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这10年，于我个人而言，从一名学生变为一位老师。如今教宪法课，讲台下已经是00后的新新一代。堂课我就讲，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颁行于1982年，而我自己，出生在80头，故而算是这部宪法的同龄人——我和我的宪法，都成长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如歌中所唱，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读一本书，尤其是以当代中国宪制为题的著述，不仅要关照作者个人的学术背景，还要走进其写作所处的历史行程。若如是观，则本书写作所历经的10年，从2010年到2020年，大致对应着我国现行宪法施行的第四个10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八二宪法”既已“三十而立”，那么讲述它的“而立”故事，就是我们这一辈宪法学者注定要承担起的任务。具体到本书的写作，从“方法篇”到“实践篇”，为什么要重新发现中国宪制，其何以必要，又如何可能，也都根源于“三十而立”的问题意识。

还记得当年吧，那段虽并不遥远，却恍如隔世的学术岁月。新世纪之初，宪法学界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失败论，“它没宪法”。齐玉苓案好像号角吹响，为中国宪法学送来了“宪法司法化”的先进理论，自此后，“学术洋务运动”浩浩荡荡，要替中国在“世界宪政体系”的版图上谋求一席之地，学者们打着“送法下乡”的旗号，但所做的不过是“教鱼游泳”而已，归根究底，这番欧风美雨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本书的写作，拒绝挟洋自重，在当时的环境内反而是反潮流的；人微言轻却非要逆流而动，后生难免心生惶恐，担心被打入另册，甚至被贴上某某“一小撮”的标签。但生于80后，写作在“八二宪法”“三十而立”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一辈无法继续视而不见，面对着“八二宪法”，困惑不可避免，但探索也责无旁贷。所谓重新发现中国宪制，要求我们思考：作为中国的宪法研究者，在研究我们的宪法时，我们要立足在何处，眼光要往哪里看，外向还是内转，瞻前抑或顾后？而在眼界廓定出视野之后，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在宪制研究的眼力界内，我们能发现什么？如果在观察上有所见，那么我们能否进而在理论上有所得？看见了，我们能否讲出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还是会因现存语料库的不适配而失语？关于上述疑惑，本书在“方法篇”谈了些主义，又在“实践篇”埋头扎根于三五道问题，若是要展示本书的理论贡献，也就在于这点微小的工作。

“继往以为序章”，是在书稿编定后，我经过反复斟酌所选定的书名。严格说，这六个字之于全书，多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它无法担当起整本书的理论主线，从始至终贯穿起各个章节。现在回头看，本书写作时，关于何谓宪制，我的理解大多是在空间/地理维度内展开的，研究案例各不相同，但宪制之用，却不离其宗：之所以要宪制，是为了实现寓多元于一体的政治统合，而在中国，宪制不仅有其需求，而且是必需的，宪制所规定的，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存在方式，是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之法。相较而言，宪制在时间/历史进程内的展开，也即政治是如何在立宪架构内起承转合的，并不是整本书的焦点所在。在动笔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只是到了将文章结集时，我才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简言之，宪制的时间性，于我而言，有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思考过程。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时间”？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秩序来说，“时间”都并不是简单的尺度、苍白的背景、空空如也的过程。当我们在讨论“时间”时，它不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当下过去，又一个当下随之而来，宪制就其生成而言，是延展在时间之流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都可以在其历史叙事中捕捉到它的时间韵律，都有自己的起承转合、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具体去分析，它们是各美其美的，并不是天下一家。比如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时间中，“新”与“旧”之间如何形成关联？“新”从何而来，“旧”何以告终？若聚焦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承转，正统叙事是如何讲述新旧之间的，究其主旨基调，是意在构建连续的继往开来，还是为了凸显断裂的破旧立新？以上所问，都属于国之大事，事关宪制根本，如要做历史性的决议，能下定论的唯有政治斗争及共识一途，无关乎学术争鸣。

以案说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序列中，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是以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起点——“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而要理解这一阶段同此前30年之间的关联，答案必定存在于新时期在其开启之初所做出的政治决议。也就是说，何以“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开放这条“新路”是如何打开的，改革者在一开始就要给出权威的说法。据此而论，什么所开创出的“新”，以及何为要革除的“旧”，原本就是一体两面，“新”和“旧”之间的故事如何讲，不可脱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叙述，若要找白纸黑字，那就是以政治共识所写就的历史决议，否定这个正统版本，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追根溯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前，“八二宪法”在后，没有1981年这份《决议》让“新”和“旧”各归其位，也就不会有作为历史新时期之根本法的1982年《宪法》。如此分析，也就在时间维度内见到了社会主义宪制的“中国特色”。

每一部宪法的背后，都有一篇史诗：书名以“时间”置换“空间”，就是为了申明宪制的时间生成或历史根据——没有空间维度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就可能陷入四分五裂，以至于“国将不国”；但政治若无法随着时间流变而走过自己的起承转合，宪法叙事在新旧是非的问题上总是众声喧哗，那么这样的共同体必定是苍白空洞的，它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共同体的存续也就不可脱离暴力和偶然。事实上，“八二宪法”的起草者比我们更明白历史之于宪制的意义，所以他们在序言开篇就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整部宪法的基调就在于此——历史·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