兹端宜自励，不必顾破甑而生悲耳。”前一段话是要我们牢记这国难家仇，后一段则表示他要更加努力以完成大业。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书面上看到他的“大业”两字，即章士钊所谓的“以恢张广西词自任”也。这两本袖珍《说文解字》已作为传家宝永远保存在我们手中。我感觉，父亲在此所说的“端宜自励”，除了继续钻研词学外，也有抱着益深仇忾之志，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意思。按当时的情况，他上前线是不可能的，到军事机关却有些机会。大轰炸后不久，1939年春，他上中学时的校长，也曾是白崇禧的老师的李任仁先生推荐他到重庆军训部工作（白崇禧时任部长），他便欣然接受了。我记得父亲临走时高兴地对我们说：“爸爸现在是要做打日本鬼子的事了。”到重庆后，他还给我们寄来一张身穿中校军服的照片。但是到军训部秘书室任秘书后，他却逐渐感到失望了。后来他从秘书室调到中央训练团的音乐干部训练班任音韵学教官。据说有一天蒋介石为“礼贤下士”要到教官宿舍看望教官，父亲不欲相见 ，便称病不出，并在室门上挂牌“恕不会客”。这当然遭到官方嫉恨，加以他喜看进步书刊和与进步人士交谈，因此受到特务猜疑陷害，被搜查监禁。父亲坐牢的消息传回来后，家里大人们很好害怕，花了不少钱财请人沟通求救，最后才获得父亲离职回桂的处分。我清楚记得管事的奶奶带着我四处联系卖房筹款的事。轰炸后，我家经济已是捉襟见肘，现在更是入不敷出了。父亲到重庆既看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又身受特务之害，政治上更清醒了。1940年春，他从重庆回家以后，就决定全力投入已成抗战文化名城的桂林地区的社会工作，以本地人和兼职政府咨议的优势，接待来桂文化名人和进步作家。他的热情、细心和修养受到大家的称赞，他也找到了把自己的创作抱负和抗战工作结合起来的道路，以前的“偃蹇多忧”可说已不多见。那时我们先是住在城外村子里以躲轰炸，后来城里老家花园后边勉强修好一座小楼才回去。但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我们都看到父亲白天出门去忙他的工作，晚上回来仍旧读书写字到三更半夜。尽管困难还是在不断买书，后来我们那小楼就有两间房又装满了书。也听到大人们说他词写得好，因此章士钊先生于1941年访桂时说父亲是“少年词宗”。从九一八事变到父亲“端宜自励”这些年，他自谦说是“十年草草”，或说是“拙重语，雅骚思。乱流并进十年期”。可惜他这十年的词作留存极少，父亲曾说他对这些词作在30岁“结集一卷，除酬酢之作例不留存外，十汰六七，得词一百廿余首”，那么它们原来的总数应在三百以上。父亲精选下的这一百多首的词集，还请章、柳二老写了序言，他是很好珍惜的，但没来得及出版，就在1944年逃难遇匪劫“与服饰金珠同归于尽”。后来父亲就回忆所及，写下有关的二十余首，就是全部留存。但从这些吉光片羽般的留存，也可看出章士钊先生称他为“少年词宗”是很恰当的。他这时奋力研学王鹏运的“重、拙、大”确有新进展和新成果。例如，王鹏运词中有一首《浣溪沙》，此词只有前后两段各分三句七言，可说是词牌中最短的，他在此寥寥数语中借一老马的形象抒发他忧国伤时的心志，尤其后一段三句：“空阔已无千里志，驰驱枉报百年心，夕阳山影白萧森。”被誉为悲壮苍凉，像父亲所说的“重拙洗净红翠”的代表作。父亲这时也写过几首《浣溪沙》，现存一首题赠友人的后一段三句则是：“啄碎花须莺自老，敲残壶嘴意何安？宵行莫怯夜风寒。”可以说词意笔风相近，但他用“敲残壶嘴”这个典故尤具新意。这是在《世说新语•豪爽》中说的一个故事：“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更增加了慷慨悲歌的意思，而且父亲很喜欢这个典故，以后的词作中也一再用之。可以说他这些年的词作为他接待章士钊、追随柳亚子而起的古典诗词创作高峰打好了基础。…… 后 记 父亲的文稿，历经战乱，损毁繁多，本书为迄今所能搜集到的诗文（除编辑、辑录的前人文集，选本，代笔碑文外）之全集，并遵循父亲遗愿，以《甘寂寞室诗词集》与《甘寂寞室文集》结集。其中绝大多数文章曾在20世纪40年代的《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以前出版的《朱荫龙诗文选》、《甘寂寞室集》（线装本）中的诗文都已收入本书中。这些诗文全部都经重新校勘，改正了缺误处。但由于原稿的年代较远，诗文中尚有部分缺失处无法补全，希望读者见谅。父亲的一些著作：《词学零札》《〈说文解字〉句例初稿》《石涛丛考》《王半塘先生年谱》等，现藏于桂林市图书馆。由于客观原因，本书未及收入刊印，或可待将来结集出版。 本书的出版，前承桂林市政协、广西文史研究馆、桂林博物馆、桂林图书馆大力支持；此次刊布，蒙桂林市政协魏华龄、王玉梅两位副主席，作家尹汉胤先生，画家沈丰明先生，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庞伟民同志以及广西师范大学诸位领导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同志，广西师大档案馆，宜兴尹瘦石艺术馆，山西大学档案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桂林靖江王陵博物馆，桂林桂海碑林等个人和单位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编成，二哥龙华，大妹袭南，小妹袭明，堂兄大哥袭文，以及晚辈北鸿、迅红、艺红、朱勤、朱江，都作了很大努力，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我们缅怀父亲，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朱西昌 2016年6月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