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巴拉莫(精)/鲁尔福三部曲

对胡安·鲁尔福的追忆
加西亚·马尔克斯

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兰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我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饮弹自杀的同一天到达墨西哥的——1961年7月2日，我不但没有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书，甚至没听说过他。这很奇怪。首先，在那个时候我对文坛动向十分了解，特别是对美洲小说。其次，我在墨西哥先接触到的人, 是和马努埃尔·巴尔巴查诺·彭斯一起在他位于科尔多瓦街上的德库拉城堡工作的作家, 以及由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主持的《新闻》文学增刊的编辑。他们当然都很熟悉胡安·鲁尔福。然而，至少六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起过他。这也许是因为胡安·鲁尔福与那些经典名家不同，他的作品流传很广，本人却很少被人谈论。
我当时与梅塞德斯以及还不到两岁的罗德里戈住在安祖雷斯殖民区雷南街一套没有电梯的公寓里。我们大卧室的地上有一个双人床垫，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个摇篮，客厅的桌子既是饭桌也是书桌，仅有的两把椅子用途更广。我们已经决定要留在这座城市，这城市虽大，却还保有人情味，空气也清新纯净，街道上还有缤纷夺目的花儿。但是，移民当局似乎没有分享我们的喜悦。有一半时间，我们都是在政府办事处的院子里排队，有时候还得冒着雨，而队伍却总不往前走。闲暇时，我便写些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在当时由马克斯·奥伯主持的大学电台播出。那些笔记太过直率，引得哥伦比亚大使打电话给电台提出了正式抗议。他认为，我的言论不是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而是抨击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马克斯·奥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我在六个月里找到的的糊口法子就这么完了。但是，事情正相反。
“我一直没时间听那个节目，”马克斯·奥伯对我说，“但如果它是像你们的大使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很好的。”
我当时三十二岁，在哥伦比亚当过很短时间的记者，刚刚在巴黎度过了很有用但也很艰苦的三年，又在纽约待了八个月，我想在墨西哥写电影剧本。那一时期墨西哥作家圈子与哥伦比亚的很像，我在这个圈子里十分自在。六年前，我出版了我的部小说《枯枝败叶》，还有三本尚未出版的书：大概在那时候于哥伦比亚面世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不久以后由文森特·罗霍请求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恶时辰》，以及故事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后这一本当时只有不完整的草稿，因为在我来墨西哥之前，阿尔瓦罗·穆蒂斯就已经将原稿借给我们尊敬的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而她把稿子弄丢了。之后，我重组
了所有的故事，由阿尔瓦罗·穆蒂斯请塞尔吉奥·加林多在维拉克鲁兹大学出版社出版。
因此，我是一个已写了五本不甚出名的书的作家。但是，我的问题不在于此，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前，我写作从不为成名，而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加爱我，这一点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我作为作家的问题是，在写过那些书以后，我觉得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我很熟悉那些本可能给我指明道路的或好或坏的作家，但我却觉得自己是在绕着同一点打转。我不认为我已才尽。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就在这时，阿尔瓦罗 · 穆蒂斯带着一包书大步登上七楼到我家，从一堆书中抽出小薄的一本，大笑着对我说：
“读读这玩意，妈的，学学吧！”
这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那天晚上，我将书读了两遍才睡下。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第二天，我读了《燃烧的原野》，它同样令我震撼。很久以后，在一家诊所的候诊室，我在一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另一篇结构纷乱的杰作：《玛蒂尔德·阿尔坎赫尔的遗产》。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当有人告诉卡洛斯·维罗，说我可以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时，我还没完全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其实，不只如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卡洛斯·维罗委托我将胡安·鲁尔福的另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这是我那时候没读过的故事：《金鸡》。文章是密密麻麻的十六页纸，薄纸，已快破成碎片了，由三台不同的打字机打成。即使没人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也能立刻感觉出来。这个故事的语言没有胡安·鲁尔福其他的作品那么细腻，也没有多少他独有的技巧手法，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却流露于字里行间。后来，卡洛斯·维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邀请我为根据《佩德罗·巴拉莫》改编的部电影进行一次检查与修改。
