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刘正宗本（普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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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羲之
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ISBN9787572915710
出版时间2024-05
装帧精装
开本8开
纸张其他
定价75元
上书时间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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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宗年间，由弘福寺的和尚怀仁集王羲之字迹书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中国书法史上鼎鼎大名的剧迹，而碑文所涉及的事件“唐玄奘西天取经”更是著名，经由明代文人吴承恩所著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演绎渲染，在中华文化圈中，可能无人不晓。当然，现实中的玄奘法师杖策孤征，远游印度，可没有孙悟空、猪八戒等大罗金仙的辅佐，完全是一种基于虔诚宗教热情的壮举。玄奘远游十余年，从印度带回梵文经藏六百五十七部，引慈云法雨于东土。这一壮举、善举在当时连皇帝李世民也大受感动。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即命玄奘于弘福寺将诸经译成汉文，同时为之作序一篇，以拉开整个大规模译经活动之序幕。其时，还是东宫皇太子的李治亦撰《述三藏圣记》一篇。
贞观二十二年（648），李世民敕令弘福寺书法名僧怀仁广集书圣王羲之书法真迹，摹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二十余年潜心收集、研究摹习，至高宗李治咸亨三年（672），碑文集字始成。此次集字书碑，较之刻立于永徽四年（653）的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龙朔三年（663）的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二碑，在碑文内容上多了唐太宗、唐高宗的两道简短答敕以及玄奘新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正文。
怀仁集书之碑，碑通高三百五十厘米、宽一百零八厘米、厚二十八厘米。碑文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为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碑螭首方座，且碑首雕刻七佛像，故此碑亦称为“七佛圣教序”。碑原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天祐元年（904），朱温胁迫昭宗东迁洛阳，大毁长安宫室民居，“集王圣教序碑”也和其他许多名碑一样，散落于缩建后的长安城郊野，至北宋时期，才被移到京兆府文庙保护起来，成为组成“碑林”的最早名碑之一。
碑文所记之历史事件，时过境迁，如今除了史学、宗教学的专家，可能不再有人感兴趣；此碑之所以著名，完全是因为其书法的特出。中国书法经过魏晋时代的发展，已然出现一个高峰，而锺繇和王羲之、献之父子便是这座高峰上三颗璀璨的明珠。自六朝齐、梁以来，此三家之优劣已成为历代文士圈的一个话题。有人喜欢锺繇的肥古，有人喜欢王献之的妍媚，也有人深赏王羲之的不古不今、中道而行，三家各有各的粉丝，各有各的拥趸。至唐初李世民以帝王之尊提倡王羲之，遂使三家优劣之争定于一尊，从此“书圣”的桂冠也就毫无争议地加到了王羲之头上。唐初纂修《晋书》，其《王羲之传》的赞语竟由皇帝李世民亲自撰定，其中“尽善尽美”的评语也几乎成了王羲之书法的千古定评。至少，在唐初士人的书法审美观念中，王羲之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撼动的信仰，同样撰写于唐初的孙过庭《书谱序》便充分地反映了这点。这也就是怀仁以集王羲之字迹来书写《圣教序》的时代背景。
王羲之的真迹传到清代更是稀如星凤，一件唐代精勾细摹的“响拓本”右军书帖，到后世已被视同王羲之真迹。而普通人要欣赏学习右军书法，主要就是凭借碑帖刻拓。北宋时由皇家主持的《淳化阁帖》《大观帖》收有王羲之大量的手札，但这些帖的原拓本也并非普通人可以得到的。到了后世，一般人只能看到再三翻刻的《淳化阁帖》，裹头的书迹可能早就走了样。此时再回头去看看《集王圣教序》，尽管作为集字作品，章法、行气上大有可议之处，但里头的字迹到底是没有经过辗转翻摹的唐石原刻，碑里的近两千个字的底本可都是唐初怀仁亲见的王羲之真迹，那比之后世翻刻走了样的王羲之书迹岂不好了许多？倘若其拓本的年代较早，那就更是上上佳选了。
正因为《集王圣教序》对于右军书法的学习有如上述之妙用，故该碑早就很受重视，有没有唐拓不好说，但传至于今日的宋拓，仅张彦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三期）记载，已有十六种之多。凡物以稀为贵，一般的碑帖，宋拓本都已非常瞭不起了。而《集王圣教序》的存世宋拓既如此之多，于是收藏家、鉴定家们又开始在宋拓中区别出北宋拓、南宋拓之不同，不消说，当然是北宋拓更为珍贵。
但传统的区别北宋拓、南宋拓的办法并不科学，藏家或其友人总倾向于将自家的藏本往早了说，而剪裱、涂描等碑帖拓本中的常见事项也对断代産生了重大干扰。一九七三年，西安碑林在整修“石台孝经”时，发现了一件整幅的《集王圣教序》拓本，由其伴随的出土物品可以考订，该整幅拓本的时代下限是金大定十九年（1179），相当于南宋早年——宋孝宗的淳熙六年（参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载《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五期）。这一发现，可以说是为《集王圣教序》的拓本鉴定提供了时代标杆。
该整幅本《圣教》第十六行“圣慈所被”之“慈”字右上角泐，第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角与石花泐连。然则，“慈”字不损、“缘”字未连石花者，大体可视之为北宋拓本了。现在影印的这件《集王圣教序》就是这样的一个北宋拓本。
是本为剪裱册页，册高四十四厘米、宽二十七点六厘米。共十八开，每半开五行，行十一至十二字不等。此拓本为淡黄麻纸，拓工精湛，墨色浓淡相宜，字口锋利神足，笔画肥润有神。拓本前后有明人董其昌及清人郭尚先的题跋。是本明末清初时由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的刘正宗所藏，如今一般称为“刘正宗本”，即因其曾经刘氏收藏故也。至清嘉庆、道光间，转由云南昆明籍进士倪应观收藏。道光二年（1822），郭尚先在鹭门（即今日之厦门）于倪应观处见到此本，上述郭氏跋文即书于此时。至近代，是本则为民国财政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监督的浙江石门人吴乃琛收藏。后来可能又为活动在河南郑州的篆刻家杨实若递藏。1939年由河南郑晴湖送往北京，存北京文物商店，1963年又由原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从北京文物商店购得，后转捐当时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91年，陕历博新馆开放，碑林单独成馆），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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