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举要

自 序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学术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倡议编纂一部综合性的大型《中华文明史》，得到许多学者、专家的关注与支持，于是响应之风，沛然而起。1989年10月，《中华文明史》卷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十卷本《中华文明史》在该社全部出版，全书约一千一二百万字。

    《中华文明史》的宗旨是：“欲将横贯九州方夷、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灿然著在简册，克备一家之史。”其主要特点是：“首先，‘中华文明’是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主体脉络及其总体水平，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范畴，以及二者兼有的自然生存环境。其次，《中华文明史》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中华文明史·前言》）《中华文明史》在内容上包含二十一个学科史，在撰述与编纂要求上是纵向贯通撰写，横向断代编纂，全书凡十卷，即史前、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代前期、清代后期。

     我有幸参与这项大型文化工程，承担中国史学史的撰写。这是我次独力撰述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全过程，按《中华文明史》分卷的体例要求，共写出九章，每章三四万字，分别编入《中华文明史》的第二至第十卷。各章标目依次为：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成果丰硕的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由于《中华文明史》包含二十多个学科的发展史，故各章标目都应突出学科的本色，所以我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每章标目都有“史学”或与史学相关的字样，以显示史学在全书中的位置和特色。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同我后来的研究与撰述有密切的联系。1996年，我在撰写上述《中华文明史》中的“中国史学史”基础上，着手撰写《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并于1999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此书较之于前者，一是增写了包含六节的长篇导论；二是在正文部分增写了有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批评以及与史家主体意识发展相关联的忧患意识、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等；三是附了两篇笔者评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文。此书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从80年代末至今，我写这本书，断断续续经历了十年。一则是因为常常有别的事情而把它搁置下来，二则是因为有许多困扰需要进一步去读书和思考。其间，一部分撰述所得虽以不同形式陆续发表，但我始终不能忘怀的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这已成了我对于这门专史、这门学科的极其虔诚的夙愿。”（《中国史学史纲》，第2页）这段话表明，从《中华文明史》中的“中国史学史”撰述，到《中国史学史纲》一书，是著者在十年中学习、研究、撰述中国史学史的两个阶段。从二者总的面貌来看，后者在理论上和认识上有了进一步深入。

     《中国史学史纲》在北京出版社印刷了三次；2010年改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增写了第十章“史学的深刻变革—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主要趋势”，至今印刷了六次。2002年，台湾地区的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繁体版。海峡两岸有十多所高校历史专业将其用作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材或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参考用书。作为博士生学习、研究参考用书，当是可供选择的著作，但作为本科教材，大多认为部帙略嫌重了些。

     近来，因查阅《中华文明史》，不经意想到，可否把其中的“中国史学史”部分辑出，使之成为一本独立的“中国史学史讲话”或“中国史学史举要”？我将这一想法提出来向商务印书馆丁波先生请教，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认为将之以“中国史学史举要”命名出版，与《中国史学史纲》既有学术上的联系，又各有自身的主要阅读对象，前者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后者则面向史学专业工作者。丁波先生的意见，打消了我思想上的一些顾虑，于是决定把二十多年前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这部分文稿汇辑起来予以出版，定名为《中国史学史举要》。全书在内容、体例、文字表述上一仍其旧，只有一处在编次上略有调整，即原与宋代史学同属一章的辽、金史学，现将其与元代史学合为一章，以彰显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

     以上关于本书与《中华文明史》中的“中国史学史”部分的关系，以及它与《中国史学史纲》的历史联系，其来龙去脉，大抵如此。本书所述内容，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后，有机会作为一个独立整体奉献给读者，是其之所幸，是作者之所幸。我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厚爱，感谢丁波先生的宝贵意见和热情支持！

是为序。

瞿林东

2020 年8月18日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本书是一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的介绍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普及读物。凡九章，从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本书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本书是一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的介绍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普及读物。凡九章，从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本书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瞿林东，生于1937年，安徽省肥东县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等职。师从白寿彝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颇有建树，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史学史教程》等。

章 史学的兴起（先秦时期）

节 史学的源头

第二节 史学萌芽于官府

第三节 私人历史撰述的出现

第二章 “正史”的创建（秦汉时期）

节 政治大一统造就了新的史学

第二节 司马迁《史记》—中国史学的奠基石

第三节 《汉书》——“正史”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史学的多方面成就和《汉纪》的继出

第三章 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节 史学发展的面貌

第二节　“正史”撰述的新发展

第三节 地方史、民族史和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第四节 家史、谱牒和别传 

第四章 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隋唐五代时期）

节 官修史书的成就 

第二节 刘知幾《史通》—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第三节 杜佑《通典》—部典章制度史的创立