这两件工作的终结果远远谈不上好，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促使我更深刻地去了解一部我确信已比作者本人更熟悉的作品。说起作者本人，我是直到几年以后才认识他的。卡洛斯·维罗做了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将《佩德罗·巴拉莫》根据时间片段剪开来，再严格按照先后顺序重组成戏剧。作为纯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这很合理，可结果却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平板而凌乱。但是，这对让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鲁尔福的匠心独具很有帮助，也更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
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改编中有两个根本问题。个问题是名字。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主观，任何名字都与用这名字的人有某种相似，这一点在文学中比在现实生活中要明显得多。胡安·鲁尔福说过，或者有人让他这么说过，他是一边读着哈利斯科公墓里的碑文一边构思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比他书中的人名更恰当的专有名词了。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要找到一个与所饰演的人物名字毫无疑问地相契合的演员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它与前一个问题不可分割——是年龄。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鲁尔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龄。纳西索·科斯塔·罗斯不久前做过一次非凡的尝试，想确定《佩德罗·巴拉莫》中人物的年龄。纯粹出于诗意的直觉，我一直认为，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将苏萨娜·圣胡安带回他半月庄的广袤领土时，她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了。佩德罗·巴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其实，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这戏剧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美丽。科斯塔·罗斯为两人所设定的年龄与我所设想的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远。可是，这样的诗意和伟大在电影里是无法想象的。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老年人的恋情感动不了任何人。
这些珍贵的研究有个坏处，那就是，诗歌中的情理并不总是基于理性。某些事情发生的月份对分析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十分重要，但我怀疑他本人是否对这一点有所察觉。在诗歌中——《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歌——诗人运用月份来达意，却不顾时间上的精确性。不仅如此：许多时候，连月份、日期甚至年份都被改变了，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个不好听的韵脚或者同音重复，而没有想到那些变化可以促使评论家做出某种断然的结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月份与日期上，花也是一样。有些作家常用花朵，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的名字响亮，而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与地点和季节相符合。因此，在好书中看到开在海滩上的天竺葵和雪里的郁金香，都已不稀奇。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
我说这些，是因为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使我终于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因此，我写他，就必然会显得一切都像是在写我自己。现在，我还想说，为了写下这些简短的怀念之词，我又重读了整本书，我再次单纯地感受到了次读时的震撼。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为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来到小城科马拉，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好心的赶驴人指引我投宿爱杜薇海斯太太家——她似乎一早就在等待我的到来。村庄荒芜凋敝，却时常能听见擦地而行的脚步声、像蜂群一样压得紧紧的嗡嗡声，那里的生命好像在低声细语，随风荡漾……
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往日的科马拉渐渐浮现：佩德罗·巴拉莫幼年家道中落，靠着巧取豪夺一跃成为统治者，无恶不作。然而，他*承认的儿子坠马而亡，历经半生娶到的爱妻疯癫而死，他诅咒整个村庄，自己也在劫难逃……

