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名家名译本国际大师插图（全2册）

章 我生下来了

在我自己的传记中，做主角的究竟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本书应当加以表明。我的传记应当从我的生活开端说起，我记得（据我听说，也相信），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间十二点钟。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考虑到我下生的日子和时辰，保姆和邻居一些识多见广的太太们说（她们在无从与我会面的几个月前就聚精会神地注意我了），，我是注定一生不幸的；第二，我有眼能见鬼的特禀：她们相信，这两种天赋是与星期五夜半后一两点钟内降生的一切不幸的男女婴儿分不开的。

关于点，我用不着在这里说什么，因为那预言结果是被证实了呢，还是否定了呢，没有比我的经历更能表明的了。关于本问题的第二项，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婴儿时期就已丢光那一份遗产，那就是我还不曾承受到呢。但是我若被夺去这份财产，我一点也不怨恨；假如任何别人正在享受它，我衷心欢迎他加以保有。

我带着一层胎膜降生，这一张胎膜，以十五基尼的低价，在报纸上登广告出卖。是那时航海的人们缺少钱呢，还是缺少信仰而宁愿穿软木衫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与证券经纪业有关的辩护士递过的价：两镑现款，余数用葡萄酒补足，宁愿放弃不沉水的保证，也不肯加一点价。结果广告撤回，广告费完全损失了——谈到葡萄酒，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自己那时也有葡萄酒出卖呢——十年以后，那个胎膜由当地五十个人抽彩，每人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出五先令。我自己也在场，像那样处置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记得，我觉得很不安，很难堪。我记得，那个胎膜由一个带提篮的老太太抽到手，她很勉强地从篮子里拿出规定的五先令，都是半便士的铜币，还短少两个半便士——虽然用了一大段时间和一大篇算学向她证明这一点，但是并未发生任何效果。后来她并不曾被水淹死，却以九十二岁的高龄意气扬扬地死在床上，这故事将成为那一带长久不忘的奇闻了。我已经听说，她一生的夸口就是，除了过桥，她生平从来不曾到过水上；在喝茶的时候（茶是她嗜好的），对于胆敢“游荡”世界的水手们和别的人们的罪过，她一贯地表示愤慨。对她说明，有一些享受品（茶大概也在内）从这种讨厌的行为得来是没有效果的。她总归更用力更自信地说：“我们不需要游荡。”

我自己现时也不要游荡了，我要转回来，从我的出生写起。

我生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或如苏格兰人所说，“在那块儿”。我是一个遗腹子。对于现世界的光明，我父亲的眼睛闭上了六个月以后，我的眼睛就睁开了。即使在现时，一想到他从来不曾见过我，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觉得更加奇怪的，是我儿时对于墓地里他那白色墓石所起的幼稚的联想，是当我们的小客厅被火炉和蜡烛烘暖照亮，而我们家的门却把它关锁在外面时（我有时简直觉得残忍），我对于黑夜中独自躺在那里的它所感到的无限的同情。

我父亲的一个姨母，因而是我的姨婆（我后面还要谈到她），乃是我们家中主要的大人物。特洛乌德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于这可怕的人物的惧心，敢于提到她的时候（那是不常有的），总称她为贝西小姐——曾经嫁过一个比她年纪轻的丈夫。他是很俊秀的，倘非如俗语所说，“美貌在于美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在争论日常饮食时，他甚至鲁莽到想把她抛出三层楼的窗子。这些脾气不投的事实，使得贝西小姐给他一笔钱，双方同意分居了。他带着他的资本去了印度。据我们家中一种荒诞的传说，一次有人见他在那里跟一个大狒狒骑在一头象上；但是我想，那应当是一个贵人，或是一个公主。不拘怎样吧，在十年以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到家中。我姨婆听了这些消息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分居以后，她立刻恢复了做女儿时的名字，在遥远的海边的小村中买了一间小屋，带着一个仆人住在那里做独身女人，大家都知道，她此后决心度与世隔绝的生活了。

我相信，我父亲一度是她所宠爱的人，但是他的婚事非常伤了她的心，因为她说我母亲是一个“蜡娃娃”。她不曾见过我母亲，但是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西小姐再也不曾见过面。在他结婚的时候，他两倍于我母亲的年纪，体质也不大好。他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在我来到世界上的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重大的要紧的（请恕我这样说）星期五的下午的情形。所以我不能说，在那时我已经知道情形怎样，或对下面的事有根据自己官觉的任何记忆。

我母亲正坐在火炉旁，身体软弱，精神萎靡，含着泪看火，对自己和那无父的小陌生人感到绝望。楼上抽屉中大量预言针早已把那个小人儿欢迎到世界上来，这个世界对于他的来临是一点也不惊奇的。在那明朗的有风的三月的下午，如上面所说，我母亲正坐在火炉旁，很怯弱，很忧愁，很怀疑能否度得过面前的难关，当她擦干了眼睛抬起头来望着对面的窗子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就有了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那是贝西小姐。落日在花园篱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闪光，她摆着别人不能有的恶狠狠硬邦邦的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门前。

当她来到宅前时，她又一次地证明了来的正是她本人。我父亲时常表示，她的行径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这时，她不牵铃，一直过来张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压到那样的程度，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时常说，有一个时候她的鼻子尖变得完全平而且白了。

她使我母亲吃了一惊，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得力于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慌得离开椅子，走进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缓缓地若有所寻地张望那个房间，从对面开始，移动她的眼睛，像荷兰钟上萨拉辛的头一般，终于移到我母亲的身上。这时她皱了一下眉头，像惯于教人服从的人那样，对我母亲作了一个姿势，教她来开门。我母亲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猜。”贝西小姐说道，那加重的语音大概是指我母亲的丧服以及她的生理状态。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

“特洛乌德小姐，”来客说道，“大概你已经听人说起过她了，我猜？”

我母亲回答说，她有过那样的荣幸。她有一种不快意的感觉，没有表现出那是一种非常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道。我母亲低下了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从里边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好房间的火炉未生火——实际上，从我父亲出殡的时候起就不曾生过；当她们两个都坐下来时，贝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白费力来按捺自己，随后就哭起来了。

“，得啦，得啦，得啦！”贝西小姐连忙说道，“不要那样！好啦，好啦！”

但是我母亲忍不住，她一直哭到尽了兴才算完。

“摘下你的帽子来，孩子，”贝西小姐说道，“让我看看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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