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登勃洛克一家

译序 
黄燎宇
1.
1897年5月，出版商萨缪尔·费舍尔致信旅居意大利罗马的托马斯·曼：如果您肯给我机会出版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哪怕是一本篇幅不那么大的长篇小说，我将非常地高兴。”这位年仅二十二岁、只发表过几个短篇的文学青年欣然允诺。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从罗马写到慕尼黑，完成了一部以他的故乡——濒临波罗的海的吕贝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取名《布登勃洛克一家》。小说于1901年出版，出版不久便显露峥嵘，反响甚大，销量随之出现戏剧性攀升。从马赛到哥本哈根，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都有读者发出惊叹：“和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模一样。”1929年11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托马斯·曼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保守的评委们对《魔山》这样的长篇杰作和《死于威尼斯》等优秀中篇视而不见，特别强调托马斯·曼获奖是因为他写出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
时至今日，《布登勃洛克一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文学经典……初出茅庐便写出不朽的长篇，文学史上仿佛又增添了一个一不留神搞出伟大作品的奇迹。然而，托马斯·曼不相信奇迹。他在惊喜之余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起点不高、期望不大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凭什么打动世人？他冥思苦想，终于在年近半百之时豁然开朗：《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市民阶级的心灵史”，他的一生，其实只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市民变化的故事”。
为概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心思想”而绞尽脑汁的外国读者，十有八九不会因为读到托马斯·曼这一高屋建瓴的自我总结而茅塞顿开，因为“市民”恰恰是一道阻碍外国读者进入托马斯·曼艺术世界的概念屏障。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德文词Bürger。Bürger源自Burg（城堡），字面意思是“保护城堡的人”，也就是“城堡居民”或者“城市居民”，即“市民”。在西欧，市民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阶级，就存在对立面。一部欧洲近代史，就是市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历史，就是前者高举着自由、平等、知识以及劳动光荣的旗帜，与固守政权、固守旧有社会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后者对垒的历史。这场斗争在18、19世纪才尘埃落定，西欧各国的市民阶级相继登上历史的宝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引领时代。然而，尽管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德国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却和他们的近邻有所不同。Bürger一词便是例证。Bürger的内涵意义不同于英语的burgher（家道殷实，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市民）或者citiz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也不同于法语的bourgeois（资产者）或者citoy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让英文和法文译者不胜烦恼。与德国人同文同种同历史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尚且如此，中国读者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因为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查阅一本合格的现代德汉词典，我们有可能被Bürger词条搞得头晕目眩：市民，公民，市侩，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我们习惯把“市民”看成“城市居民”或者“市井俗民”的缩写，既不理解德国“市民”的关系为何如此复杂，也不明白德汉词典中的解释怎么就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地适合托马斯·曼的语境。撞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翻译家，这个词恐怕只好音译为“毕尔格”。Bürger的隐含意义如此丰富，如此驳杂，多少反映出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这中间有两点值得注意：，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德国市民阶级（das Bürgertum），实际上是一个精英阶层，是由医生、律师、工厂主、大商人、高级公务员、作家、牧师、教授以及高级文科中学教员组成的中上层。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联系形形色色的阶级成员的纽带。据考证，德国市民阶级在19世纪——历史学家们称之为das bürgerliche Zeitalter（市民时代）——中叶仅占总人口的5%，如果把匠人、小商人、小店主这类小市民也计算在内，也不超过15%。