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Zygmunt Bauman

·鲍曼

　　1925Die Angst vor den anderen. Ein Essay über Migration und Panikmache, Berlin: Suhrkamp, 2016

　　“主人，你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只是要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

　　“来自哪里”这一问题（他们渴望从保罗·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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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观念（这绝非不言而喻的定论），那么如今，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混合着祝福和诅咒，并且随着祝福所占比重的减少，诅咒正在稳步上升。我们的前辈依然坚信，未来是希望的寄寓之所，为安全也有保障。但我们想得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各种恐惧、焦虑和担忧：工作岗位日益稀缺，收入降低减少了我们和子孙生活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地位更加脆弱，我们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更加转瞬即逝，我们所掌握的工具、资源、技能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重要的是，我们感觉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如棋盘上的棋子，被不知名的玩家移来移去；他们————

——“移民恐慌”这一戏剧性事件，以其为窗口来窥探隐藏在我们当前境况之下的某些可怕事实。

/入境emigration/immigrationmigration

——·Umberto Eco“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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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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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说不会产生不受控制的不宽容：与此相反，它们只不过对预先存在、积蓄已久、极易扩散的不宽容加以利用。”这一陈述与著名的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尔特（

“危险形式”会在没有任何学说的情况下出现。毕竟，人们可以就某一原则清晰的教义学说进行争辩，以逐个反驳其明确的断言，并揭示其潜在的假设。然而，人类的原始冲动与这样的争论探讨格格不入，甚至对争论有天然的免疫力。我们或许应该指控原教旨主义者、整体论者、种族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煽动者助长并利用已然存在的“原始不宽容”来获得政治利益，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加剧了其病症——

“陌生人”和“外来者”（人们对此定义不足，知之甚少，只是觉得其行为不可预测，难以应对）即为突出的象征：因为他们近在咫尺，显而易见，因此显得触手可及。在我们锚定了目的地并标明通达目的地之路径的世界地图上，他们的位置尚未绘制、依然未知（按照定义：一旦被标定位置，他们就不再属于陌生人，而是被归入其他类别）。他们的状况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代地图上的警告标示“此地有狮”（hic sunt leonesο.κουμ.νη“野兽们”就蹲在我们的门前，只要出门，你就无法避免地会与它们相遇。

·贝克这位伟大社会分析家所表明的——19——“”，贝克指的是，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相互高度依赖的境况，也就是别处所称的全球化。在这一困境与我们调整行动以适应其前所未有之要求的能力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现在掌握的依然是过去服务于自治、独立、自主等状况的手段，这些手段是为了解决（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确立，领土自治和主权受到损害和削弱而引发的棘手局面。

“我们”时而零散、时而突然的扩张故事——150——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划分—两者时而并置时而拮抗—是人类“在世存在”（

——“世界性条件”开始对政治议程施加影响，这种机制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事实上，它不适合执行人类一体化历史中的这“后一次飞跃”：将“我们”这一概念及人类共同居住、相互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各类实践，提升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人类历史长久以来充满各种小规模的飞跃，而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这后一次飞跃绝不仅是“归属”（即自我认同）问题与领土或政治主权问题相分离：一百多年前，为了应对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多民族的现实状况（

“他们”——“自然”情感和常规反应往往是推卸自己的大国责任，背弃先前赞同共享资源和协调政策的承诺——

“证券化”（——

——hoi polloi——

　　“如果国家成为大型邻域（——·沃尔泽（

nation-states“人类公民大联合”（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der Menschheit）的愿景，与之伴随的则是现实中金融、工业、贸易、信息领域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以及不断涌现的各种违法形式。这跟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心态和情感与日益世界性的生存现实之间的对抗交锋紧密相关。 

——pouvoirs intermédiaries——“小国”的角色，程度地利用起历史遗留的准地方政治和国家垄断特权；正是这种曾被小心翼翼维护、不可剥夺的垄断特权，将“我们”与“他们”区隔开来（当然反之亦然）。对于这些小国而言，“向前”意味着“重返部落”。

——“我们”和“他们”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区分，那么对抗双方的每次相遇都不再是为了缓解冲突，而是发现和创造更多的证据证明任何缓解冲突的措施都是有悖理性和无法实施的。怀揣力求莫惹是非、避免灾祸的企图，不同部落的成员囿于优等

“秩序规则”和“正常状态”的认知范畴，人们与生俱来或被迫做出的反应是要么抵抗要么逃避，这就导致了“因为未知，所以危险”这种境况。他们的原罪或不可饶恕之罪责在于导致了精神和实干能力的丧失，其本身即为他们自然的行为混乱的后果——Ludwig Wittgenstein——“我们”和“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上演着无情的战争，战斗已经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