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书剑兼修的一生酷爱阅读，其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读书之法给世人以深刻的启迪。著名党史专家陈晋根据研究的成果，生动讲述把书读活的故事，细致呈现阅读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中外典籍的心得体会，彰显了阅读对判断形势、制定政策、与人交流、表达心曲等的重要意义。全书内容丰富，事例典型，是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如何将书本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认识思想形成发展轨迹的经典读本。

陈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多年来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和当代理论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主要著述有《的文化性格》《的诗路与心路》《读札记》《文艺生涯》《阅读史》《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问答中国》《陈晋自选集》等十余部。担任《》《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独领风骚——诗人》《大国崛起》《筑梦路上》等多部大型电视文献片总撰稿。

《盛世危言》：把西方的东西引进中国 　

梁启超：“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天演论》《物种起源》：救亡图存的思想底色 　

陈独秀：思想界的明星 　

阅读百遍的经典“航标” 　

和梁漱溟的一场“思想遭遇战” 　

两本兵书：大军事战略家的成长助力 　

纪律是铁，上了列宁的书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探索我国经济建设规律 　

阅读国际材料可以把握国际局势 　

从三本回忆录看西方内部矛盾 　

晚年为什么关注拿破仑的战略失误 　

“四书”“五经”：那时候的书 　

读奇书，做奇男子 　

《老子》：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 　

《庄子》：浪漫主义的哲学思维 　

古代诗人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要懂马克思主义，就要读西方哲学 　

大错误都源于不懂辩证唯物论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思想上搞形而上学，政治上就犯错误 　

这个观点不必抄斯大林 　

《诗经》是“圣贤”发愤之作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 　

曹操：真男子，大手笔 　

李白的诗有奇异脱俗之气 　

写政治诗的杜甫 　

钻研韩愈文章，学会古文文体 　

要有刘禹锡的气概 　

爱搞点幻想的李贺 　

李商隐的诗可存疑 　

读宋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金戈铁马辛弃疾 　

《水浒传》：革命和建设的“工具书” 　

书剑兼修的一生酷爱阅读，其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读书之法给世人以深刻的启迪。著名党史专家陈晋根据研究的成果，生动讲述把书读活的故事，细致呈现阅读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中外典籍的心得体会，彰显了阅读对判断形势、制定政策、与人交流、表达心曲等的重要意义。全书内容丰富，事例典型，是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如何将书本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认识思想形成发展轨迹的经典读本。

陈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多年来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和当代理论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主要著述有《的文化性格》《的诗路与心路》《读札记》《文艺生涯》《阅读史》《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问答中国》《陈晋自选集》等十余部。担任《》《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独领风骚——诗人》《大国崛起》《筑梦路上》等多部大型电视文献片总撰稿。

要有不怕“鬼”的精神

清代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内容分三大类：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罪恶；讽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通过花妖狐鬼与人的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

这部小说的特点是，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并认为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之列，“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认为《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的例子，就是其中的《席方平》。《席方平》写席方平的父亲席廉得罪富豪羊某，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将席廉蹂躏而死。席方平代父申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收了羊某的贿赂，席方平不仅冤屈未伸，反遭种种毒刑。显然，这是直接影射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延安同鲁迅艺术学院学员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赞赏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使行刑的两个鬼大加钦佩，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的细节，还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

鬼魅志怪之作，也是来源于生活的。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广采素材来源进行加工，也是有依据的。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另据邹弢《三借庐笔谈》载，蒲松龄在写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由此可见，除了读《聊斋志异》外，还读了一些与这部小说有关的笔记书籍。

与《聊斋志异》的缘分，著名的就是讲“不怕鬼”和指导何其芳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一书。

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国务会议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讲道：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来了灵感，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成为他的语言素材：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

这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会议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

这是在郑重的会议上，次讲不怕鬼的故事。在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1959年5月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他们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对西藏问题及随之陡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的态度。在周恩来、陈毅讲得差不多的时候，说了一番话：“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在这次谈话中特别说道：“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他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

对自己提出的不怕鬼的话题，似乎特别感兴趣。4天后，5月10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谈到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问题时，说得很轻松：“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

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

其言下之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任何鬼都是可战胜的。

外宾中一个叫狄克曼的人接过了话头，指向了现实。他说：“波恩也有个鬼，我们不怕它。”

说道：“不怕鬼就好。如果以为怕鬼鬼就会退，那我就赞成鬼了。问题是越怕鬼，它越多。”

就是在这期间，提议编选一部《不怕鬼的故事》。他把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时任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呈送给，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不久，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出现了未预料到的事情，《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中断了。

1960年，指示何其芳把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让何其芳先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然后把这篇序言呈送给。看完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话中，说道：“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接着，举了《不怕鬼的故事》中收入的《宋定伯捉鬼》和《妖术》两篇故事为例。说完这两个故事，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将修改后的序言又寄给。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一大段话。此外，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的“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一段话后，加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时候，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961年1月23日下午，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何其芳临走时，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对序言的意见进行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1月24日一早，他让通信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给。当天，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不仅是以读者的身份介入，而且是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由谈《聊斋志异》而引发强调的“不怕鬼”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