尽管德国市民阶级都是殷实之家，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话语也一直把他们统称为资产阶级，使人联想到这个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占有并崇拜财富，但是德国市民阶级很难接受单纯的资产阶级称号。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引以为豪的恰恰是财富和文化的水乳交融。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虽然他的姓名之间添了一个代表贵族身份的“封”字，他仍然被视为德国市民阶级的伟大代表）的一句箴言便充分表达出他们的文化精英意识：“若非市民家，何处有文化。”第二，从19世纪开始，Bürger这一概念便不断受到贬义化浪潮的冲击。德国浪漫派对市民阶级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把市民统统描绘成手持长矛的形象，使Bürger 和Spie?bürger（市侩，小市民）结下不解之缘；掀起“波希米亚革命”的艺术浪子们纷纷向吉普卜人看齐，浪迹天涯、无牵无挂的“波希米亚”让稳定而体面的“布尔乔亚”遭到严重的审美挫折；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认清了德国市民阶级的本质，Bürger不仅成为保守、软弱、缺乏革命性的化身，而且和来自法国的Bourgeois（资产者）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生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兴起，“市民”和“市民性”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市民阶级的文化优势也沦为笑柄，左派人士故意画蛇添足，张嘴就是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就这样，Bürger从一个原本褒义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中性的、见仁见智的概念。
托马斯·曼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和许多艺术家不同，他年纪轻轻就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归属感。人们也许会因为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吕格尔》（1903）感人至深地刻画了市民的灵魂和艺术家的灵魂如何在他心中对峙和争吵而疑心他的阶级立场发生了动摇，但是这一顾虑被他随后发表的《阁楼预言家》（1904）打消。在这篇小说中，他不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头戴礼帽、蓄着英式小胡子的中篇小说家（这是19世纪德国市民的标准形象），而且带着讥讽和怜悯描写了在阁楼上面折腾的“波希米亚”。对于他，“市民”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市民阶级是一片孕育哲学、艺术和人道主义花朵的沃土，歌德和尼采都是在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巨人，所以他托马斯·曼要保持市民阶级的特色，要捍卫市民阶级的尊严；所以他强调，“市民变化的故事”讲的只是市民如何变成艺术家，而非如何变成资产阶级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如愿以偿地被视为20世纪的歌德，被视为德国传统市民文化的集大成者。
必须指出的是，1900年前后的托马斯·曼还没有系统地反思市民问题，也没有以市民阶级的总代表自居，所以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本能地把市民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这在第四部第三章描写的市民代表大会上可谓一览无余），代表曼家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下简称布家）属于高等市民。这不足为怪。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又一例证。我们知道，托马斯·曼生在吕贝克的一个城市贵族家庭。诞生于1226年的吕贝克，其实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城市共和国，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赐予它的“帝国直辖市”地位，甚至保持到1937年。吕贝克是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商业城市，在14世纪曾为盛极一时的汉莎同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的德国航空公司就取名为“空中汉莎”）。但是，在工业化和技术化浪潮席卷德意志大地的19世纪中后期，吕贝克的社会经济发展却没有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商业和商人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主宰和核心。曼家的崛起就很说明问题：曾祖父获得吕贝克的市民权并创办粮食商行，祖父和父亲先后子承父业，其名望却超过了父辈。前者兼任荷兰驻吕贝克领事，后者则当选为市府参议，成为这个袖珍国的部长级人物。到托马斯·曼这一辈，曼家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城市贵族。所谓城市贵族，也就是贵族化的市民，是那些虽然没有放弃本阶级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但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向贵族阶级看齐的上层富裕市民。市民贵族化，符合仓廪实而知礼仪的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这种现象并非19世纪或者晚期市民阶级所独有，而是贯穿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史。城市贵族的标志，则是考究的饮食和穿着，含蓄而得体的言谈举止，还有高雅的审美趣味。可是，当市民阶级进化到城市贵族的时候，也许麻烦就出来了。这正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所触及的问题。

2.