胡安·鲁尔福
（1917—1986）墨西哥小说家，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却被众多作家奉为文学偶像。墨西哥国家文学奖、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语言学院院士。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
1917年，鲁尔福出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小镇。处女作刊发于自创杂志《美洲》，此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53年以《燃烧的原野》为题结集出版。
1955年，《佩德罗·巴拉莫》问世。小说不仅立意深刻，在艺术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小说之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1956年，鲁尔福回到首都写作商业电影脚本，此后不久《金鸡》完成。《金鸡》于1964年拍成电影，文本却直至1980年首次面世。
1986年，鲁尔福于墨西哥城逝世。

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加西亚·马尔克斯）
佩德罗·巴拉莫 
译后记

为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来到小城科马拉，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好心的赶驴人指引我投宿爱杜薇海斯太太家——她似乎一早就在等待我的到来。村庄荒芜凋敝，却时常能听见擦地而行的脚步声、像蜂群一样压得紧紧的嗡嗡声，那里的生命好像在低声细语，随风荡漾……
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往日的科马拉渐渐浮现：佩德罗·巴拉莫幼年家道中落，靠着巧取豪夺一跃成为统治者，无恶不作。然而，他*承认的儿子坠马而亡，历经半生娶到的爱妻疯癫而死，他诅咒整个村庄，自己也在劫难逃……

胡安·鲁尔福
（1917—1986）墨西哥小说家，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却被众多作家奉为文学偶像。墨西哥国家文学奖、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语言学院院士。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
1917年，鲁尔福出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小镇。处女作刊发于自创杂志《美洲》，此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53年以《燃烧的原野》为题结集出版。
1955年，《佩德罗·巴拉莫》问世。小说不仅立意深刻，在艺术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小说之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1956年，鲁尔福回到首都写作商业电影脚本，此后不久《金鸡》完成。《金鸡》于1964年拍成电影，文本却直至1980年首次面世。
1986年，鲁尔福于墨西哥城逝世。

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这是家母告诉我的。我向她保证，一旦她仙逝，我立即来看望他。我紧紧地握着她老人家的双手，表示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诺言。此时她已气息奄奄，我打算满足她的全部要求。“你一定要去看看他呀，”她叮嘱我说，“他时而叫这个名字，时而又那么称呼。我认为见到你他一定会高兴的。”我当时只能一个劲儿地对她说，我一定照她说的去办。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这同样的一句话，一直说到她的双手僵直，这才费劲地抽回我的两只手。
早先她也对我说过：
“你千万别去求他办什么事。不过，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该给我们的，你该向他要。他该给我的东西就从来没给过我……孩子，他早把我们给忘了。为此，你可得让他付出代价。”
“我一定照办，妈妈。”
然而，我一直没有打算兑现我的诺言。近日，不知怎的，我的幻想多起来了，头脑中老是爱想入非非，于是，在对一位名叫佩德罗·巴拉莫的先生，即我母亲的丈夫的期待中，我逐渐构想出了一个世界。正因为这样，我才上科马拉来。