第四节 通史著作、历史笔记和其他史学成就

第五章 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两宋时期）

节 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巨著

第二节 郑樵《通志》——纪传体通史的发展

第三节 正史和会要的发展

第四节 当朝史撰述的发达

第五节 历史文献学的多方面成就

第六章 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辽夏金元时期）

节 史学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 史学及其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第三节 《蒙古秘史》及其他

第四节 政书和实录

第五节 元修辽、金、宋三朝正史

第六节 《通鉴》学的发展和《通鉴》胡注的成就

第七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典制体通史范围的扩大

第七章 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时期）

节 实录和其他官修史书

第二节 方志和稗史

第三节 经济史著作

第四节 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

第五节 晚明史学的崛起

第八章 古代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前期）

节 官修史书的成就

第二节 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发展

第三节 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

第四节 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第五节 阮元和龚自珍

第九章 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后期）

节 史学的分化

第二节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第三节 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第四节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后记

本书是一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的介绍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普及读物。凡九章，从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本书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瞿林东，生于1937年，安徽省肥东县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等职。师从白寿彝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颇有建树，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史学史教程》等。

《中国史学史举要》：
　　唐朝在建立之初，一方面大力修撰前代史，一方面重视国史的撰述。据《唐会要》卷63至卷64关于史馆的记载，有“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项，涉及史学的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仅其“修国史”一项，所记起于贞观十七年（643），止于大顺二年（891），足见唐朝统治者和唐代史家对于国史的重视，唐朝国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三个方面。起居注是按“君举必书”的古义，史官所记皇帝的言行录。《新唐书·褚遂良传》谓：“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记每一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国史是根据起居注、实录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资料撰成的纪传体皇朝史，它跟先秦时期西周和各诸侯国的国史是有区别的。唐朝的国史撰述，以修撰实录成绩为突出。据《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著录，唐代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开元起居注》3682卷两种；而实录则自《高祖实录》至《武宗实录》，共25部。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在唐朝形成传统，此后成为定制，直至明清。《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唐代史家所撰国史有：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史》80卷，吴兢撰《唐书》100卷，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唐书》130卷，亦作《国史》106卷、113卷。这是在不同时期，经过许多史家撰写、续作的不同稿本。唐代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代历史留下了极宝贵的手资料。其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等所撰《顺宗实录》了。它们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早的起居注和实录。
　　唐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重视谱牒和礼书，是这个时代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特点。唐代谱牒之学承魏晋南北朝之余绪，亦曾盛行一时，谱学家代有其人，官私谱牒屡有制作，成为唐代史学上一重要现象。私家撰述，姑且不论。官修谱牒，其荦荦大者有：《氏族志》100卷，唐太宗时高士廉、岑文本等撰；《姓氏录》200卷，唐高宗时孔志约、杨仁卿等撰；《姓族系录》200卷，唐玄宗时柳冲、陆蒙先、徐坚、刘知幾等撰。这是盛唐时重要的3部全国总谱。其后还有：《百家类例》10卷，唐肃宗时贾至撰；《元和姓纂》10卷，唐宪宗时林宝撰：《皇室永泰谱》（一作《永泰新谱》《皇室新谱》）20卷，唐代宗时柳芳撰；《续皇室永泰谱》10卷，唐文宗时柳璟撰；《皇唐玉牒》110卷，唐文宗时李衢、林宝撰。这些书，尚存的仅《元和姓纂》。唐代重谱牒，郑樵有中肯的论断：“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通志·氏族略》序）可以认为，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唐代门阀政治的命运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礼书的撰述是同谱牒撰述相辅而行的。唐太宗时，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等撰《大唐仪礼》（即《贞观礼》）130篇，分吉、宾、军、嘉、凶、国恤6个部分。高宗时，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130卷，删去国恤，存五礼。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这是盛唐时期的3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通典·礼一》序）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晋书·礼志》序）；“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隋书·礼仪志》序）这是以“天意”的名义来“雕刻人理”、“增辉风俗”；而这“人理”、“风俗”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尊卑之殊”的等级秩序（《通典》卷59“男女婚嫁年几议”）。盛唐时期的3部礼书与3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出来，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10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30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30卷、《续曲台礼》30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于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新唐书·礼乐志》序）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隋唐皇朝时期，主要是唐皇朝时期，官修史书曾一度显示出人才上的优势、文献上的优势和组织工作上的优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后起的历代皇朝中，官修史书也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创造性终究是很有限的。史学的创造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学”的私家撰述来推动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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