注意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的读者，将惊喜地发现，这本讲述家族没落的小说，竟见不着多少感伤情调，反倒通篇幽默，笑声不断。透过这笑声，我们首先望见了横亘在城市贵族与中下层大众之间那条阶级鸿沟，望见了高高在上、嘲笑一切的城市贵族。不言而喻，离贵族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穷人或者说无产者是要受到嘲笑的。他们对不起贵族的听觉，因为他们一张嘴就是土话（在德国，不会说高地德语即德国普通话，是要遭人歧视的），就在闹笑话（参加共和革命的工人斯摩尔特，他在被告知吕贝克本来就是一个共和国后，便说“那么我们就再要一个”），就会说出让人难堪的话（前来祝贺汉诺洗礼的格罗勃雷本大谈坟墓和棺材）；他们也对不起贵族的嗅觉，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汗味（而非香水味）、烧酒味（而非葡萄酒或者白兰地味道）、烟草味（而非雪茄味）；他们更对不起贵族的视觉，因为他们在参加布家的丧葬或者庆典活动时，走路像狗熊，说话之前总要咽口水或者吐口水，然后再提提裤子。格罗勃雷本的鼻尖上一年四季都摇晃着一条亮晶晶的鼻涕。严格讲，小说里所有的穷人都应取名格罗勃雷本——这是Grobleben的音译，意为“粗糙的生活”。令人宽慰的是，格罗勃雷本们并非《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主要嘲笑对象，因为高高在上的托马斯·曼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除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他那卷帙浩繁的作品里几乎见不着格罗勃雷本们的踪影）。社会地位与布家相同或者相近的人受到了更多而且更尖刻的嘲笑，如布商本狄恩，酒商科本，裁缝史笃特，以及汉诺的教师。和布家联姻的佩尔曼内德和威恩申克，更是布家的大笑料。布家人不但要挑剔发音和穿着，挑剔坐相、站相、吃相，他们也看重知识和教养。谁要把《罗密欧和朱丽叶》说成席勒的剧本，或者只会欣赏静物画和裸体画，或者碰到盖尔达就问“您的小提琴好吗”，谁就会遭受无言的蔑视。
《布登勃洛克一家》并非贵族趣味指南，托马斯·曼也不是一味沾沾自喜的城市贵族，而是一个能够超越阶级局限的艺术天才。这本小说在取笑粗俗外表和低级趣味的同时，也用讥讽的目光来审视外表华丽、格调高雅的城市贵族。布家的几桩婚事便将城市贵族的痼疾和偏见暴露得一清二楚。门当户对，金钱，这是城市贵族们雷打不动的嫁娶原则。老布登勃洛克的前后妻都是富商的女儿。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规行矩步，娶了本城名门的千金，另一个则大逆不道，娶了自己所爱的小店主的女儿。这个家庭叛逆不仅受到父亲的经济制裁，似乎还得罪了老天，因为他的爱情的结晶只是三个嫁不出去的女儿。她们后来则化为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格赖埃。叔伯亲戚家发生的事情，姐妹三个用一只眼睛观察，再用一张嘴巴评论。第三代的婚姻更有戏剧性。托马斯虽与本城花店姑娘安娜有过一阵暗恋，但他后来还是非常理智地，非常风光地娶回了阿姆斯特丹百万富翁的掌上明珠；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莫尔顿很讨冬妮的欢心，但他是总领港施瓦尔茨考甫的儿子，属于小市民阶层，所以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冬妮被汉堡商人格仑利希娶走。不料她的两桩婚姻都带来灾难性后果：格仑利希是骗子而且破了产（与汉堡商界有着密切往来的布登勃洛克参议竟然对其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这也够蹊跷的了），冬妮被迫离婚。后来她嫁给慕尼黑的忽布商人佩尔曼内德，但是她忍受不了胸无大志的佩尔曼内德和与她的贵族观念格格不入的慕尼黑，所以不久便以佩尔曼内德有越轨行为为理由离了婚，回到能够让她昂首挺胸的吕贝克。她的“第三次婚姻” ——女儿的婚姻，则随着身为保险公司经理的女婿锒铛入狱而告终，布家为此蒙受了重大的经济和名誉损失。至于盖尔达，她有丰厚的陪嫁，不同凡响的美貌和情趣，但她也给布家带来孱弱的体质和危险的音乐激情（汉诺徒有布家的外貌），早早地让他们绝了望，也绝了后。同情布家的读者也许会想：莫尔顿毕业后不是很体面地在布列斯芬开起了医疗诊所吗，他不能让冬妮过上殷实而体面的生活吗？后来变成伊威尔逊太太的安娜明明是一个具有旺盛生育力的女人，她甚至在悄悄瞻仰托马斯遗容那一刻也带着身孕（掐指一算，此时的伊威尔逊太太怎么也年过四十了），当初托马斯要娶了她，第四代布登勃洛克还会形单影只，弱不禁风吗？可是，囿于阶级偏见的布家必然要拒绝莫尔顿和安娜。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这一回拒绝了健康和善良，并断送了自家的未来？