那里正值酷暑，八月的风越刮越热，吹来阵阵毒气，夹带着石碱花的腐臭味。
道路崎岖不平，一会儿是上坡，一会儿是下坡。“道路随人来人往或起或伏，去者登坡，来者下坡。”
“您说山坡下面的那个村庄叫什么来着？”
“科马拉，先生。”
“您能肯定这是科马拉吗？”
“能，先生。”
“这儿的环境看起来为什么这样凄凉？”
“是因为年头久了，先生。”
往昔我是根据母亲对往事的回忆来想象这里的景况的。她在时异常思念故乡，终日长吁短叹。她总是忘不了科马拉，老是想回来看看，但终于未能成行。现在我替她了却心愿，来到这里。母亲的眼睛曾注视着这儿的景物，我将这双眼睛带来了，因为她给了我这双眼睛，让我看到：“一过洛斯科里莫脱斯隘口，眼前便呈现一派美景，碧绿的平原点缀着熟玉米的金黄色。从那儿就可以看见科马拉，它使大地泛出一片银白，在夜晚又将其照亮。”她当时说话的声音异常轻微，几乎都听不见，仿佛在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啊。
“如果方便问的话，请问您去科马拉干什么？”我听到有人在问我。
“去看我父亲。”我回答说。
“啊!”他说。
于是，我们又沉默了。
我们朝山坡下走去。我耳中响起驴子小跑时在山谷中传来的回声。八月的盛暑使人昏昏欲睡，我困倦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您上那里去，全村可要热闹热闹了，”我又听到走在我身边的那个人的声音，“这么多年没有人到这个村子里来，见到有人来，人们一定会高兴的。”
接着，他又说：
“不管您是谁，大伙儿见到您一定会兴高采烈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平原犹如一个雾气腾腾的透明湖泊。透过雾气，隐约可见灰色的地平线。远处群山连绵，远处便是遥远的天际了。
“如果方便问的话，请问令尊的模样是怎样的？”
“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他，”我对他说，“我只知道他叫佩德罗·巴拉莫。”
“啊，原来是他!”
“是的，我听说是这么称呼他的。”
我听见那赶驴人又“啊”了一声。
我是在洛斯恩谷恩德罗斯遇到他的，那是几条道路交会的地方。我在那里等了他一会儿，直到这人后总算出现了。
“您上哪儿去？”我问他。
“我下坡去，先生。”
“有个叫科马拉的地方，您知道吗？”
“我就是到那里去的。”
我就跟着他走了。起先我走在他的后面，总想跟上他的步伐。后来，他似乎觉察到我跟在他的后面，便有意放慢了脚步。接着，我俩离得是那么近，以至于肩膀都快靠在一起了。
“我也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他对我说。
一群乌鸦“哑——哑——哑——”地惊叫着掠过晴空。
翻过几座小山，地势越来越低。在山上走时还有阵阵热风，一到山下闷热得连一丝风也没有了。这里的万物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
“这里真热呀。”我说。
“对，不过，这点热算不了什么，”他回答我说，“请别烦躁。到了科马拉您会觉得更热的。那个地方好像搁在炭火上一样热，也仿佛就是地狱的门口。不瞒您说，即使这么热，那里的人死后来到地狱，还得回家拿条毯子呢。”
“您认识佩德罗·巴拉莫吗？”我问道。
我之所以敢向他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一丝信任的目光。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又追问了一句。
“是仇恨的化身!”他回答我说。
说完，他朝驴子挥了一鞭。这样做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它们趁着下坡，早已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了。
我此时感到放在我衬衣口袋中母亲的那张相片在我心口阵阵发热，她好像也在出汗。这是一张旧相片，四边已遭虫蛀，但这是我看到过的她仅有的一张相片。我是在厨房橱子里的一只砂锅中发现它的，砂锅里还有许多药草，有香水薄荷叶子，还有卡斯蒂利亚花和芸香树枝。之后我就将它珍藏在身边。这是她的一张相片。母亲生前一贯反对拍照。她常说，照相是一种巫术。说起来照相倒真有点像巫术。就拿她这张相片说吧，上面尽是针眼般的小洞，在她心口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洞，这洞大得可以伸进一个中指。
我这次带来的便是这张相片。我想，有了这张相片，对父亲承认我会有好处。
“您瞧，”赶驴人停下脚步对我说，“您见到了那个形状像猪尿脬的山丘了吗？半月庄就在这小山的后面。现在我转到这个方向来了。您看到前面那座小山的山峰了吗？请您好好看一看。现在我又转到另一个方向上来了。您看见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另一座山顶了吗？半月庄就在这座山上，占了整整的一座山。常言道，目之所及皆为此地。眼睛望得见的这整块土地都是佩德罗 · 巴拉莫的。虽说我俩都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的母亲都很穷，都是在一片破席子上生的我俩；可笑的是佩德罗·巴拉莫还亲自带我们去行了洗礼。您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记不清了。”
“妈的，见鬼了。”
“您说什么？”
“我说我们快到了，先生。”
“对，我已经看到了。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一只‘赶路忙’，先生。这是人们给这种鸟起的名字。”
“不，我问的是这个村庄，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仿佛被人们遗弃了一般。看来这个村子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不是看来，这村庄确实无人居住。”
“那么，佩德罗·巴拉莫也不住在这里吗？”
“佩德罗·巴拉莫已死了好多年了。”

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哪种特点我不熟悉。
——加西亚·马尔克斯

《佩德罗·巴拉莫》是西班牙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好的小说之一。
——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