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德鉴

自序

德润人心 法安天下

中华民族是崇尚道德的民族，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德治思想与尚德文化。中国古老的文献《尚书·尧典》开宗明义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要求人人要行德为善。官吏要讲“官德”，要勤于政事，使民以时，轻徭薄赋，廉洁奉公；士人要讲“士德”，要有贫贱不移的志向，兼济天下的情怀，舍生取义的气节；商人要讲“商德”，经商时要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教师要讲“师德”，“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医生要讲“医德”，仁心仁术，救死扶伤；艺人要讲“艺德”，做人为艺，德艺双馨；普通老百姓也要讲“民德”，要厚道、诚实、勤劳、节俭。

官吏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分子，其品行好坏与能力强弱，直接关乎国家或地方的治乱与兴衰。中国历史上，比较自觉地提出政治道德或官德的，应当首推儒家。孔子明确指出，“为政以德”。而且，他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就是，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小人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跟着倒。换句话说，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德能对民德产生垂范与引领作用。

北宋思想家、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里，详细记叙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兴衰成败，也评价了历代君臣的道德状况。有些政治家则根据自身从政经验，提出有关为政的道德价值观，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推行新政受挫被贬之后，在《岳阳楼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为政者应当“宠辱不惊”，心系天下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抗金英雄岳飞则认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对官德的要求大致体现在以下范畴。首先是忠诚，亦即忠君道德。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主张君臣对应关系，反对臣对君的义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统治者则要求臣子忠诚，明君唐太宗也不免强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主时代已然终结，现在讲忠诚，应当体现在忠诚于国家与人民。

其次是爱民。孔子主张“仁政”，指出为政之道必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爱民，关键要尊重民众。《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古代地方长官多以“民之父母”自居，官尊民卑。事实上，人民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只有思想上重民，才会在感情上爱民。清代郑板桥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想天地间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正因为他爱民忧民，方能写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

再次是公正。在家天下时代，《吕氏春秋·贵公》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有成功治国理政经验的唐太宗认为：“为政莫若至公。”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是政治学上的原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要做到公正，必须“去私”，《吕氏春秋·去私》有言：“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春秋晋国大夫祁黄羊举贤不避亲仇，就是公正无私的体现。唯有去私为公，才能正确对待权力，而不以权谋私；才能正确对待他人，做到任人唯贤；才能正确对待功名，而不沽名钓誉。

再就是清廉。清廉自守，既是从政原则，也是道德标准。《尚书·皋陶谟》记载了皋陶提出的公职人员应遵守的“九德”，其中就有“简而廉”一条。《周礼·天官冢宰》在叙述“小宰”这一官职时指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汉代经学家郑玄把这段话的要义归结为“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也就是说，考查官员的各项标准，都以清正廉洁为本。清廉，历来是对各级官吏的道德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各级官吏在从政过程中，清廉自守，不贪污，不腐败，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与公共财富的损耗，从而提高行政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古代中国，秦汉以降，多次改朝换代，而政制几乎不变。相同政制之下，何以出现治乱兴衰不同的局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太平盛世或治世，与政治清明、道德风尚密不可分；而乱世或衰微的出现，往往与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紧密相伴。同样，一个地方，若有德才兼备的官吏治理，这个地方也就政通人和，繁荣昌盛。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崇尚道德，其实是追求贤人政治。然而，贤人政治并非常态，往往不能久存。孔子也意识到这一点，“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那么，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是否依然崇尚道德？答案是肯定的。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是具有一定约束性的规范体系。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强制性、威慑性，可稳定人们的预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重在自律，具有调节性、劝导性，滋润社会成员的心灵。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这个要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智伯的失败，归结为其人才胜德，进而精辟论述德与才之辩证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把人分为四类：德才兼备者为圣人，无才无德者为愚人，德高于才者为君子，才胜于德者为小人。提出用人优先圣人、君子，二者不可得，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当下有一种说法，德才兼备者是正品，有德无才者是次品，无德无才者是废品，有才无德者是毒品。这个说法类似于司马光的德才观，认为德不可或缺，有才无德者之所以是毒品，是因为无德者善于利用其才做坏事，为害公家或他人，毒化社会风气。

有道是知易行难，向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古代官吏，大多学而优则仕，恐怕无人不知“为政以德”，无人不晓做官要讲官德。然而，在为官生涯中真正践行道德者却凤毛麟角，他们如璀璨夺目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天空，值得后人敬仰学习。本书聚焦一些明君贤臣循吏，书写其秉持道德操守之故事，意在为当下提供历史之镜，照见自我，整衣冠，正言行。此外，本书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负面文化因素做了梳理与审视，可谓文化之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文化人，尚德修身。

本书名为《党政干部德鉴》，是此前出版的《党政干部廉鉴》之续作，希望读到这两本书的读者互动交流，并提出宝贵意见。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古代崇尚道德、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廉洁为民等方面的文章，褒扬了恪守为民之责、力行为民之举，赞颂了心底无私、举贤不避亲仇、铁骨铮铮的言行。作者聚焦历史人物，展现其为政成就与道德风采，不但讲述了汉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讲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张咏、范仲淹、郑板桥等古代名臣的为官作为，旨在引以为鉴，见贤思齐，尚德修身。本书还从全新视角审视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旨在以文化人，滋润心灵，完善人格。

陈良，湖北黄梅人，知名学者、作家，已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大量历史随笔与文学作品，出版有《人间烟火》《透视腐败》《灵魂笑忘书》《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党政干部廉鉴》等多部著作。