布家的衰落，难道要归咎于他们结错了婚吗？不是的。布家的没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中间掺杂着各种破坏因素。除了事与愿违的婚姻，还有骗子加败家子，加竞争对手，还有日趋下降的体质和日益脆弱的意志，还有命运的嘲弄和事情的不凑巧，所以这犹如一曲交织着天灾人祸、内因外因、必然与偶然的四面楚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和研究者，使这部百年文学名著有了层层叠叠的“副文本”和林林总总的阐述。但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似乎只有如下学说：是如狼似虎、不择手段的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以下简称哈家）造成了恪守传统商业道德的布家的没落，哈家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过渡。这是前民主德国女学者英格·迪尔森1959年明确表述，又在1975年悄悄收回的观点，其思想源头则可追溯到文论家卢卡契。是卢卡契率先在题为《寻找市民》（1948）的论文中把布家与哈家的对比和较量宣布为小说的一条思想红线。他还说，前者是“德国一度为之骄傲的市民文化的载体”，后者标志着德国市民阶级由文化主宰转变为经济主宰，也就是资产阶级（他把这种变化命名为“哈根施特罗姆式转折”）。素养极高的卢卡契还不至于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去把哈家妖魔化，但他毕竟为前东德和前苏联的研究界定下了“美化布家，贬低哈家”的基调。这种将两家关系阶级斗争化的做法，既得不到托马斯·曼的首肯——他声称自己“在睡梦之中错过了德国市民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变”，也得不到文本的支撑。通读整本小说，我们找不到哪怕一个能够说明哈家违背法律或者商业道德的事例。况且资本主义的商业道德是靠法律来约束的。保险公司经理威恩申克的下场就说明在偏远的吕贝克也照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朝气蓬勃、与时俱进，这是哈家生意红火的主要原因；雄厚的财力加上“自由和宽容”的天性，又使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声望与日俱增：初来乍到的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还因为娶了一个西姆灵格为妻而遭到具有排犹倾向的布登勃洛克们的疏远和冷遇，但是他的儿子亥尔曼已经可以在议员竞选中与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较量，并险些获胜。他们当然有缺陷，有些还非常令人反感，如肥胖，塌鼻，说话咂舌，珠光宝气，对文物保护不感兴趣，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审美缺陷与道德污点混为一谈（如果读者的眼光被“布登勃洛克化”，特别是“冬妮·布登勃洛克化”，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换言之，哈家的兴旺与布家的衰落，不能归咎于好人吃亏，坏人当道。他们充其量让人看到穷人富了没模样，富人穷了不走样。

《布登勃洛克一家》描写的是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间的兴衰史。通过布登勃洛克家族在垄断资产阶级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细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但因作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小说对帝国主义势力持无能为力的消极态度，对自由资产阶级抱无可奈何的哀惋情绪。

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二十世纪德国文坛为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吕贝克名门望族之家。1901年，以长篇小说处女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声名煊赫，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1924年，以另一部长篇小说《魔山》闻名世界。还著有《浮士德博士》《绿蒂在魏玛》《托尼奥·克勒格尔》《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等作品。1929年，由于曼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是由于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傅惟慈，文学翻译家，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译作颇丰。50年代从俄语及德语译介了匈牙利、波兰等国当代文学作品，从50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任理事。主要译作有：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席勒评传》，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亨利希·曼《臣仆》，毕希纳《丹东之死》，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布登勃洛克一家》描写的是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间的兴衰史。通过布登勃洛克家族在垄断资产阶级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细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但因作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小说对帝国主义势力持无能为力的消极态度，对自由资产阶级抱无可奈何的哀惋情绪。

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二十世纪德国文坛为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吕贝克名门望族之家。1901年，以长篇小说处女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声名煊赫，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1924年，以另一部长篇小说《魔山》闻名世界。还著有《浮士德博士》《绿蒂在魏玛》《托尼奥·克勒格尔》《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等作品。1929年，由于曼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是由于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傅惟慈，文学翻译家，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译作颇丰。50年代从俄语及德语译介了匈牙利、波兰等国当代文学作品，从50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任理事。主要译作有：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席勒评传》，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亨利希·曼《臣仆》，毕希纳《丹东之死》，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部 章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
“不错，怪事，下面到底是什么，问题正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姑娘！” 
布登勃洛克参议夫人和她的婆婆并排坐在一张白漆长沙发上，沙发用淡黄缎子蒙面，椅背上装饰着一个镀金的狮子头。她向坐在自己身旁安乐椅上的丈夫望了一眼，就来给小女儿解围。小女孩这时正由坐在窗前的祖父抱在膝头上。
“冬妮！”她提示说，我相信，上帝……”
娇小的八岁的小安冬妮穿着闪光的薄绸衣，一头金发的美丽的小脑袋稍微从祖父面孔旁边扭开来一些，蓝灰色的眼睛茫然地、努力思索着向屋子里张望，嘴里又重复了一遍：“下面是什么？”接着慢吞吞地念下去：“我相信，上帝……”这时她的脸光亮起来，迅速地说完了这个句子，……创造了我以及一切生物……”她这时已经念顺了口，不禁喜形于色，一字不差地一口气把教义问答上的这篇文章背下去。这本教义问答是在不久前——1835年，得到一个非常明智的市议会批准修订出版的。一旦顺利地开了头，她心里想，那感觉就像在冬天同哥哥坐着小雪橇从“耶路撒冷山”上滑下来似的：脑子里还没想好就滑了下去，要停也停不住。
“‘创造了衣帽鞋履，’”她背诵道，“‘饮食肴馔，家宅庭院，妻子儿女，田亩牲畜……’”正念到这里，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先生突然笑起来——爽朗地却又有所抑制地哧哧笑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忍俊不禁了。他觉得很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个机会跟教义问答开个玩笑。说不定正是为了这个他才想到考一考他的小孙女呢。他打听冬妮有多少田地和牲口，问她一口袋麦子要多少钱，提出来要跟她做一笔买卖。他那红扑扑的、一团和气的脸膛——他无论多么装腔作势也不能使这副脸膛带上怒容——镶嵌在扑着粉的雪白的头发中间，一绺类似发辫的头发垂在灰鼠色外衣的宽领子上。虽然年纪已经将近七十岁，他的衣着却仍然保持着年轻时的式样，只是在纽扣和大衣袋中间没有缝着金银丝带罢了，至于长裤他却一生也没穿过。他的宽大的双下巴舒适地紧贴在白色绉花胸巾上，显得非常舒适。
大家都随着他的笑声笑起来，但这只不过是出自对一家之长的敬意。安冬内特·布登勃洛克老太太（她的娘家姓杜商）也嘻嘻地笑起来，那神情和她丈夫的一模一样。她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妇人，密密的白色鬈发一直压到耳朵上。身上穿着一件没有什么装饰的黑灰条纹衣服，这件衣服显示了她的天生质朴的性格。一双生得特别纤巧、白嫩的手，握着一只天鹅绒的针线口袋，平摆在膝头上。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面貌也越来越像她的丈夫了；这真是一件怪事。只有从她的眼形和幽暗、灵活的眼睛才可以稍微看出一点她体内还有一半拉丁血统。这位老太太虽然生于汉堡，然而祖辈却有着法国—瑞士血统。
老太太的儿媳妇，伊丽莎白·布登勃洛克参议夫人，娘家姓克罗格。她笑的样子，可以说是继承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