辑

汉文帝的俭朴 

也说唐太宗“纵囚”  

宋朝皇帝的人文修养 

小国明君邹穆公  

孟尝君是个好领导  

心底无私的任延 

初唐群贤与“贞观之治” 

姚崇的《五诫》  

爱民县令何易于 

大度宰相王旦 

北宋名臣张咏  

范仲淹的忧乐情怀 

北宋两大家相会金陵  

岳飞的言行  

阎典史的抗争  

郑板桥的为官作为  

书吏瞿学富  

黄梅古邑出廉吏 

穿越“六尺巷” 

为官力求“三不欺”  

举贤不避亲仇  

《吕氏春秋》的“修为之道” 

第二辑

穿越时空的中华人文之光  

文化自信，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重民本，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  

滋生腐败的负面文化因素 

腐败亚文化，毒害心灵和风气  

重塑价值观从讲规矩做起 

我们应如何对待财富  

重建官商交往之道  

贪官缘何迷信 

贪官的“双面人格”因何形成 

中国式人情陷阱  

信任为何渐行渐远 

传承，贵在精神与道德力量  

夫妇相处应有道 

精神的缺“钙”与补“钙” 

如何才能有权不任性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古代崇尚道德、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廉洁为民等方面的文章，褒扬了恪守为民之责、力行为民之举，赞颂了心底无私、举贤不避亲仇、铁骨铮铮的言行。作者聚焦历史人物，展现其为政成就与道德风采，不但讲述了汉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讲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张咏、范仲淹、郑板桥等古代名臣的为官作为，旨在引以为鉴，见贤思齐，尚德修身。本书还从全新视角审视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旨在以文化人，滋润心灵，完善人格。

陈良，湖北黄梅人，知名学者、作家，已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大量历史随笔与文学作品，出版有《人间烟火》《透视腐败》《灵魂笑忘书》《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党政干部廉鉴》等多部著作。

汉文帝的俭朴

公元前 157 年夏天，病重的汉文帝感觉即将离世，于是向身边人口授遗嘱，后形成临终诏书：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在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

汉文帝遗诏薄葬，旨在以身作则，纠正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在遗诏中，他指出死亡是自然现象，“厚葬”“重服”有弊无利，强调不以自身丧事骚扰吏民。所以，令天下吏民出临三天后就可以脱掉丧服，不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不要用布车、兵器送葬，夫人以下嫔妃均遣出宫归家。

汉文帝一生发布很多诏书，仅有这份临终遗诏与废除肉刑诏书完整地载入史册，足见其价值重大。史书记载，汉文帝生前“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文帝霸陵，坐落在今陕西西安东郊凤凰嘴，它依山起陵，墓室开凿于山崖中，没有封土。霸陵也曾遭盗掘，从历年出土的文物看，印证史书所载属实，除了瓦器，尚未发现金银等珍宝器物。这样简朴的陵墓，在两汉乃至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帝陵中。

何止陵墓简朴、丧事从简，汉文帝生前生活也极其俭朴。他在位二十多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测算，报告说造价百金（约一百万钱）。他顿时惊叹：“百金，相当于中产之家十户的家产，我侥幸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建造什么露台。”于是，建造露台的计划流产了。

1972 年，考古工作者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出土了漆器、竹简、陶器、木俑等文物，其中一件素纱襌衣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直裾素纱襌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如烟雾，仅有四十九克重，是世界上轻的衣服，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难以超越。据考证，这件衣服的主人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

素纱襌衣是汉文帝时期能工巧匠的杰作，尽管它流行于达官贵人之家，可是贵为天子的汉文帝却未曾享用它。汉文帝拒绝华贵衣着，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裙服。正是由于汉文帝的亲身垂范，宫中形成节俭风气，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都乐于享受。但是，汉文帝意识到帝王不能贪图享受，如若奢靡浮华，必定劳民伤财。他深刻地认识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他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减免租税，并且亲为表率。公元前 167 年，他下诏恢复帝王亲耕籍田、皇后亲桑的礼仪，以实质性行动表示对农耕的尊重。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老百姓努力耕作，日渐富庶。汉文帝去世后，汉景帝秉持先帝执政理念，奉行“与民休息”政策，于是出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乐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史书这样描述“文景之治”：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家家丰衣足食。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储藏了大量财物。京城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以致数都没法数。太仓堆满了新旧粮食，有的因为没有地方存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之间更是马匹成群，而乘年轻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能吃上小米和肉，官吏由于轻闲，就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怕犯法，都以行义为先。

班固在《汉书》中评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由此可见，文景盛世是汉文帝亲手缔造，除了施政方略，与他崇尚节俭密不可分。古代谥法，“道德博闻曰文”。汉文帝谥号为文，当之无愧。司马光评价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节俭”，其反义词是“奢侈”。作为帝王，若不注意节俭，贪图奢侈生活，后果非常严重。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确凿而生动的案例，譬如东汉灵帝，骄奢淫逸，通过卖官鬻爵敛财供自己享乐，致使王朝急剧衰落，危机四伏。隋炀帝穷奢极欲，好大喜功，透支国力，弄得民不聊生，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而且导致王朝覆灭。宋徽宗追求奢侈生活，从南方采办“花石”，在京城兴建“艮岳”，劳民伤财，加上政治腐败，直接断送北宋半壁江山。李商隐在《咏史》中感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诚哉斯言，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